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道的演变及其理论化

武士道是日本封建时代武士阶级所特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其作为历史范畴,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最初它只是以武士生活习惯为基础的行为准则。到了江户时代,山鹿素行等儒学家,以中国的儒学理论为指导,把儒学中的"道"作为哲学基础,构建了自镰仓时代以来一直都缺乏理论性的武士伦理,使传统的武士道发展成为理论化、系统化的士道,成为武士阶级的主要生活指导原理。

“逆转”与不同中的新旧武士道论——以山鹿素行士道论和《叶隐》武士道论为中心

近世期间代表新武士道论的山鹿素行(1622年—1685年)士道论和旧武士道论的《叶隐》(1716年)武士道论相继登场。就产生的时间顺序来看,两者存在前后"逆转"的现象。尽管它们都属于近世武士道论的范畴,但通过比较后却存在各自不同的特质。基于新旧武士道论的"逆转"现象和不同特质,可以把近世武士道论的发展看成是由一个稳定的外壳和不断变化的内核组成的构造。通过分析这种壳与核的构造可以更好地理解日本近世的武士道论。

近世日本“中华”概念的异化

汉字"中华"一词在当代日本有着与中国很不相同的意涵。这种差异是在日本近世时期出现的。之前,日本知识界曾以"中华"自诩,对中国文化有着深深的仰慕和认同。近世思想家却狂热地抬高本土文化的地位,持续地将对"中华"的认同和褒扬向着异化和贬损的方向扭转。但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过程。山鹿素行以与中国争夺"中华"的荣耀并与中国对抗为己任,"私意论"者和徂徕学派也通过各自的论证表明日本乃原本"中华"的代表,而比早已退去"中华"本色的中国更有文明优势;国学者则进了一步,径直利用本土神道资源贬斥"中华"概念,将之视为"中国人的自尊之辞";而兰学者则根据近代西方知识体系,有意地构建起对中国文化的对抗机制,将"中华"一词的含义解释为中国人的妄自尊大。随着近代神(皇)国思想和洋学思想的盛行,这种理解成为日本语境中通行的意涵。至此,近世思想家似乎撇清了自己与"中华"一词的干系,使它最终异化成了专门指称他者中国的概念。不过,洋学者把日本自诩为"文明开化",把"中华"打入"野蛮愚昧"的做法,最终无法表明真正逃脱了华夷观念之末流的命运。透过"中华"含义的这场异变,不仅可以看清近世日本文化主体意识是如何畸形崛起的,更可以体会到近代日本国族意识是怎样膨胀并最终导致东亚国际关系发生历史性异动的内在根据。

山鹿素行的古学与孟子思想——从“天命”到“民本”

日本江户时代初期朱子学方兴未艾,但以山鹿素行为首的古学派却已经展开了对朱子学的批判,主张回归原始儒学的思想。一般意义而言,儒学主要是指孔孟之道,即孔子、孟子的思想,但山鹿素行古学所提倡的是回归到周公、孔子的思想。基于对山鹿素行古学与孟子思想间关联的探讨以及对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山鹿积德堂文库”所藏平户山鹿家的清本资料、岩波书店版《山鹿素行全集》(全十五卷)、山鹿素行先生全集刊行会版《四书句读大全》的整理,可知孟子思想是山鹿素行古学的重要构成。特别是从“天命”到“民本”的论述,不仅体现了山鹿素行的古学与孟子思想间的关联,还反映了日本江户时代儒学逐渐日本化的特征。

山鹿素行古学著作与明修“大全”

江户时代儒学汉文著作的完成自然离不开中国典籍的滋养。探究域外儒学汉籍与中国典籍之间的关联,不仅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内容,更是研究江户时期儒学者思想的基础。山鹿素行作为批判宋明理学的古学派代表人物,其古学汉文著作也脱胎于宋明理学典籍。具体而言,《山鹿语类·圣学篇》是以明修《性理大全》作为批判参考底本,《四书句读大全》则是山鹿素行对《四书大全》进行的古学式改造。

重新审视山鹿素行的日本思想史地位——临界与转向的双重意义

山鹿素行在日本思想史中上承朱子学,下启古学,却仍然是一个“非主流”的思想家,这与他思想的复杂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整体而言,山鹿素行的思想主要由武士道论、圣学、日本中朝主义构成。虽然构成山鹿素行思想的各个部分都呈现出不同的问题边界,但是在他思想结构的内里显示出了对日本主体的重构意识。它具体表现为“本邦”的主体性需要“中华”予以补充,而脱离了“中华”的影响才能获得“本邦”主体独立的临界状态,这是儒学日本化日臻成熟的体现。与此同时,山鹿素行试图以“神代”论证“皇统”正当性的思想转向与日本国学思想如出一辙,是对建构日本主体性的方法论尝试。

从“汤武放伐”的诠释看《孟子》在日本近世的传播--以山鹿素行的古学为中心

“汤武放伐”作为《孟子》重要的道德范畴备受近世日本儒学界的关注,但一直到山鹿素行的古学,关于“汤武放伐”的诠释才打破了朱子学思维的连续性影响。山鹿素行从德川武家社会结构来诠释“汤武放伐”的现实意义,认为君臣关系应是一种天地间的自然法则,他反对“汤武放伐”的革命行为。但是,由于山鹿素行自幼形成的朱子学素养,又使得他对“汤武放伐”的诠释难以脱离朱子学的束缚,故而阐发了救民于水火与学知利行的道德意义。最后,山鹿素行对“汤武放伐”的诠释陷入想脱离朱子学而无法脱离的两难之境,它的遭遇体现了《孟子》在日本近世传播中的困境。虽然山鹿素行未能彻底摆脱这一困境,但是从德川社会结构诠释儒学的思维方式使《孟子》在近世的传播产生了新活力。

儒学日本化的一个典型——以古学对《孟子》评价的分歧为中心

日本江户古学思想中,《孟子》被排除在山鹿素行“周孔之教”与荻生徂徕“先王之道”之外的同时,又构成伊藤仁斋“孔孟”的关键。特别是从道统学说来看,《孟子》在古学中的地位既不从属于朱子学“孔孟之道”道统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也不同于“四书”理论体系中的权威性,而是江户儒学者根据日本社会政治体制的现实需要对《孟子》做出不同评价的体现。可以说,山鹿素行、伊藤仁斋、荻生徂徕对《孟子》评价的分歧不仅体现了古学与朱子学在道统学说上的冲突,更是儒学日本化的一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