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中医杨骏从气机升降论治反流性食管炎经验

名中医杨骏认为反流性食管炎病位在胃与食管,病机重点在于脾胃气机升降失调,引起胃气上逆而发为吐酸、呕逆诸症。临证时注重调和脏腑气机升降,首重和降胃气,同时肃降肺气、交通心肾,肝肺、心肾枢机通利,助脾胃枢机健运,共奏和胃降逆之功,并配合中药以期标本兼顾。现将杨师诊治反流性食管炎的经验作如下总结,以飨同道。

杨骏针药联合治疗干燥综合征经验撷要

目的:总结概括全国名老中医杨骏教授治疗干燥综合征(Sjogren syndrome,SS)的临床经验。方法:通过多部古籍的综合分析和门诊的跟诊学习思考,记录总结杨骏教授治疗SS的诊治经验。结果:杨师从事中医工作近40余年的生涯中,在SS的治疗过程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临床经验。结论:杨师针药结合治疗SS疗效显著,其诊疗思想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学习和探索,以资同业。

郑用锡诗文的易学渊源

以清代台湾郑用锡的诗文集为个案,通过文献考据的方法,分析郑用锡诗文的易学渊源。研究表明,郑用锡诗文中的易学思想主要渊源于宋代易学,直接受邵雍观物论的影响。杨浚对《北郭园全集》的润饰,仅在表层上凸显了郑用锡与邵雍之间的关联,不足以改变两者作品内质原本相近的客观事实。

杨骏教授针灸治疗周围性面瘫经验特色

[目的]介绍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杨骏教授针灸治疗周围性面瘫的思路和经验。[方法]通过跟师学习,回顾性整理杨骏教授临床病案资料、主编书稿、文章等,研究其学术观点,总结杨骏教授针灸治疗面瘫病的诊治思想和临床经验,并举验案佐证。[结果]杨骏教授针灸治疗周围性面瘫是在中医整体观指导下,结合当代医学科学研究,形成以"针、灸、导引"为一体的临床诊疗思路。其临床治疗周围性面瘫病特色主要为:面瘫辨证、经络为主,分期论治、对证施法,导引吐纳、舒筋理气血等。验之临床,常获良效。[结论]杨教授临床治疗面瘫病综合考虑面瘫疾病发病、发展进程中的各个因素及特点,形成其特有的辨病与辨证结合的诊治思想,具有一定的临床疗效,其诊治方法值得学习。

哈尔滨市大气中PM_(10)、PM_(2.5)质量浓度及金属离子分析

对哈尔滨市大气环境中的PM10、PM2.5进行了采集,并对质量浓度及离子成分进行了分析。实验结果表明,两种颗粒物均呈现了先减小后增大的特征,最高值出现在1月,质量浓度分别是178.85、130.10μg/m^3,PM10在1、2、3、4、11、12月均超标,而PM2.5质量浓度则高出欧盟标准（15μg/m^3）的2-8倍,另外,离子总质量浓度在8月达到了最低值,分别是42.73μg/m^3和25.3μg/m^3.PM10和PM2。5中离子成分占颗粒物总质量的比例均表现为中间高两边低的特点,最高含量出现在7月份,分别为67.7%和68.4%。根据相关系数的判别原则,PM10中表现为高度负相关的离子是Ca^2＋和F^-、Ca^2＋和SO4^2＋、Ca^2＋和NO3^-;表现为高度正相关的离子是K^＋和Mg^2＋、K^＋和Cl^-、M^2＋和Cl^-、F^-和SO4^2＋、F^-和NO3^-、SO4^2＋和NO3^-,说明上述离子间有相似的污染来源。PM2.5中表现为高度正相关的离子是K^＋和Cl^-、K^＋和SO4^2＋、K^＋和NO3^-、Mg^2＋和SO4^2＋、F^-和NO3^-、SO4^2＋和NO3^-,与PM10中离子相关性规律不同。

杨骏教授临床灸法经验撷英

[目的]总结杨骏教授关于灸法与临证经验。[方法]通过对杨骏教授著作、论文的研究,聆听教诲,典型医案的收集、整理,以及临证思路、辨证规律的探究,总结其灸法的临证经验。[结果]在临床上,杨骏教授重视灸法理论和实践,认为灸法的作用机理在于平衡人体阴阳,并认为热症贵灸。在灸法临证经验上,杨师根据辨病与辨证的结合,选用相应的艾灸方法,如压灸、隔姜灸等,取得显著的临床疗效,所举的案例也效果满意。[结论]杨师灸法理论功底深厚,临证经验丰富,值得传承与推广。

杨骏从肾论治足跟痛经验举隅

杨骏认为肾精亏虚、筋骨失其濡养为足跟痛的主因,外邪乘虚侵入患部则为本病诱因。治宜补肾强骨,佐以温行气血。对于此疾,杨骏在学习中医经典古籍的基础上,结合自身30年的临床经验,形成以"从肾论治"为治疗原则的诊疗思路,此法于临床中屡获奇效。

对杨兆鋆关于“双曲线焦点位置作图问题”的研究

京师同文馆的数学教育在清末数学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客观评价京师同文馆的数学教育离不开对其学生的考察.为此,探讨了其培养出的学生杨兆鋆在双曲线焦点位置作图问题方面的工作,指出杨氏在此方面的工作是以清末中算家李善兰为代表的对圆锥曲线研究重要方向的继承和发展.杨氏此方面的工作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数学传入后对当时中国数学界的一些影响.

