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艺术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的历史条件、路向及贡献

延安时期的艺术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条件:特殊的战时环境、人民立场的科学指导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广泛传播。为提升受教育者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延安时期的艺术教育在管理体制架构、课程内容与教学形式与艺术教育教员队伍三个方面,始终遵循与思想政治教育并行的办学路径。这一时期艺术教育的主要历史贡献包括:培养大批革命文艺人才、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研究和总结艺术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条件、路径与贡献,有助于深化对艺术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认识与理解,也有利于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艺术教育事业的新发展、新辉煌。

明确文化为什么人服务这个根本问题——重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5月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在会上作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强调“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是文艺的中心问题,阐明“了解人熟悉人”是文艺的“第一位的工作”,提出人民群众的生活是文艺“唯一的源泉”。这些文艺的立场、原则、方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新时代新征程,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隽永意义,对其文艺理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不移推进新时代文艺理论的新发展。

2022年中国美术热点现象述评

2022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擘画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中国美术围绕时代主题、把握时代脉搏,开展以人民为中心、反映时代风貌的艺术创作活动,向世界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成就;举办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80周年系列活动,重温红色美术经典,梳理各时期美术作品中的人民形象;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术,以科技与艺术的交叉融合推动遗产活化与媒介创新。此外,义务教育美术新课标的发布、艺术学研究生学科目录调整、中国近现代美术挖掘整理、后疫情时代美术的国际交流以及美术赋能乡村振兴等热点现象,反映了中国美术的文化自信与多领域的时代新风。

延安时期乡愁乌托邦的抒写与建构——以《黄河大合唱》为例

“乡愁乌托邦”是现代性发展的核心概念,它是一个时空综合体的现代情感结构,存在时间上的流动与空间上的想象。延安时期关于乡愁乌托邦的抒写与建构所呈现出的“乡愁”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具有独特的情感表达。“乡愁”抒写指向过去的家国乡土,乌托邦则指向未来社会的维度。《黄河大合唱》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艺作品,建构了中华民族的乡愁乌托邦,忠实地表达了中华儿女在艰苦抗战下奋起反抗的精神力量。

论延安文艺的人民性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确立了以人民为主要表现对象和审美主体的创作价值取向,明确了延安文艺的人民本位立场。文艺要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向工农兵普及与提高,用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以新秧歌剧为代表的延安文艺,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延安文艺的人民性,对于当代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脉相承的文艺观念:从《颜氏家训》到《郑板桥家书》

《颜氏家训》和《郑板桥家书》这两部家训作品虽然前后相距1000多年,它们在文艺观念上却存在诸多相同之处,都具有明显的儒家文艺美学的特征。二者在文艺的功能、文艺的特征、文艺创作原则、审美风格、文艺鉴赏方法、少儿艺术教育等问题上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思想要义却是一致的,都认为文艺具有立德齐家、塑造君子人格的重要作用,重视文艺潜移默化的感染力,坚持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的创作原则,反对浮艳浅露的审美风格,提倡入乎其内、全面客观的文艺鉴赏方法,将文艺学习视为少儿教育的重要内容,等等,体现了二者在文艺观念上的一脉相承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美学精神的历史承续性和积淀性。

社会史视域中的延安“全民性”文艺建构

社会学的阶层论是阐释延安民间文艺结构的线索。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与变异性是民间文艺与延安文艺的“共性”特征,由此为会党民间文化注入先进性。在民歌实践上,集体性引导了延安新民歌的大众化方向,口头性回归了民歌的音乐本质,以“活文学”之“源”实现民歌的创造性转化,而对“秦风”的传承与变异则是延安新民歌发生的历史维度之“流”。理论上,民俗艺术的“全民性”形成了“民族形式”的社会基础,实现了新生活艺术与“旧传统”的融合。

