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点校疑误

本文就点校本《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存在的标点疑误、史实校勘、排印等方面的错误进行商榷、勘正。

陈汉章批校本《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考述

陈汉章是近代著名经史学家,一生著作等身,遍及四部。批校本《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上有陈先生大量批校语。文章对其批校语略加考述分析。

毕沅《续资治通鉴》考辨

乾嘉之际,经史考证之学蔚为学术潮流,一时名儒硕彦多有专精之作。在此潮流之下,儒臣毕沅以其自身的学术素养,依凭一批学有专长的幕客,致力于经史之学的编纂与张扬。其中,《续资治通鉴》煌煌巨帙的结撰,一方面彰显出毕沅诸人努力之所获,另一方面则反映出史学在乾嘉之际的学术走向。然而,由于官场的风波,毕沅未能将此书尽付剞劂,即赍志而殁。这一变故,遂使《续资治通鉴》的卷数、版本等问题留下了诸多歧异。本文通过对与此相关问题的梳理考辨,一则尽可能澄清歧异产生的致因,一则藉此彰显毕沅主持经营是书之艰辛及价值,以期对史学在乾嘉之际的走向与成就有进一步的认识。

《续资治通鉴长编》辨误三则--基于《韩治墓志铭》所作的考辨

通过出土的李回《韩治墓志铭》,能纠正《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三则错误记载,由此体现了出土墓志对传世文献的补证意义。

《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考异

《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的清代钞本以及由钞本而生的目前通行本皆源自于1257年庐陵刊本。但庐陵本并非杨仲良编纂的原始蜀本。对原始蜀本的书名、成书时间、体例及性质进行了研究,并对庐陵本的编辑者有意模糊庐陵本与原始蜀本的密切关系进行了探讨。

毕沅主编《续资治通鉴》的史学成就

《续资治通鉴》是清代乾隆时期著名的经史学者毕沅及其与府下幕宾所修。该书史料丰富,内容全面,考异详备,体现毕沅治史态度的严谨客观,以及史学思想上的开拓性和时代感。《续鉴》是诸续《通鉴》书中的佼佼者,在乾嘉时期私人系统性史著的稀缺之际,尤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明代思想家史学家陈建研究述评

陈建是明中后期著名的理学家和史学家,历史文献中对其记载比较零散。近代以来,史学界对陈建的研究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从零星到系统的发展过程,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与深化。众多的研究者和丰硕的成果使得陈建及其作品的价值逐渐被人们认可。但这些研究成果与陈建学术价值本身相比仍相对薄弱,尤其对《治安要议》的研究还是空白,尚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和深入。

《续资治通鉴长编》考释一则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中国古代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鸿篇巨著,是一部公认的史学典范之作,在中国史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声誉。但是李焘著述《续资治通鉴长编》时因种种条件的限制,书中讹误之处难免。就三处疑误之处略陈薄见,以期能够对研读和运用《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学者提供借鉴。

《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地名讹误考辨

南宋后期由刘时举编纂的《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一书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南宋中兴四朝历史。该书的高、孝两朝部分基本脱胎于《中兴两朝编年纲目》。文章对两书文本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讹误颇多,尤以地名致误为甚,有音近而误、字形相近而误、所据史料来源有误。通过对两书地名特别是同误的地名研究,既可纠正文本的错误,亦可作为进一步研究两部史书的内在关系的一个佐证。

《宋太宗实录》与《长编·太宗朝》殊异考

《宋太宗实录》(以下简称《实录》)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太宗朝,虽同为记载太宗一朝历史,但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对两书的殊异进行研究发现:一是编撰内容不同,尤其是对重要事件的记载不同;二是编撰者思想倾向不同,《实录》维护太宗、真宗皇帝的正统性,而《长编》李焘的思想倾向相对中立、客观;三是史料价值不同,《实录》的史料价值主要在于原始性,《长编》的史料价值在于繁复和考异。因此,两书可以相互补阙证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