杨兆鋆“平圆容切”问题研究

目的对京师同文馆毕业生杨兆鋆(1854—?)的数学成就做出评价。方法历史文献考证和分析。结果杨兆鋆在“平圆容切”方面的工作,是在吸收和消化《几何原本》中相关知识的情况下,以欧氏几何做图方法研究圆之间相切问题的典型代表。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工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结论杨氏的工作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数学传入后对当时中国数学界的一些影响。

杨骏基于“通督调神”思想治疗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的临床经验采撷

杨骏教授在临证中尤重通督调神学术发展思想,认为许多脑部系统疾病的根本原因在于"髓海不足,神机失守",在治疗中善用"通督调神"思想,通过通调督脉,使脑髓通达,神机复用,促进气血的正常运行,使疾病向愈。该文旨在从"通督调神"理论探讨杨骏教授治疗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的临床经验。

《春秋》书名语源考

《春秋》书名语源,有从春夏秋冬中节取春秋二字的"错举说",有保持传统仍称一年为春秋的"传统说"。考三代历法,夏有冬夏而无春秋,商有春秋而无冬夏,周因夏商而置四时。三族之中,商人是最早使用成熟文字,最有文化,最早有典册的民族,周初鲁国史官当由商人担任,故其著史书,当因商人历法传统而名《春秋》,后孔子、墨子、左丘明等东鲁儒生,均因商人历法传统和鲁《春秋》历史传统,袭用旧名。"春秋"成为史书通名,虽与孔子《春秋》、左氏《春秋》有关,更与鲁《春秋》、商人历法传统和历史传统乃至整个殷商民族的先进文化密切相关。

杨兆鋆“三角测量术”推广的研究

京师同文馆的数学教育在清末数学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客观评价京师同文馆的数学教育离不开对其学生的考察.京师同文馆的学生杨兆鋆利用四面体理论推广了传统的"三角测量术",他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数学传入后对当时中国数学界的影响.

杨伯峻《论语译注》义理商榷

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成书五十余年来,以其平实晓畅而广布天下,但是其中义理犹有未妥处,故集其疑误十七则,予以商榷。

《史记·商君列传》中的儒法纠葛

《史记·商君列传》生动地记载商鞅变法的经过,也表达了司马迁对商鞅变法的评价。秦自商鞅变法后,一直以商君之法治国,所以司马迁对奠定秦并六国基础的商君变法的评价,一定会受到变法后秦国统治的成败影响,司马迁不但是以史学家的角度,而且是以经学家的角度,把追求王道政治的实现作为评判标准。就叙述者的角度、立场而言,《商君列传》是反秦反法家时代的产物,但又不能不承认其贡献,因此在《商君列传》中,可以读出儒法对抗的纠葛。

“游目汉庭中”:陶渊明与扬雄之关系发微——以《饮酒》其五为中心

陶渊明《饮酒》其五"问君何能尔"句前人多有误读。本诗的"君"字乃是对汉代之新圣扬雄的尊称,全诗乃是借扬雄以自况。这首诗集文化的深厚、哲理的凝重、思想的深淳和情韵的生动等种种艺术特色于一身,以短短五十字的篇幅而成为中国古典诗史中的绝唱。如果我们确定一个包含语言艺术的创造力、思想旨趣的丰富性、远离实际政治或置身于当代行政体制之外的纯粹个体的独立自由精神、对后人文学创作和审美趣味的影响力等四方面要素的综合性的评估标准的话,那么,在华夏古国辉煌灿烂的文学史上是没有另外一首诗能够与之匹敌的。

《商君书》文学观念探微

《商君书》体现的文学观念代表了商鞅对文学的基本认识。商鞅的文学观念是在批判儒家思想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包括对儒家文化典籍的否定,对以儒家文化典籍为范本的文学传播活动和文学接受活动的否定。它忽视了儒家文化对社会伦理和人文道德精神的塑造作用,具有其片面性。然而它客观上促使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与政治分离,向抒情和娱乐等其他方向寻求发展。

暴君隋炀帝评价的论辨——关于暴君之暴的政治分析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隋炀帝的评价众说纷纭。国内外学界提出了为炀帝翻案摘掉暴君帽子的新观点。实际上,隋炀帝大兴工役要创不世功业,虽然不是昏君;但是好大喜功超越历史限度,虐用民力,不尊重子民最起码的生存权,以苛政、急政形成系统的大规模暴政,成为千古暴君。

杨廷筠矛盾思想的成因及其评价

杨廷筠矛盾思想的成因有两个:一个是他对儒家思想的保留,一个是他的"大同"理论。为了将天主教思想整合进儒家思想体系,杨廷筠提出了"大同"说。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他的"合儒"、"补儒"观念。然而,大同说本身存在着矛盾,这最终使其"补儒"之愿望成为了"弃儒"之结果。杨氏的个案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差异很大的不同文化可以相互理解,但很难相融。

杨廷筠入教的原因和过程

杨廷筠加入天主教有个复杂的过程。儒家思想的熏陶,形成他最初的道德生命的精神品质。当发现儒家思想在满足他的道德追求方面有着某种局限性时,继而向佛家学说求助。而佛家学说的伪超越性也难以让他完全接受。最终,他的目光停在了刚刚传入的天主教思想上,经过一番穷究和辨析,他接受了天主教。

商鞅礼乐批判观的价值反思

商鞅通过引入“礼法以时而定”这一价值相对论原则,解构了传统礼乐思想在秦国思想领域的绝对性与权威性。但由于商鞅弃绝了传统礼乐与神圣价值的象征关联,有关礼乐思想的辩证探讨逐渐被政治法权所具有的绝对力量所取代。在这种思想的转化中,商鞅的乐论思想变得异常极端。反思商鞅的礼乐批判观,可以看出礼乐思想与刑法思想只有在辩难中承认彼此的价值分歧并以神圣价值作为终极目标,才能客观公允地面对各自的问题并以超越的视角突破当下的生存困惑,这既是对现实处境的有效回应,也是对人性向善品质的葆守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