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孔子弟子博弈之成果——兼谈战国后期儒家八派之争及荀卿的态度

在《论语》形成过程中,孔子不同弟子及后学发挥了不同作用,围绕儒家领导权和《论语》阐释权,孔子弟子及后学在战国末期发生过激烈斗争。美国学者Bruce Brooks和Teako Btooks认为《论语》不是一次性短期成书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层累地形成的。在《论语》中,有孔子弟子及后学的篡改和删削的痕迹,也有弟子之间相互倾轧的某些信息。本文在此基础上对孔门四科十哲与曾参和儒家八派的关系做了清理,对荀卿敌视子思孟轲派和子张子夏子游三派的原因做了分析。最后批评了对待《论语》的三种不负责任的看法,提倡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

荀卿在赋体文学史中地位的再检讨

荀卿是最早写赋的人之一。赋体文学史中,荀卿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始终是个备受关注的问题。班固以来,由于“尊经崇儒”观念的影响,人们一直把荀卿奉为赋体之祖。至清代,又有学者提出南、北赋论,认为荀卿开北赋一派。此外,荀卿还被认为是最早“以赋名篇”的人。但事实上,荀卿应是在入楚后受楚风影响才作赋,其时已晚于宋玉、更晚于屈原,其赋难以独立为北赋一体,其人也不可视为赋体之祖。

鲁迅与《时事新报·青光》

鲁迅一生与现代报刊关系密切,他不仅投身于创办或编辑进步刊物,也关注保守落后报刊上的言论。鲁迅曾为陶元庆画展撰文,文章后载《时事新报》的副刊《青光》,该刊上的言论多不为鲁迅赞同,他晚年创作时将此刊文字妙手剪裁,或讽或谑,既成一文。《青光》成为了鲁迅重要的反面信息来源之处。本文试图梳理分析鲁迅与《青光》的关系,彰显其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价值。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撰写方式

《孟子荀卿列传》是《史记》中写法非常独特的一篇人物传记。它不是以记写人物的生平事迹为主,而是以人物为媒介,从而达到记写历史、抒发感慨、发表议论之目的。具体来看,其具有以人为引连缀历史、以次衬主显示态度、以议代叙表现思想等方式。

荀子生平事迹新考

"叙述荀子生平"一事,始终要靠当代学者对历史资料的诠释和建构故事的一种"构想力"。在文献资料非常限制之情况下,勾勒出荀子的生平大概如下:荀子大约在公元前316年出生于赵国。他年轻时曾到齐国,当时应是15岁左右。荀子在稷下学宫研瓒到30岁左右,燕国战胜齐国迫使荀子离开齐都临淄,并在前286年到前278年间居留于楚国。后来秦军攻进楚国都郢城,齐襄王夺回临淄的事件让荀子回到稷下学宫,在这时期三度被任命为祭酒。在前265年,赵国由孝成王继位,应侯范雎在秦国掌政,荀子应该在这一年到前262年之间曾拜见他们以及秦昭王,此时也是秦赵争霸最后交锋的前夕。256年楚国灭鲁,荀子接受楚国春申君的邀请,接任兰陵令。我们无法确定前238年他被解任前是否曾一度离职赴赵国,但他在卸任后继续居住在兰陵直到去世。如果说荀子是在前237到前235年间去世的话,他的年纪应该是70岁后半到80岁。

荀子姓名新考——对传统避讳说的重新考察

荀子常见的两个称呼是荀卿和孙卿,传统避讳说认为汉人为避汉宣帝刘询讳故改荀为孙。清代以来,对此说提出质疑并产生3种新观点,一是认为荀、孙是单纯的音同通用关系,二是认为荀、孙都是姓氏,战国之后混用,三是认为荀子本姓孙,荀是司马迁据其乡音所改。此3种说法都有其困难和偏颇处。通过研究荀卿、孙卿两个称呼在汉人文献中的使用情况,发现荀子本称荀卿,是刘向校书时为避讳改为孙卿,东汉初的学者多袭用此称,东汉中后期学者又自觉改孙卿为荀卿。最后考察了荀子名字的卿、况二字,认为并不是一为名一为字,而只是音近通用关系。

世界史视野下的“明清学”倡导者李洵先生

李洵先生是我国明清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很早便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明清史研究体系,并在后来的研究中,不断实践、丰富、发展。先生的明清史研究,从近代世界的全局出发,打破断代的局限,将明、清两朝视作一个整体的时代,审视其社会形态、发展阶段、重大转变与历史影响。先生晚年在为研究生讲授课程中,进一步对自己的研究进行了理论升华,这尤其体现在《中国的明清时代》一文之中。本文从研习该文出发,结合先生的生平著述,初步揭示先生从世界史的视野下,推动“明清学”整体研究的学术思想。

论清初云南汛塘制度的形成及特点

明代中后期镇戍制下汛地概念的出现，云南交通沿线哨戍的广泛存在，为清代云南绿营兵汛塘分防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全国绿营兵建立后即分汛设塘的史实、云南部分府州县志对清初汛塘设置的记录以及当时方志对汛塘情况“疏虞”不载的特点看，云南汛塘制度于清初即已形成；与云南统治形势相适应，清初云南汛塘制度显现出汛塘兵丁不多、设置内重外轻两大特点。

