信仰与欢娱:徽州忠义神崇拜的形成与发展——以汪王神、世忠庙神、双忠庙神为中心

徽州忠义神信仰是其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带有儒家价值观的神灵崇拜,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长期而漫长的过程。从现实人物到忠义神灵,从小范围的民间祭祀到整个徽州的信仰活动,忠义神信仰发生了量到质的蜕变,这些变化离不开民众和政府的双向推动,而徽州社会对忠义神信仰的实践也构成了其独特的民间信仰图景。

徐懋庸前后期杂文创作比较

徐懋庸的杂文创作主要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其前期的杂文作品以鲁迅为指引,以“左联”为依托,题材丰富,言辞犀利,通俗易懂;其后期的杂文集思辨性、形象性和战斗性于一体,在继承前期风格的基础上又有所改变和发展,即除了讽刺社会黑暗面之外,加入了对社会光明面的歌颂,提高了杂文的社会功用性,其杂文对人民大众的关怀与同情,也展现出杂文人民性的一面;艺术上,徐懋庸后期杂文具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特质,表现为对事物的分析更加深刻。此外,徐懋庸以自身创作实绩延续并发展了“鲁迅风”杂文,使其在新中国初期摆脱了消亡的危机,并重新焕发生机。

“反激”的对流:《幸福的家庭》、《理想的伴侣》比较论

鲁迅《幸福的家庭》作为对许钦文的《理想的伴侣》的拟写给当时相当年青的许钦文是一个巨大的激励和提升。但平心而论,《理想的伴侣》中也确有其可观之处,从而形成了二者的"反激"的对流,这两篇小说中的对流、交叉、契合与差异,无论在叙事技艺上,还是在意义营造上都有值得重新探究之处。

文化认同与社会控制:以明清鄱阳湖区许真君信仰为例

文化认同与社会控制是中国民间信仰功能的重要体现,许真君信仰始于晋,历经南北朝、唐宋至明清时期,许真君信仰不是消沉而是呈现高涨,俨然成为全国性的民间信仰神灵。许真君信仰历千百年而兴盛,究其原委主要是广大民众对许真君文化认同的因素,在此文化认同的背景下潜移默化地转向为地方社会控制的影响力,教化百姓,慰藉民心,促进地方经济,稳定地方社会。

海外新儒家视野中的荀学——以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为中心

海外新儒家从不同视野对荀学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尤其是在中西比较文化视野中,对荀学进行价值重构和意义转换。然而,由于视心性之学为中国文化本原,推崇孔孟为儒学正宗,使得他们对荀学有着强烈的门户之见,从而致使其荀学研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

四部分类法起源于荀勖说新证

梁代《魏中经》已佚,阮孝绪述郑默编撰《中经》,所依据的史传没有明言其分类法。郑默校书时主其事者为虞松,处于魏末各项制度"不得妄有改革"之时,不可能改变旧的分类法。晋武帝分秘书图籍为甲乙丙丁四部,使秘书郎四人各掌一部,这可以作为四部分类法起源于荀勖说的新证据。

许逊传说的符号叙事学解读

凡是千古不磨的民间传说,其中必定蕴藏着地域文化的精华与智慧。饱受洪涝之苦的历史事实,导致许逊降服孽龙的民间传说在鄱阳湖流域长期讲述。水体涨落激发的生态敏感与自然敬畏,使水患在人们的想象中化作一条兴风作浪的孽龙,孽龙最后的束手就擒反映了赣人战胜自然灾害的强烈愿望。江西为人杰地灵之邦,涌现过许多彪炳千古的人物,但最终竟然是许逊这位外省籍人士赢得了民间百姓的永远纪念,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伏波安澜在水患频仍的江西乃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许逊的"铁柱镇蛟"实际上是启迪人们植树造林,用扎入地下的草木根须来涵蓄水源保育土壤,其谶语"天下大乱,此地无忧"意为广种树木之后,江西将具有旱涝保收的地区竞争优势,而"北沙高过肩,城里出神仙"则指出"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救"。总而言之,许逊传说提示与自然博弈应怀敬畏、尊重与怜惜之心,以自然力量相互制约方为正道。

