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与重构:延安时期新秧歌剧中的性别图景

延安时期的新秧歌剧将“改造二流子”和妇女劳动英雄建构为革命框架中的政治共同体,在“家庭统一战线”服务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情境中,突出表现了新秧歌剧文本中革命话语和集体话语对消解性别冲突、构建两性和谐社会的努力。通过对民族文艺形式的改造与利用,将男女平等观念融入群众文艺之中,在建构新的性别图景的政治性隐喻中虽然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罅隙,但仍为性别平等议题的讨论提供了独有的延安经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建构——以秧歌剧为考察中心

秧歌剧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贴近人民大众的民间艺术。秧歌剧是从扭秧歌、旧秧歌戏发展而来,在时代机遇、现实需求等背景下形成的。延安时期秧歌剧极具革命属性,在党与边区政府的努力,人民大众的热衷,秧歌剧现代化的发展等共同推进下,秧歌剧革命话语体系得以生成。延安时期秧歌剧革命话语体系建构完整,包括话语主体、话语对象、话语内容、话语载体、话语环境等五个部分。并且其宣传也独具特色,以秧歌剧演出为核心,以歌曲传唱为垂心,以节日活动为靶心,以报纸、评论等为内心,从而助推革命话语广为传播。

试论地域方言对唱腔旋律的影响——以蒲剧、雁剧为例

本研究以2006年第一批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蒲剧、雁剧为例,着重阐明地方戏曲唱腔旋律与方言的关系。蒲剧、雁剧虽同属山西省,却分属两个不同的方言区,都是由发源地声腔、流布地方言及当地民间音乐交融而逐渐形成。其中,地域方言对地方戏曲唱腔旋律的形成、转变和规范影响巨大。笔者通过对蒲剧和雁剧不同方言字调图式与旋律的比较研究表明:1、方言字调决定着唱腔旋律的变化发展,唱腔旋律依据方言的变化作大体符合方言字调的变化;2、方言字调与唱腔旋律符合率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相对说明了戏曲剧种在当地流行时间的久远程度及剧种唱腔的成熟度。

论清代山陕梆子在燕赵地区的兴起

清代山陕梆子在燕赵地区的传播过程中,作为传播者,魏长生等艺人和山陕商帮有力地推动了山陕梆子的发展;从戏曲本身讲,山陕梆子所具有的一些特质迎合了北方观众的审美需求;作为观众,燕赵人包容和吸收外来文化的性格与习惯、山陕移民的迁入、山陕与燕赵地区共同的人文背景成分,促成了燕赵人对山陕梆子由被动接受向主动探求的转变。

论夏衍话剧与民族戏曲传统

如果说夏衍受外国戏剧的影响是自觉的追求 ,那么 ,民族戏曲对夏衍剧作的渗透则是自然形成、潜移默化的 ,是无形地融化在其血脉中的。研究夏衍借鉴戏曲的话剧创造 ,就是挖掘融化在夏衍血脉中的民族戏曲传统。而从“中国的契诃夫”夏衍其剧作的写意、意象和对戏的追求中 。

略论古代小说、戏曲中“胭脂女”故事衍变

《聊斋志异·胭脂》是蒲松龄在吸收南朝志怪小说《幽明录·买粉儿》故事及宋元明戏剧中"留鞋"故事的基础上创新改编而成。选取"胭脂女"故事在发展流变中最具代表性的《幽明录·买粉儿》、《王月英元夜留鞋记》、《聊斋志异·胭脂》三篇(部)作品为考察对象,分析作品题旨、人物形象及作家创作意识等的变化,探究产生变异的原因及作品的艺术价值。

严凤英与马兰黄梅戏表演艺术的比较探讨

黄梅戏是安徽的主要戏曲之一,是当前我国流行范围较广、较受欢迎的曲种。严凤英、马兰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两位黄梅戏艺术家,她们的表演纯朴自然,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两者表演风格独特、个性色彩丰富,相辅相成。她们在不同时期、环境下用智慧和汗水为黄梅戏的繁荣、发展作出了突出的努力和贡献。对两位艺术家表演风格受其成长经历和时代背景的影响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总结二人黄梅戏表演的异同点。

延安革命音乐创作传统与豫剧现代戏民族化风格的形成

以编导和音乐创作人员杨兰春、王基笑为核心,河南豫剧院三团创作风格的形成,是延安革命音乐创作民族化探索传统的延续。河南豫剧院三团的整体创作方式,基本遵循着延安民族化新音乐、新歌剧、新戏曲的创作方式,以民间生活、民间艺术作为现代戏曲创作的来源与根本,进行新的戏曲形式的创造。而且还坚持"集体创作"的原则,在编创剧本、排演与演出过程中,把所有演职人员与观众视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同时,吸收传统戏曲音乐精华并融汇河南民间音乐资源,创造豫剧现代戏的新音乐。

论“程腔”的艺术价值

京剧大师程砚秋创造的唱腔独树一帜,其独特的发声方法,开创了旦行演唱艺术的新境界,拓宽了唱腔审美的新视野;唱腔字韵的严格考究,提升了京剧旦行行腔的规范化水平,促进其全面走向历史性成熟;其中折射出的开放意识、博大胸怀和创新精神,成为京剧艺术宝库中最为珍贵的财富。

嘉兴知府钟崇俨对江西东河戏的贡献

东河戏是江西的古老剧种,它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其他剧种的优秀腔调,它与江西赣南白鹭村钟氏家族,特别是浙江嘉兴知府钟崇俨父子的引进和推广密不可分,成为戏剧艺术交流史上的一个典型个案。

