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薛伯寿和合之养生防病学术思想窥探

国医大师薛伯寿临证60余载,学术底蕴扎实,其和合学术思想在养生防病领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指出不少疾病的核心病机乃是形神失和。形不和则气血失调,神不和则五脏不安,而和合状态是机体生命的最佳稳态。临证诊疗中常溯本求源,合其不和,尤重养生防病,常从饮食、情志、运动多方面给予患者综合指导,旨在形神同调,以致心身和合,百病不生。其自创的“修养四心饮”是和合养生思想的重要体现,值得进一步推广与应用。

以语用修辞失误自戕的杨修

基于小说《三国演义》的杨修案例,以语用修辞原则、语用修辞分析模式分析杨修之死,认为杨修死于其言行的语用修辞失误;发现杨修案例多属修辞语用标记凸显和社会语用标记凸显,前者表现出语用修辞高效,后者则表现出语用修辞(连环)失误;认为杨修一般遵守了准则2(满足信息差需要)、准则3(真实可信)、准则5(清晰明了)、准则7(幽默、生动等)、准则8(足量的言语行为),但违反了准则1(达意达旨)、准则4(考虑身份、关系等)、准则6(文明礼貌价值),在杨修的社会语用语境中,杨修遵守的准则不及他违反的准则凸显,终招致杀身之祸。

欧阳修客者形象的流变及其思想意蕴

欧阳修作为北宋文坛领袖,屡遭贬谪,颠沛流离间常以“客者”自喻。以欧阳修诗中的“客者”形象为切入点,联系诗人心境并结合身世经历,发掘欧阳修诗中不同阶段的形象特征,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阐发欧阳修“孤客”“迁客”与“行客”三个自我形象的流变。进而解析欧阳修的三种客者形象所发挥的自我疏解作用,并探寻诗人由理想向现实折衷的心理发展过程。

“道德”与“有情”:从《水浒传》到《石秀》

施蛰存的历史小说《石秀》,运用精神分析法对传统文本进行了现代性反叛,解构了传统文本中的儒家礼教和伦理道德,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开山辟疆的作用。《水浒传》中石秀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智勇双全的英雄好汉,是“忠义”伦理道德的捍卫者。而施蛰存以“俄狄浦斯情结”来构建石秀形象,使其对义嫂产生不伦之恋,给予这种隐秘情欲以正当性、合理性,并不作善恶道德评价,是对复杂人性的展示和深挖。《水浒传》将潘巧云贬低、丑化为恶毒淫妇,是“贞节”伦理道德的背叛者,而《石秀》中潘巧云是热情爽朗、多情风流的美艳妇人,并体现出都市新女性的特质。《水浒传》中杨雄护兄弟,斩淫妇,是“忠义”伦理道德的践行者,而《石秀》却凸显杨雄杀妻的盲从和麻木,以此揭露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桎梏和扭曲。从《水浒传》到《石秀》单一的道德文本位移为丰富的人性文本,以三种形态展示了“有情”与“道德”的激烈冲撞下复杂多样的人性,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超越古代小说单一、道德化的人物塑形去建构人性。

说欧阳修的正统论思想

欧阳修以“居正”和“一统”作为判定“正统”标准的思想,是在批判“五德终始”说的基础上,以《春秋公羊传》为理论依据,带上宋学的特征。其“绝统”概念的提出,则是受到了韩愈道统“绝统”说的启发。

论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宋诗的奠基

考察北宋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历程,梳理韩诗与欧诗的艺术关系,揭示出欧诗承韩有学韩、似韩与变韩三个时期,其关键在于对“以文为诗”的标举与承传创变。欧阳修的尊韩、学韩确立了韩愈诗歌在北宋的诗学典范地位,他在模仿研习韩诗基础上的“变韩”为自家诗的独创新意奠定了基础,学韩而不觉其为韩的创新精神是他接受韩诗、领导诗歌革新的真精神所在。比较韩、欧诗歌的不同可见,欧诗“变韩”之处主要表现在诗歌题材的日常生活化与文人化、议论说理的凝练精警与理性色彩、谋篇布局的疏荡章法与铺叙笔法等方面。此外,欧阳修还以平易细密扬弃了韩诗的过分奇险拗峭。欧诗承韩这一接受现象对创立有宋一代新诗风具有深远的诗学意义。欧阳修承上启下,是杜、韩与苏、黄之间的重要艺术中介,其接受韩诗之意义就在于对宋诗风格的形成起奠基性的作用。