《官场现形记》与晚清“新政”及鲁迅的误解

鲁迅对《官场现形记》创作意图及主题判断是有误的,小说并非因庚子事变的刺激为迎合"时人嗜好"满足于"谴责"———"谩骂"而作,而是起因于1903年李伯元及中国社会经历了对晚清"新政"由满怀希望到彻底失望,旨在揭露"新政"腐败的根源和真相。它集中描写晚清"新政上谕"发布后,中国专制政体与国际化市场相结合,导致官员权力与金钱贪欲的无限制结合,以至权力和人格商业化,使官场腐败像瘟疫一样漫延的种种现象,揭露专制政体是"新政"腐败的总根源和"伪改革"的原因,呼应了唤起人们认清"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的政治启蒙目的。

《孟子正义》:新疏家模范作品

焦循的《孟子正义》是清代第一部用一家之注的新疏,也是清代本赵注《孟子》仅存的一部新疏。于赵岐《孟子章句》,一申其义,二补其注,三正其误,四存其疑。申赵而不盲从；补赵盖属必要之处；正在要处,正之有据；不能断其是者,存疑待考,学风可推,乃清代“新疏家模范作品”。

清代前期康区塘汛的设置及其作用与影响

清代前期是清王朝实现对西藏统治的重要时期。随着清朝治藏政策的不断调整与完善,沟通西藏与内地、贯穿康区的川藏线沿途塘汛,经历了由临时设置、初步确定到趋于完备的过程。康区塘汛的设置有其重要的作用与影响:进一步强化清朝对西藏地区的统治,使得大批汉族人深入康区,开辟了汉藏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通道,促进了汉藏民族的融合与文化互动。

再评张勋复辟中的倪嗣冲

有关对张勋复辟过程中倪嗣冲的评价,学术界有褒有贬,整体上是贬大于褒。倪嗣冲积极参与了张勋复辟的整个过程,不仅参加了张勋召集的徐州会议,而且与段祺瑞、张勋、清室复辟派等保持了密切交往,但是在关键时刻弃暗投明、倒戈相向。整体上看,倪嗣冲在这一过程中功大于过,为粉碎复辟、捍卫民国发挥了积极作用。

清末民初的历史语境与鲁迅的翻译取向

救亡与启蒙是清末民初最显在的时代特质,对域外文化与文学的翻译也服膺这一宏大背景。作为现代文学奠基人的鲁迅同时亦是一位重要的翻译家。而从鲁迅的翻译取向来看,主要围绕以下几点展开:一是汲取西方优秀的文化和文学范型,为救亡启蒙服务,并促进国家民族的觉醒;二是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更新和现代转型提供异域参照;三是以比较的眼光和宽广的胸怀参与世界文学的建构,以增进各国文学之间的学习和交流。

从《恒训》看鲁迅故家的败落——兼析鲁迅与祖父周福清的关系

《恒训》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贿考案被判"斩监候"后在杭州狱中写的一篇家训,原训文稿已佚,现有鲁迅抄录的稿本存世。鲁迅对祖父贿考案一事有一种痛定思痛的隐痛,因此,在离开绍兴的时候,鲁迅有意识地消除了祖父在家庭中的其他遗物,却保留了自己手抄的《恒训》稿。《恒训》不仅是了解鲁迅故家败落的一份原始资料,而且也是解读鲁迅与祖父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文物参照。

《史记》述墨新论

现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关于墨子的记述存在诸多疑点,其中最突出的当属不提"兼爱",原因可能有三种,一是司马迁认为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尚不充分而慎语阙言;二是主、客观方面的多重因素导致有所隐没;三是流传过程中的人为删削使然。

鲁迅的辛亥记忆

在和前人研究成果对话的基础上,回到历史现场,追寻鲁迅辛亥记忆中不变的核心意象,并探索其中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变动的叙述焦点。参看时代之潮中,鲁迅以辛亥为时空坐标下的自我建构。

《荀子》文献与荀卿思想的关系探析

首先阐述《荀子》的成书、编辑以及流传;其次,则针对《荀子》是否能代表荀卿本人思想这个问题之五种观点,比较评述其得失。并不再赘述文本流传的文献学上的问题;而是由思想史的观点,试图阐述刘向、杨倞等人之编纂所带来的思想意义。另外,有鉴于中文学界对《荀子》版本流传至日本之后的过程较不太熟悉的情形,故本文也将叙述《荀子》"台州刊本"东传之后,直到1884年黎庶昌将之重刊于《古逸丛书》的过程。

焦循《孟子正义》的疏证特色

焦循的《孟子正义》是清代第一部用一家之注的新疏,也是清代本赵注《孟子》仅存的一部新疏。于赵注,申、补、正、存,实事求是,不墨守唐宋旧疏“疏不破注”的成法,“于赵氏之说或有所疑,不惜驳破以相规正”,尽显清学特色。广考博征,融会贯通,精审独到,乃清代“新疏家模范作品”。

鲁迅与清代狭邪小说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通过历史考证和文本分析,考评了清代狭邪小说的艺术渊源、发展阶段、内容及艺术特点,很多观点至今仍泽被后人。但鲁迅的狭邪小说观还具有局限性,他对狭邪小说的滥觞之作、成因、阶段性变化原因及使用方言写作等问题的论述都不尽如人意。

试论焦循的“扬花抑雅”

焦循被阮元誉为"扬州通儒",在经、史、子、集等研究方面均有建树,其《剧说》、《花部农谭》等曲学论述,是清代戏曲评论的力作。对焦循戏曲理论主张和价值的研究,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国古典戏曲,尤其是花部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