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河北诗人群与“燕赵文化精神”

盛唐时期以高适为代表的一大批河北地区的诗坛骄子,他们的优秀创作充分体现出“燕赵文化精神”,即慷慨赴国的献身精神、舍生取义的任侠豪气、顽强抗争的不屈意志。为唐诗的繁荣注入了刚健而饱满的思想内蕴,并震撼和感召了其他地域的诗人,产生了广泛的共鸣,成为“盛唐气象”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

弘扬燕赵优秀文化传统提高河北文化软实力

燕赵文化是先秦时期燕国和赵国文化的总和与统称。厚重的燕赵文化既是河北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丰厚资源,也是河北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元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充分开发利用这座富矿,批判地继承这份珍贵遗产,使之成为促进文化繁荣和发展文化产业战略资源、推动经济发展的精神力量、构建社会和谐的思想源泉,这是我们全面提升河北文化软实力应当做好的大文章。

范仲淹忧乐观蕴涵的儒家思想浅析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一文中,抒发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理想。近千年来,这句格言一直影响、教育着后人,并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廉洁自律,自强不息。他的忧乐观内容博大精深,蕴涵了儒家文化的民本思想、忧患意识、入世精神,这些思想对现代人仍然有着十分重大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文化精神视域中的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组织文化中的一种文化精神。在文化精神的意义上理解延安精神,对于通过弘扬延安精神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莫言创作的民间经验与文化审美精神

以说书人的身份讲故事,作为老百姓写作,这是莫言进行文学创作的观念与主张。莫言以民间经验与民间文学传统作为创作动因,完成了融合着民间与想象、现实与历史的生命思考与审美观照。作为原乡精神的寄放之所,"高密东北乡"自1985年出现在莫言的短篇小说《秋水》中至今已有30年,成为其专有的文学地理标识。在此文学微地之上,莫言以自在的叙述语境勾勒出由民间经验中的人物与事件所组构的叙事时空,又以超验的叙事形态延伸着作品内在的审美意蕴,以悲悯情怀塑造着与生命、艺术、哲学相互融汇而生的文化精神形态,展现生命力量与生存智慧,从而生成中华民族文化之于世界的重要意义。

新世纪河北人文精神研究走向

关于河北人文精神的研究是新世纪伊始河北地域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和热点,截止到2006年底共发表相关论文35篇,出版论文集一部。河北人文精神的内涵、重构、当下价值,河北人文精神与传统燕赵文化的关系,与河北地域经济的关系及其与国内其他地域人文精神的比较等,都是此次研究的主要方面。

燕赵典故成语的文化探析

凡是产生于燕赵大地的、或与燕赵先贤有关联的、或是燕赵文学作品中的典故成语都属于燕赵典故成语。燕赵典故成语蕴含着历史、文学、艺术、思想、医学、地理、宗教、民俗等诸多方面丰富的文化信息,对研究民族文化、优化河北发展的人文环境、促进燕赵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燕赵文化中慷慨悲歌之风格分析

燕赵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慷慨悲歌,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导致战争一直持续不断地发生,加速胡汉民族文化的交融,燕赵人沿袭了游牧民族性格中征服和抗争的意识;燕赵之地世代传承一种“任侠尚义、不事农商”的尚武遗风,使燕赵大地出现了很多慷慨悲歌的壮士、义士,行诸于诗文便形成了慷慨悲歌这一鲜明特色。

砻琢经敏手,研磨透坚心——贺兰砚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闫森林访谈

贺兰砚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闫森林用匠心独具、精益求精的作品,诠释了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作为第四代传承人,他经历了改革开放后贺兰砚的发展,并用自己的行动,为新时代非遗的传承、保护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论弘扬炎帝精神与炎帝文化的现代意义

炎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以炎帝为首的原始氏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丰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积淀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炎帝文化,凝聚而铸就了伟大的炎帝精神。炎帝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炎帝文化是人类文明史中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炎黄子孙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强大精神支柱。弘扬炎帝精神和炎帝文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郴州也留下了炎帝创业活动的圣迹,与炎帝文化有着历史渊源关系,大力开发以炎帝文化为主轴的人文资源,构建以炎帝文化为中心的文化旅游产业,必将大大地促进郴州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以旅游为依托,也是炎帝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延安精神形成过程中的传统文化资源——以湖湘文化为解读视角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形成了延安精神。但延安精神的形成也汲取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养料,尤其是湖湘文化。从心怀天下、勇于献身的爱国精神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从经世致用的务实观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圣贤豪杰之特质"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湖湘文化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分析延安精神形成过程中的湖湘文化资源,有助于在新时代条件下坚定文化自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论“燕赵文化精神”的生成因素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总结的以"悲歌慷慨"为质性特征的"燕赵文化精神"这一独特的地域文化传统,是由该地区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所形成的,其生成因素主要有三方面:慷慨豪迈的地域民风,英雄豪俊的层出不穷,以及儒学尚质求实传统的发扬。