太平天国政治的“儒家化”轨迹

太平天国激进的文化政策,极大疏远了他们与恪守儒教精神的中国农业社会的关系。但在太平天国政治史上,其实隐存着一条儒家化倾向的政治轨迹。这一"儒家化"政治轨迹,起始于杨秀清的"儒家化"思路,成熟于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而只有到钟良相的"濮院仁政",才真正实现了儒家理想的"仁政"。太平天国政治的儒家化轨迹,不仅是一条世俗化道路,也是一条理性的、良性的政治发展道路。

论太平天国运动初期的洪、杨矛盾

洪秀全和杨秀清不仅在定都南京以后矛盾尖锐,而且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也进行了一系列争夺权力的矛盾斗争。在此过程中,冯云山是洪秀全的同盟者,萧朝贵是杨秀清的同盟者。洪、杨双方均利用了太平天国所尊奉的拜上帝教,使之成为与对方进行争夺的得力手段。杨秀清在权力争夺中处于攻势,而洪秀全则处于守势。洪、杨二人的个性特点也对双方的矛盾斗争起到了激化作用。

欧阳修与佛教——兼论欧阳修佛教观特质及其对北宋儒学的影响

欧阳修对佛教的理解是表层的;欧阳修评论佛教的基调是批判的;欧阳修排佛立场是终其一生的;欧阳修佛教观具有“本位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大特点;在欧阳修所制定的消解佛教的策略中,不仅使佛教获得了养息的机会,而且使儒学得到了伸展的空间,从而为佛、儒关系在宋代的展开创造了条件。

论欧阳修对唐人“小说”之学的重建

自班固《汉志》建立"小说"之学,确立了"小道"的学术性核心特征,直至唐人撰修《隋志》时,虽然"小说"创作出现了较为显著的文学色彩,但其理论构建层面未发生重要变化。欧阳修撰修《崇文总目》与《新唐书》,在将部分"杂传"作品界定为"小说"类所作的持续努力,使"小说"从一种没有固定表述体式的学术之说,逐渐转变成一种具有显著文学特征的叙事性文体。在传统"小说"观念向近现代"小说"观念转变的过程中,欧阳修为"小说"引入"杂传"的书写体式,确立"小说"的独立文体位置,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太平天国早期萧朝贵与杨秀清关系考辨

"天兄"代言人萧朝贵与"天父"代言人杨秀清之间并非纯粹的同盟、挚友,两人在合作共事的背后,隐藏着鲜为人知的矛盾。在太平天国的孕育期,"天兄"曾通过揽权、培植私党、代理首辅,试图创造超越"天父"权威的神话。在金田团营的关键时刻,萧朝贵还利用直接命令、诋毁中伤、孤立压制等手段欲使病重的杨秀清脱离上帝会的权力核心,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天兄"(萧朝贵)与"天父"(杨秀清)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对手、仇敌,两者微妙的政治、宗教关系以及太平天国生存的主客观环境,都决定了萧朝贵的"夺权"仅是一股无法逾越地表的政治暗潮。

宋代《诗经》学的两种主要方法及关系

宋代《诗经》学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在解经方法上形成了鲜明特色和关键突破,即重视文本的"因文见义"与主张古今人情事理相通的"以今论古",对两宋《诗经》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基者是欧阳修。这两种方法相辅相成,不能截然分开。它们共同为形成衡量汉唐、裁夺义理、熔铸新解的宋代《诗经》学新风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在《诗经》学及《诗经》学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探讨宋代经学的方法革新也不无启示。

欧阳修《诗本义》与《易童子问》经学阐释比较

《诗本义》与《易童子问》是欧阳修经学的代表作,他在这两部著作中的经学阐释同中有异。从阐释目的来说,欧阳修主张抓住"大本",但具体在《诗本义》与《易童子问》中,"大本"的含义存在差异。欧阳修的经学以"人情"为其阐释根据,但对于"情"的理解在此二书中也存在差异。欧阳修常将经学著作看成一个自足的文本,从文本的文意、文理、文风等角度去判断其真伪,表达自己的理解。对于《周易》文本,他常从其文本的合逻辑性出发,而《诗经》研究中他主要从文学性与逻辑性两个角度去考察。他的经学阐释没有采用逐字逐句的解释经文的模式,而是运用了一种论辩、答问的方式展开。