宋明地方志与南昌地区许逊信仰的变迁

在今江西南昌地区许逊信仰的历史变迁中,道教内外人士都对许逊形象进行过多重塑造,使其兼具道教与民间祠神的色彩。其间,除了《道藏》材料,宋明地方志起到独特作用。一方面,宋明方志在与许逊相关记载方面表现出的序列变化,与唐宋以来道教人士对许逊形象的重塑以及宋元净明道的发展同步;另一方面,由于唐宋时期的《图经》成为地方神祇进入祀典、走向合法化的重要载体,地方志又以儒家传统经典为收纳祠神的标准,这些影响到了明代南昌地区许逊形象的转变。通过明代地方志的再次塑造,许逊从一位斩蛟水神、道教真君、净明道祖师进而演变为一位符合儒家祭祀经典要求、有功于地方社会的福主,进入地方祀典。

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鲁迅《影的告别》破解

“形”暗示许广平 ,“影”暗示诗人自己。“影”和“形”的关系 ,显示了诗人恋爱中沉重的自卑感。全诗表现了面对汹涌的爱情湍流 ,诗人灵魂里极度的矛盾、痛苦。

鲁迅的信念系统与知识系统论

鲁迅的信念系统由原型信念、模型信念和德性信念构成。这些信念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与创造性品格。鲁迅的知识系统由经验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构成。这些知识都具有实践性的特点与价值化的倾向。正是这些具有特色的信念系统与知识系统,为鲁迅的文学、思想及文化的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鲁迅关于人道主义的信念与知识

鲁迅的人道主义信念,主要是属于道德层面的信念,这些信念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内向型的人道主义信念,其基本内容是强调自我的人道主义修养;一种是外向型的人道主义信念,其基本内容是强调尊重人的各种合理的权利,反对各种不合理、对社会的发展与人自身的完善没有积极意义的权利。而鲁迅所信奉的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人道主义信念,由于它们都能被事实或理论逻辑验证,因此,都具有知识,特别是理论知识的属性。不仅如此,鲁迅的内向型与外向型的人道主义信念,还具有丰富既往人道主义学说的意义与价值。

灵济道派的源起、形成与演变探究

依据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以明代一个较有影响但学术界尚缺乏系统研究的的道派——灵济道派为研究对象,厘清灵济道派的源起与形成、发展、衰落的基本史实过程,梳理灵济道派的历史脉络及其现状。指出:灵济道派是明代一个以灵济真君为主要崇拜对象、以灵济宫为主要活动场所的道派,它源于五代宋元时期闽人对二徐真人的信仰,形成于明永乐年间,成化年间发展到鼎盛,之后逐渐衰落并流入民间,至今在福建民间仍有一定的影响。

荀勖《中经新簿》是有叙录的吗?

荀勖《中经新簿》"但录题",是指其仅详载每部书的篇目,而没有介绍作者、评价图书的叙录。《皇览簿》一书因为篇目众多,而在《中经新簿》中单独分为一卷。"荀勖《中经新簿》是有叙录的"这一说法,出于对史料的多种误解,不能成立。

杂糅的信仰与情感世界——清初上海的天主教文人许缵曾再论

通过材料考证和文本细读,对清初上海的天主教文人许缵曾的思想、信仰与情感世界作了较为深入的解释和探讨,同时也基于此对陈垣、方豪两大家的看法有所匡正。文章认为,许缵曾是上海著名天主教世家的第二代教徒,相比于其祖辈,其内心世界已很少"两头蛇"的紧张,也不复有对天主教"惟一真道"的执着,故相应增加了对别种教派的宽容,其人生指南往往是由多种价值理念和宗教关怀杂糅而成。天主教的本真蕴含逐渐消融在固有文化的血脉之中,必须将其置于生平、家世、事功及其人际脉络诸重透镜之下方能予以辨析。这种信仰生活的内涵嬗替,在明清天主教世家的后代身上有相当普遍的表现。

