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编年考

杜诗《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旧有开元二十九年(741)说与天宝八载(749)说,前者误将洛阳积善坊、北邙山的两处玄元皇帝庙混为一处;后者所依据的“五圣”一词,本是唐代公文中的习语,并不具备严格的时间效力。根据诗中“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的历史本事,并结合杜甫参加洛阳府试的经历,此诗更可能作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初冬。另外,《宋本杜工部集》将此诗编次在近体诗的首章,似乎也验证了这一推断。在这一新的时间定位下,我们也可以站在旧有“讽颂”视野之外,看到杜甫早年对政治事业的期盼向往之情。

肃宗朝政局纷争与李杜的悲剧命运

李白、杜甫是唐代最负盛名的诗人。安史之乱爆发,李杜抱着辅佐明主、救济苍生的崇高理想,追求建功立业、扫平世乱,却因无意之中介入肃宗朝最高权力之争,分别遭到贬谪弃置、牢狱之祸,酿成他们生命的悲剧结局。这件事彻底暴露了封建专制制度摧残人才的本质。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孝经》西夏译本考

黑水城出土的夏译《孝经》写本今藏英、俄两国,分别译自唐玄宗李隆基注《孝经》和北宋吕惠卿著《孝经传》。通过对英藏本进行释读,比对俄藏本,发现两个译本行文差别巨大,当出自不同译者之手。根据两者翻译方法的不同,可以推断英藏本的译出时间要早于俄藏本。

唐玄宗时期的音乐与政治关系刍论

唐玄宗既是唐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史料对于唐玄宗朝音乐活动的记载显示出玄宗之好乐与唐王朝的政治兴衰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音乐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对于进一步深入了解唐玄宗时期音乐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论高力士在盛唐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高力士是唐玄宗时期的著名宦官 ,是坚定的皇权维护者 ,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杰出的时代弄潮儿 ,对于开元、天宝盛世的形成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因而受到玄宗以及姚崇、张说等同时代人的敬重。可是 ,由于他是宦官 ,因而死后受到历代史家们的非议。今天 ,我们应该站在历史辩证法的客观立场 ,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一生的功过是非 。

宣宗孙皇后与明朝中叶政治

在明代史籍中 ,对宣宗孙皇后多有褒词。其实 ,这些记载多属不实之词 ,需予以澄清。孙皇后在明代中叶政治中所起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三方面 :其一 ,孙皇后在宣德时期争金宝 ,废元后 ,变乱宫闱 ,促使明朝政治由清明向腐败转变 ;其二 ,孙皇后在正统“土木之变”时期 ,阻挠成阝王朱祁钰即位 ,影响抗击瓦剌入侵准备工作正常进行 ;其三 ,孙皇后在“夺门之变”这个导致明朝倒退的宫廷政变中起了消极的作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孙皇后在明朝由强盛走向衰落的历史转变中 。

唐玄宗《孝经御注》的内容特点——兼与郑注、孔传比较

唐玄宗《孝经御注》是唐以后中国历史上最通行的《孝经》注本。与玄宗时代以前最流行、最权威的《孝经郑氏解》、《古文孝经孔传》相比较,玄宗《御注》体现出三个明显的特点:行文风格精练、平实、明白易懂;在学术质量上,博采前代旧注之长,超拔众家;在思想内容上,紧密联系现实,充分贯彻教化天下的精神。这些特点是玄宗《御注》能取代往代一切旧注,成为后世最主要《孝经》注本的重要原因。

“安史之乱”爆发原因再探

“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以往有昏君奸臣说、外重内轻说,有各种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总爆发说等等。笔者认为“安史之乱”的爆发还有其政治学上的原因,比如权力的变更等。虽然“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状况反差极大,却并不排除一些偶然因素,诸如人事的变更等等在起作用。

论唐代的文献辨伪与官方学术——以《孝经》孔、郑注真伪之辩为中心

《孝经》孔、郑注,在流传过程中有失体统,自南朝以来,代有学者不断论争。开元初政,唐玄宗有感于《孝经》师说纷纭,颇不利于弘扬"孝道"的现实,命臣僚论辩《孝经》孔、郑注的真伪、优劣。刘知幾、司马贞等人,各抒己见而莫衷一是。唐玄宗基于不纠结于"小疵"而发挥"异说",不纠缠于"门派"而弘扬"大义"的考虑,诏令搁置真伪之论而并立学官,从而在推进经术统一、"以孝治国"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高力士外传》史料价值述评

《高力士外传》乃作者得高力士口述亲历旧事而撰成,其中载述玄宗朝史事,始自开元后期,迄于高力士贬死黔中,内容多有关涉朝政大事者,且详述细节言辞。经过与现存的唐代史籍逐一比对印证,完全证明了其中记载的真实与可信,它是研治唐史(玄宗朝)的第一手资料。