杨秀清职爵衔考释

杨秀清是太平天国的重要领导人物 ,在他的生前死后 ,或得加官进爵 ,或得追封头衔 ,使其职爵衔由初期的 7个字发展到中期的 1 9个字 ,直至死后追封到 41个字。这些不同时期的头衔各有内涵 ,它既反映出杨秀清地位的变化 ,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太平天国历史的变化 ,对其细加考释 ,有助于加深对太平天国历史的理解。

“杨萧三谕”与《讨粤匪檄》比较论

太平天国起义挥军北进途中,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的名义,发布《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上帝子女中国人民谕》;而曾国藩练成湘军"建旗东征"伊始,则发布《讨粤匪檄》。这是敌对双方的战斗宣言,同时也是社会动员文告,各自在宣明政治立场特别是对清朝态度的同时,也表现出所持的特定文化基调。比较分析之下,由此既可见其政治上的截然对立,也可见其文化上"显异"的背后,又有"夷夏之辨"基点理据上的"隐同"之处,更可进而体察双方策略立意上的高下反差,而这不失为制约其成败得失的重要因素。

艳冶风情天与措——浅议“情有所钟”的欧阳修词

欧阳修自谓"情之所钟",这个"情"不只是儿女情,而是"与物有情",以多情之心体验生活,感受生命跳动的节律。欧阳修的词深化了表现儿女情愁的传统题材,还表达了对人生有限的无尽思考和对朋友亲人、自然山水的无限深情,流露出厚重的、发人深思的自觉的生命意识。欧阳修在创作实践上已经在无意识中逐渐模糊了词与诗、文的界限,为苏轼"以诗为词",在词坛上指出向上一路奠定了基础。

有力之强:论欧阳修集古的物质基础

以集古为代表的收藏活动是北宋文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欧阳修开一代收藏风气之先,其物质生活是其收藏活动的坚实基础。欧阳修少孤家境贫寒,收集碑碣源于幼年纸笔匮乏的心理缺失,而他庆历五年开始大规模集古则直接源于他此年俸禄收入的首次倍增,且长期执政的丰厚收入支撑了漫长的集古活动;同时,宦游各地的经历和文坛宗主的影响力也是集古的重要人力基础;此外,欧阳修讳言"有力"的行为呈现出他集古背后的焦虑感。

成大器者,常为第一——从《曹操与杨修》看尚长荣艺术价值

尚长荣主演的《曹操与杨修》20年来久演不衰,在新时期戏曲发展中占有历史性的领军地位,也标志了尚长荣艺术的确立。在该剧中,尚长荣第一次对曹操进行了人物重塑,并以此典型、集中地体现了新时期戏曲发展中对人性的开掘与剖示;也全新的以曹操形象,第一次构筑起超越铜锤、架子两门抱的全能型和性格化的新净行艺术,再次揭示了传统持续生长的规律。在这些"第一"之中,都蕴含了某种普遍的意义。

论蒙元初期的正统论

与两宋、金代相比,蒙元初期正统论明显有新的突破。一是突破了传统夷夏之防的藩篱,为元末修辽宋金三史确定"各与正统"的原则奠定了基础,体现出一种开放的意识。二是在理论上达到了新的水平。特别是杨奂、郝经标举"王道"或"中国之道",超越了从前以血缘、民族、天命、德运、地域、国势等因素来论正统的思维模式,因而更具理性色彩和进步意义。

杨秉秀主任医师治疗子宫肌瘤经验

阐述杨秉秀主任医师治疗子宫肌瘤的经验,杨老认为子宫肌瘤的病机要点,主要为正虚、气滞、血瘀、痰结、湿热,治疗当益气行气,活血破瘀,化痰软坚,清热利湿,散结消癥,以消癥汤和消癥丸并用治疗子宫肌瘤疗效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