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熙载视角分析苏轼和王安石的一场论辩——兼谈苏王之辩对应用文写作的当代启示

1069年,苏轼与王安石为科举考试这一'经国之大业'展开了一场辩论,影响后世800多年。虽然没有直接交锋,但是其中的成败得失,对于今人研究应用文写作,和向深处探究应用文的本源问题,以及从清代学者刘熙载所谓'取法'和'立处'的研究视角去探究应用文写作者应有的学养,颇具启发和借鉴意义。应用文写作者不但需注意读者对象,要有'读者意识',而且需深入探究如何取法以构建学养根基;应用文写作者不但要有对文章的整体把控能力,更要有以人为本的问题意识,立处要稳。

朱子《学校贡举私议》述评

宋代新儒学是"明体达用之学",由范仲淹、胡瑗开其端,而二程、朱熹等承其续。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突出了理学家对"义利之辨"的重视,但这并非朱子的完整教育思想。朱子晚年所作《学校贡举私议》,除重视"德行"科外,又分设"诸经、子、史、时务"等科,并批评了当时科举取士的种种弊端,这是其教育思想的完整表达。元代以后的科举制,可以说正是朱子所批评的对象。而在中国近代的学制改革中,胡瑗的教学之法和朱子的《学校贡举私议》曾起了促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