严歌苓小说中的戏曲叙事策略

近年来,不少作家创作了含有戏曲元素的小说,严歌苓即为典型代表。严歌苓的小说通过讲述人与戏的故事,以及书写围绕戏所发生的人与人的关系,展现了戏曲文化的复杂性,凸显了戏曲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不同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意义,体现了作者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性的审视,和对"戏梦人生"的人生观的思考。戏曲元素的运用丰富了作品的文化意蕴,赋予作品以独特的艺术魅力,是一种重要的叙事策略。

张坚传记及年谱

清代戏曲家张坚一生著述颇丰,尤以《玉燕堂四种曲》知名当世。然而后代岁月流转,资料湮没,人们只知其曲而不知其人。今裒辑资料成张坚传记及年谱简编,以期为治曲考古之助。其间对于张坚生平事迹、家世背景、与鄂尔泰之因缘、与袁枚和杨潮观等人之交往一一考索,于张坚一生际遇及心态演变也做了相应描述。

《鞠部丛谈》的演员培养观与罗瘿公对程砚秋的造就

《鞠部丛谈》系近代名士罗瘿公应张豂子之邀,创作于1919年夏,以樊增祥眉批、李释龛校正的《〈鞠部丛谈〉校补》为善本。该书记述了晚清民国时期众多著名演员的生平事迹、亲缘师承、艺术特点,具有重要文献价值;也蕴藏着罗瘿公在演员评价、培养等方面的丰富经验与先进理念,可从本书探寻程砚秋的成长经验。

当代都市人文精神的艺术表现——陈彦剧作“都市三部曲”价值取向

陈彦是当代剧作家中始终关注都市平民生活状态的农裔城籍作家之一,是以民间视觉世俗的情怀关注和表现当代都市普通人命运的剧作家。他以浓郁的乡里人意识关注弱势群体,以都市平民阶层个体的家长里短为表现对象,形象地展示社会进步与时代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人的发展和人格的健全,进而折射出时代的进步。这是陈彦的作品能够在戏曲现代戏普遍衰落的状态下而拥有最广大的城乡观众认可、获得大学生阶层普遍拥戴的重要因素。陈彦作品中对当代都市人文精神建构所表现的民本情怀,对于当前戏曲现代戏的创作,对于戏曲艺术本体大众文化品格的再认知,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互文性写作的意义与限度——以陈彦长篇小说《主角》为例

小说《主角》延续了陈彦剧作家的某些惯性,体现了互文性的写作特色。陈彦通过设置隐喻性的人物、“以戏入文”,将小说人物与戏曲文本互涉、混合化用多种文学体裁,赋予了《主角》内涵丰富、结构特别等特点。尽管互文性写作带给《主角》诸多意义功能,但也暗含着某些有待深入分析的问题:陈彦过度依赖于戏曲与小说的互文性建构,忽略了戏外的人物刻画和情节推进,暴露了《主角》叙事艺术不够精致和主旨意蕴不够深刻等不足。总之,互文性写作使《主角》的得失均系于此。

评莫言戏曲文学剧本《锦衣》

莫言新作《锦衣》,一经刊出,收获众多读者和评论家的重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五年之后,莫言以戏曲文学剧本的形式最先出现在读者面前,不仅是个人剧本创作的水到渠成,而且还完美地实现了戏剧家的梦想,更是作家忠于民间的艺术表达、向我国传统曲艺靠拢的表现。《锦衣》文本中所含的民间性、故事性的特征和崇尚人性的主题,与读者的期待视野达到了深度的契合;其惩恶扬善、黑白分明的戏曲主题给观众和读者畅快的视听享受;历史传奇与鬼怪故事的结合、冲突的情节,始终扣人心弦。作为新时期作家为数不多创作戏曲剧本的莫言,凭借独特的才华和艺术素养,为茂腔的发展与创新尽心竭力,也以其创作延续了古老戏曲的发展。

莫言小说中的茂腔书写及其叙事功能

茂腔贯穿于莫言小说创作的始终,经历了从隐而不彰,到适度借用,再到大胆戏仿,最终实现"戏""文"合一、互洽共融四个阶段。茂腔为莫言的小说创作带去了灵感,在结构形式、语言、人物形象塑造、矛盾冲突、主题表现等方面提供了有效借鉴,有时成为小说的主导因素,产生了积极而且深远的影响。

论豫剧《秦雪梅》的艺术魅力

豫剧《秦雪梅》是阎立品的代表作。全剧围绕秦雪梅与商林的爱情悲剧,塑造了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展开了激烈而复杂的矛盾冲突。剧本曲词雅俗共赏,结构不落俗套,是地方戏剧中的典范之作。

孙德民戏曲创作主题研究

孙德民是我国当代著名剧作家,他的戏曲作品渗透着独特的人生领悟和情感体验。孙德民“官员作家”这一身份决定了他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与主题意蕴开拓上的个人特色烙印,并进一步表现为作品的风格特征。其作品植根燕赵大地,紧随时代潮流,展现个体对人生价值的追求与叩问,同时抒发着忧国忧民、心系苍生的悲悯情怀,描绘着历史发展变迁的流动画卷。

情艺交织,明变守常——论陈彦《主角》的叙事艺术及主题意蕴

陕西作家陈彦的长篇小说《主角》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半生的荣辱得失、贵贱毁誉以及以她为代表的秦腔表演剧团在时代变迁裹挟下的几度兴衰沉浮。作家在根植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同时,融合了古典文学的表现技巧与传统文化哲思来铺陈情节,将主人公忆秦娥的成长经历与秦腔这项古老的戏剧艺术相联结,以个人命运之浮沉写出了传统戏剧更迭发展的艰辛历程。在《主角》中,陈彦延续了其一贯的创作理念,秉持着戏剧工作者和作家的双重文化使命对秦腔表演艺术予以深切观照,并对传统曲艺在当代的价值意义与传承发展问题予以了深刻的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