延安革命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以鲁艺木刻工作团为中心

延安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热议,促使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木刻“中国化”和“民族化”实践中追求革命文艺的民族形式。而在“中”“西”融合、“新”“旧”调适的过程中,“民族形式”被赋予传承民族文化和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双重内涵,这为探索延安革命文艺理论的建构路径奠定了基础。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逐渐深入人心,革命文艺理论由此在抗战宣传和民众动员实践中生成。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文艺界人士的工作作风和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革命文艺理论体系则在为形成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实践中逐步建构。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鲁艺木刻工作团的文艺实践和思想转变,反映了革命文艺理论体系建构的历史脉络,彰显出革命文艺理论与实践相互演进的基本逻辑。

从苏区到延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思想探源

与左翼文艺主要以理论文章彰显其文艺思想不同,苏区的文艺思想以更为隐性的两种方式呈现:其一,蕴含在各种政策、决议、规章、制度等文件中;其二,体现在有组织的文艺实践活动中。在苏区,文艺实践作为文艺理论的一种极致化呈现形态而广泛存在。苏区文艺理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更为深层的联系,是《讲话》形成的重要基础。这一方面体现在《讲话》所肯定的来自苏区的文艺思想上,如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及如何实现这一方向、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批评的标准等;另一方面也体现在《讲话》所批评的来自亭子间的一些不良文艺作风上。

解放区文艺的地方路径:晋察冀文艺实践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地性的生成

关于解放区文艺的一体化表述遮蔽了晋察冀文艺的主体地位,削弱了晋察冀文艺的文学史价值。事实上“延安-晋察冀”之间存在丰富的互动关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晋察冀文艺工作者将文艺创作与抗战具体任务结合,使文艺既满足群众审美需求,又起到政治宣传的作用,形成了不同于延安的文艺生态,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产生提供了实践支撑和路径参考;落实《讲话》的过程中,晋察冀文艺作为对《讲话》的地方回应,起到示范作用,证明了《讲话》的正确性与普适性;而随着《讲话》权威性的确立,《讲话》前晋察冀文艺践行文艺大众化的独特价值被削弱了。因此,为避免对解放区文艺的同质化解读,有必要还原晋察冀文艺的主体性,探究解放区文艺的地方路径。

延安时期文艺“革命化”转向的历史考察、主体塑造及价值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时代”与“革命的话语”双重叙事情境下,回应工农兵群众对红色革命文艺的现实诉求,逐步建立起文艺发生发展的体制机制,实现了革命主体与革命文艺的双向互动、革命文艺与革命实践的同步前进。在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战线”的同时形塑了一支革命的“文化军队”,不仅对塑造革命意识、激发革命行动、丰富革命生活等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革命文艺理论成果。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我国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回溯延安时期文艺发展历程,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真理性、坚守中国共产党文艺领导的方向性、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人民性以及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的历史参照和现实启示。

转型和重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艺术价值观的塑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现代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发生的途径和必然的手段,就是使延安的知识分子迅速接纳“人民性”的文艺思想。各种文艺创作之间存在着共通的审美方式,也拥有着相似的艺术价值观。“土”与“洋”之间审美地位的倒置,意味着艺术服务对象和价值等级序列的更迭,更体现出艺术创作中的一个永恒话题,即“元问题”:精英主义审美和民粹主义审美之间出现的互动和张力。《讲话》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起到了调节性和固定性的作用,从而确定了新中国艺术创作中价值评价的基本原则。

婚姻法视域下的延安文艺——以《刘巧团圆》《小二黑结婚》为例

自苏区至延安时期,中共对婚姻法的制定与宣传给予高度重视。去文牍主义的诉讼程序与广场化的司法方式,让民众获得权利并为自己发声。这一现象被韩起祥改编成说书《刘巧团圆》在乡间传唱,民众由此学到法律知识并向韩起祥提出意见,形成民众与文艺家互动。这一时期的小说也从“读与写”向“说与听”的模式转变。赵树理在其小说《小二黑结婚》中为现实惨案安置了光明前景,维护了追求婚姻自主的合法性的同时,让民众习得维护权利之道。不同的文艺形式对民间公共场所中调解案件的司法模式的书写,为延安时期的去文牍主义的司法模式提供了文艺场域,不仅彰显出对民众权利关怀的文艺精神,也为延安时期文艺家们的创作提供了新路径。