燕赵文化与黄粱梦题材的文学创作

黄粱梦故事的产生与河北邯郸有关,因而表现出非常浓厚的燕赵文化色彩。黄粱梦题材的文学创作善于从梦幻中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充满哲学意味,体现出燕赵地域崇尚学术、善于思辩的特点。黄粱梦题材的文学创作善于表现英雄豪杰身上所具有的无所畏惧的勇气、出生入死的义气、浩然博大的正气,从而表现出燕赵地域勇武任侠、慷慨悲歌的文化内涵。黄粱梦题材的文学创作往往从现实生活入手,真实描写普通人对人生欲望的追求和享受,这一点与燕赵地区自古以来崇尚实学、重视现实的品格有内在联系。黄粱梦题材的文学创作在表现燕赵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燕南赵北地 慷慨豪迈诗——论保定唐代诗人群与“燕赵文化精神”

以"悲歌慷慨"为典型特色的"燕赵文化精神"古河北地区地域文化传统,是由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所形成的,位于"燕南赵北"之地的保定地区,是"燕赵文化精神"产生和发展的中心区域。保定唐代诗人群体以"慷慨豪迈"为核心的创作特质,从慷慨赴国、好气任侠、坚忍不屈等三方面具体呈现出来。

延安时期和谐文化建设实践及其启示

分别从文化类型学、文化结构论和文化社会学意义上考察了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军民以和谐为核心理念与根本价值取向的和谐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揭示了其对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和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启示。

燕赵鸿儒对中国儒学的四大历史贡献

燕赵鸿儒是一个伟大的群体,他们以忧国忧民的精神、实事求是的学风,在传承儒学过程中,用睿智的思辨,兼收并蓄,成就了燕赵儒学集大成的基础,对中国儒学传承做出四个方面的重要贡献。一是董仲舒对儒学的集成,实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领域的大一统,董子成为中国封建正统思想的设计师;二是孔颖达主持整理的《五经正义》,对儒学经典的规范为科举考试奠定了儒学基础;三是明代鸿儒孙奇逢、鹿善继、孙承宗把修身齐家治国作为知行理念,成就了鸿儒舍身为国的人文精神,而颜李学派开五四思想之先河,敢于对程朱理学深刻批判;四是清末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成为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维护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理性抉择。

文学诉求中的“民间”含义——以莫言为例

"民间"、"民间文化"在不同谈论者的心目中,含义是各不相同的。莫言对"民间"的理解,更接近于本真的、纯粹的人类学、民俗学的民间精神,接近于巴赫金、钟敬文意义上的民间。人类学、民俗学的视野和方法可以引领文学通向生命的大地,但最终文学要脱离它们而跃入生命主体的现实,抵达生命主体精神的源泉。在那里,它将彻底超越文化的外在形态与人为分层。

深刻认识延安精神的意涵及当代价值

从地缘的走向考量看,延安精神形成的历史渊源,体现着中国的民族特色和最本初的文化基因,并不断地汇入新的时代内容。以文化哲学的视角透视延安精神的深层意涵,就一定会对延安精神形成更深层的全新认识,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更具世界当代价值意义的文化观念。用深化改革的眼光追寻延安精神的当代价值,延安精神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汇流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源泉和信念支撑。

炎帝文化与时代精神

炎帝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泉，经过历代提炼、重铸，贯穿于中华民族延续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之中。炎帝文化是时代精神形成的渊源和基础。炎帝首创农耕文化的实践，孕育了中华民族开拓创新精神；炎帝历经磨难的实绩，激励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炎帝利民思想的升华，形成了中华民族为民奉献精神；炎帝子孙的血脉认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试论炎黄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炎黄精神是炎黄二帝在缔造中华民族、创建中华文化和推进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精神,主要是:敢为人先的实干实践精神,百折不挠的创新精神,造福于民的求真务实精神,自强不息的开拓进取精神,崇德尚仁的共襄和合精神,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在构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增强文化自信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炎黄精神至今还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