高力士若干事迹考证

高力士是唐代历史上一位带有悲剧色彩且甚为知名的人物。在他七十三年的人生经历中,既有少年和晚年刻骨铭心的痛苦,也有青壮年时权倾朝野的辉煌。当今出版的辞书和学者所撰文章,把高力士的生年定为公元684年者非常多,但是,这一说法很不准确。究其原因,是因为《新唐书.高力士传》中记述,高力士逝世唐代宗宝应元年(762),时年七十九岁。根据《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兼内侍监上柱国齐国公赠扬州大都督高公(力士)墓志铭并序》中高力士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八月八日终于朗州龙兴寺,逝世时七十三岁记载,确定高力士的生年应为公元690年。

再谈历史上唯一的状元驸马——郑颢

郑颢对科举的实施、发展与完善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积极进取,敢于直言,不随波逐流,然而也有袒护自己亲戚的不足。他虽然很不情愿当驸马,但是与宣宗的关系却很亲密,宣宗也很器重他。他跟公主有矛盾时,宣宗总是责备公主,宣宗去世,他极为悲痛。他有两个儿子,长子乃公主所生,次子是否公主所生未见记载,都是遗腹子,他也许并不是这两个孩子的生父。

《文选》情赋单独立类的原因及其特征

情赋是以男女恋情为题材的赋作。诗体特有的抒情性不便于情类的单设。《文选》选赋单设情类并仅取《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和《洛神赋》4篇,与抒情小赋的蓬勃发展、南朝重情的时代风尚、赋体的流俗性和萧统宗经与新变相结合的文学观念密切相关。

《惜抱轩书录》与姚鼐的学术倾向

《惜抱轩书录》为清代著名学者姚鼐所撰的四库提要初稿集,从其提要稿被《四库全书总目》采弃的情况中能充分地看出,姚鼐与当时的《四库全书总目》总纂官在学术观点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清代的汉宋学术之争由此可见一斑。

“剪截”史书:古代总集的录文方式之一——以《文选》为例的论述

总集及《文选》录入作品的途径并非单一,还有从史书"剪截"一途,或"剪截"出可独立成篇的作品,或一并"剪截"出作品及对作品的介绍以成一篇。如此"剪截"的理论依据即是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谓的"别裁",其心理依据是读者对"知人论世"的需求。

论唐玄宗《孝经御注》的内容特点——兼与郑注、孔传比较

唐玄宗《孝经御注》是唐以后中国历史上最通行的《孝经》注本。与玄宗时代以前最流行、最权威的《孝经郑氏解》、《古文孝经孔传》相比较,玄宗《御注》体现出三个明显的特点:行文风格精炼、平实、明白易懂;在学术质量上,博采前代旧注之长,超拔众家;在思想内容上,紧密联系现实,充分贯彻教化天下的精神。这些特点是玄宗《御注》能取代往代一切旧注,成为后世最主要《孝经》注本的重要原因。

唐宣宗“大中政治”述评

历来史家对"大中政治"评价较高,或称之为"大中之治"。不过详细考察大中政局,实际上只是唐宣宗凭借超强的个人能力,勉强维持统治而已,对当时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则视而不见,或者是故意回避。因此,宣宗死后,被掩盖的矛盾立即爆发,迄于唐亡。

开元初期玄宗对唐前期政治的反思

认为"开元之治"的形成与唐玄宗注重政治思想与制度建设,善于总结唐前期政治思想与执政实践的经验教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开元初期,玄宗对唐王朝开国以来的政治思想及其实践活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探索,扬弃"则天故事",继承"贞观故事",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并重新确立了新的秩序。

《文选》编纂三题考论

《文选》编纂中存在较多疑难问题。本文选取其中《文选》乃据前贤总集的再选本、《文选》的选文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瀚藻"释义做出专门辨析,认为:《文选》乃据前贤总集的再选本之说恐难成立,而挚虞《文章流别集》等前贤总集是《文选》编者可资利用的重要来源;《文选》只选富有辞采的单篇作品,同时受制于编者的文学思想,以及历代作品的复杂面貌;"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瀚藻"二句应从史学角度考虑,其大意可理解为通过精思熟虑,文采斐然地纪事褒贬。

论开元音乐教育及其与官学的关系

唐玄宗作为一个热爱音乐的最高统治者,他的个人爱好带动了音乐教育的发展。将九部乐、十部乐改为坐、立部伎的做法,客观上促进了乐工、乐伎、音声人及俳优艺人的技术水平;“选坐部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创造了更好的训练学习条件;让俗乐脱离雅乐的限制,为俗乐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又在宫外古都理设教坊,培养音乐后备人才。开元音乐教育得益于官学,又受制于官学,在音乐教育和经学教育两者的目的中,前者是为统治者个人。而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客观地看待当时的音乐教育的话,它确实是我国历史上音乐教育的一次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