延安文艺座谈会对新时代文艺创作的启示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旨在就当时文艺创作存在的教条主义、守旧主义、脱离群众等问题寻找解决方案,为革命文艺指明发展方向。时隔八十年,延安文艺理论依旧焕发着蓬勃的生命力,对新时代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时代文艺创作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思想,始终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守正创新,创作出有深度、有厚度、有高度的时代精品,用心、用情、用力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传承与重构:从“人民性”到“新人民性”——以《讲话》精神的文学史流变为视角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也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延安文艺的灵魂和生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人民性”成为贯穿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重要概念。新世纪“底层文学”对底层民众以及弱势群体的关注,确证了以文学的方式重述人民作为历史主体性的意义,彰显了“新人民性”的正义价值,这是对延安文艺“人民性”内涵的传承与重构。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资源,《讲话》所开创的“人民性”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传承和流变,为“人民性”的当代价值呈现提供了阐释的可能性。因此,在新时代语境下,重构《讲话》精神之于新世纪“底层文学”中“新人民性”价值的当代意义,是探寻“人民文艺”乃至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流变的重要路径。

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论纲

在中国新文学发展中,延安文艺不仅是对"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承续和发展,而且也是在"左翼"文艺运动理论建设的基础上,将大众化、民族化讨论和实践进一步引向深入,真正意义上解决了文学为大众的问题。延安文艺的形成是百年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最重大的文化事件之一,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新文学历史逻辑发展的合理结果。延安文艺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政治文化影响,对建国后的文艺进程也产生了毋庸置疑的决定性影响,其模式及指导思想,在建国后近30年间,规范和制约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走向和实践品格,也不乏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诸种思潮产生了广泛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所涌动的"现实主义复归"、"底层写作"、"红色经典"热以及各类革命历史题材的写作等思潮或现象,也有着延安文艺内在精神的深层律动或延伸。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深入探讨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密切关联,正视它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借鉴和吸收延安文艺经验来反观、映照当下中国文学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重新认识延安文艺精神建构的当代价值,对于真正认知"中国经验"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艺术何以源于生活,如何高于生活——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角度的重新解读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着重阐述过的文论观点。艺术何以来源于生活,又是如何高于生活的,其深层意蕴值得探索。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看来,日常生活的边缘性与奠基性是其产生艺术等高级意识形态活动的原因;同时由于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实用主义、平均状态等特性,又要求艺术对生活有所超越。这一文艺命题同时蕴涵着毛泽东关于“生活”概念的特指意义及其改造日常生活的特定方式。

大跃进文艺发生论

长期以来,学界多把大跃进文艺的发生看做极左文艺思潮或领袖政治的产物。这一看法有着合理性,但却忽视了群众介入文艺这一历史因素对大跃进文艺发生的影响。宏观把握20世纪前半期的文艺发展,可以发现其呈现出知识分子—群众的转向趋势,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合法授权则起着关键的衔接作用。大跃进文艺之根早已种植在文艺的群众转向中,是其历史性发展在特殊时代土壤中突破的结果。它的发生不仅赋予了群众特殊的文艺权力,标志着文艺群众转向的高潮,而且形塑了群众新的文化形象。

宣示与规定:1949年前后延安文艺丛书的编纂刊行——以“北方文丛”与“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编辑出版为例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40年代编辑出版的多种延安文艺丛书,不仅宣示并完成了延安文艺及其艺术传统的建构与历史叙述,同时又通过与政治权力及意识形态目的的结合,"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及其国家美学规范与文类秩序。其中,1949年前后由周而复和周扬等分别主编的"北方文丛"与"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集中体现出了当时的延安文艺丛书编辑理念、选题准则和意识形态目的等历史特征,以及有意识通过丛书汇集及其"经典化"的文学史叙述,建构延安文艺及其"新的人民的文艺"资源与规范等文化实践功能,并在延安文艺文献史料辑佚、版本考证、文字校勘及"副文本"研究等方面,成为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基础及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