《荀子》“虚壹而静”说续辨

《荀子·解蔽》中"虚壹而静"的释读,是荀子道论、解蔽论等领域的研究中所无法避免的基础问题。前贤对此多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在"壹"字的义释上。考虑到"虚壹而静"为"求道"的方法,《解蔽》以"壹则尽"将其法与"道"普遍与整全的属性相衔接,以及篇文各处相关的例证与陈述,"壹"释为"统壹"或更为允当。于是"虚壹而静"的涵义,则可释为不以既有知识妨碍新知的汲取;面对所收集的诸多知识,能理清其间关系,使之成一体系;以及在此收集、整理的过程中,保持思虑的清醒。立基于"虚壹而静"的涵义,即可进一步发现《荀子》道论、解蔽论等与认知相关的领域上诸多尚未受到足够关注的特征。

启示“虚无体验” 邀约“战士”人生——论鲁迅杂文蕴含的生命信仰路标

以"批判—解构"为显在话语特征的鲁迅杂文具有内在的、富于整体性的意义建构体系。对现代生命信仰境界的持续冀望,对生存虚无的反复透视、解构,是鲁迅杂文着力建构的深度意义体系。鲁迅杂文中隐含着相当明晰的生命信仰"路标":启示"虚无体验"、呼吁"虚无超越"、邀约"战士"人生。

中医、西医与病人——中西医论战下的疫病书写

近代传染病学引发了社会观念的全面变革,对细菌的恐惧成为现代国家社会动员的心理基础。而在中国,细菌环伺的恐惧与列强环伺的恐惧巧妙地结合起来,成为新文化知识分子在科学主义正当性之下,不遗余力批判中医的情感动力。本文以中西医论战为背景,以新文学创作中的急性传染病书写为中心,通过对陈大悲、孙伏园、鲁迅、叶圣陶、王鲁彦、许钦文等人相关事件的分析和文本的细读,揭示启蒙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的微妙张力在新文学作品中制造的缝隙,同时也呈现传统医学的近代境遇,为从知识角度反思新文学提供个案。

启示信仰与解构虚无——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鲁迅杂文

以"批判—解构"为显在话语特征的鲁迅杂文具有其内在的意义建构。在存在主义视野下,对现代生命信仰境界的持续冀望,对生存虚无的反复透视、解构是鲁迅杂文着力建构的深度意义体系。

鲁迅青年观的嬗变及其对《两地书》创作的影响

鲁迅一贯无私地爱护和帮助青年,勤于奖掖,甘于牺牲,但其1926年至1927年致许广平的原信中,却有大量对青年进行批判和贬斥的语句。这些语句在写进《两地书》时几乎都被扩增和强化,其批评的程度加剧,披露的细节更多,谴责的语气变强。此种变化一方面是鲁迅"进化论"观念的"瓦解"而非"轰毁",因为鲁迅写原信时并没有对青年"无条件地敬畏",创作《两地书》时更是不再秉持"幼者本位"的思想,不再坚信"青年必胜于老年",他对青年群体是辩证分析、区别对待的;另一方面是鲁迅于20世纪30年代初笃信"梯子之论",以被踩踏、被利用、被抛弃的梯子自比,对青年群体逐渐抱有私心重、城府深的负面印象,这种青年观念使他在《两地书》创作中论及青年时心存芥蒂,因此言辞激烈。

从《两地书》看鲁迅许广平对真爱的呼唤

从《两地书》中,我们可以找到鲁迅和许广平爱情婚姻生活的脉络,倾听到他们对真爱的呼唤与回应,寻见那洋溢着他们在"携手共艰危"的战斗生活中产生的"以沫相濡"的诚挚爱情,以及"革命的爱在大众"的爱情理念时刻显示着博大的人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