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选于吏部卒无成:韩愈三应博学宏词科考辨

韩愈自云“三选于吏部卒无成”,是指他曾三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但均以落选告终。对此“三选”的详情,诸家所说不一,以致对韩愈相关生平和作品的系年混乱。结合唐代举选制度和韩愈进士及第于贞元八年春的生平履历,结合同期应试的李观作品《中和节诏赐公卿尺诗》,可知韩愈第一次参选博学宏词科冬集于贞元八年冬,考试在贞元九年春;从韩愈的《与崔立之书》和《上考宏词崔虞部书》的有关表述,结合洪兴祖《韩子年谱》考证此次试题《太清宫观紫极舞赋》的背景和具体内容,推断韩愈第二次参选宏词科冬集于贞元九年冬,考试也在贞元九年冬,著名的《颜子不贰过论》便为此次应试之作;从《祭兄子十二郎老成文》《上宰相书》的内容和创作时间,结合试题之一的《冬日可爱诗》内容和韩愈《省试学生代斋郎议》的旧注,推断韩愈第三次参选宏词科冬集于贞元十年冬,考试也在贞元十年冬。

国家图书馆藏稿本《茂苑日记》作者及价值考论

国家图书馆藏稿本《茂苑日记》,撰写于嘉庆二年,作者著录为“茂苑居士”。日记中提及的人物、地点、事件均与嘉定和苏州有关,结合诗文集、地方志、传记资料,现可考证出日记作者为寓居苏州山塘的嘉定籍文人严钰。严钰擅画山水,与钱大昕、王昶、袁廷梼、任兆麟等交往深厚。日记反映了乾嘉时期苏州地区的生活实景,体现了清代娄东画派的日常创作历程。

林译莎士比亚“冤案”与新文学史的“权力”省思——以《吟边燕语·序》为中心

林纾译莎士比亚戏剧为小说一直是新文学史上的“定论”,直到日本当代学者樽本照雄考证出林译《雷差得纪》等几部历史剧故事的英文原本,才使真相水落石出,昔日“定论”变为“冤案”。“冤案”起点为《吟边燕语·序》,它虽以“笔记”“莎诗之记事”明示底本文体,但在民初新旧文学论战的紧张气氛中,这些关键线索受到忽视,该序包含的学术信息没能得到完全释放,它因此成为一篇未被充分解读的文献。林译莎士比亚“冤案”事件,再次表明新史料在文学研究及历史人物评价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启发研究者省思新文学史的“权力”和需要面对的“重写”挑战。而对“旧文学”研究来说,尤其需要在重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弥补新文学话语一直以来单方面叙述的不足,进而完成对“旧文学”的充分解读。

知诗和占笔:严羽集形态的稳定与流动

宋代以降,严羽诗集经历了初录初刻、与诗法论著合编、重新单行、进入地方诗人总集的形态衍变,其中隐含其诗学史建构和诗歌接受两条交织并行的线索。严羽诗歌在宋末由邑人整理结集,元代陈士元、黄清老将《诗辩》等五篇诗论增入第一卷,诗论以依附“吟卷”的形态行世,主要在于宋元间严羽邵武“诗宗”身份;明代馆阁、闽中士人群体对严羽认知的侧重和不同诉求导致严羽“知诗”之作《诗话》和“占笔”之作即诗集的支离,但共同促进了严羽集编刻的兴盛;清代严羽诗歌与诗话合刊,重构了严羽别集模式,且主要以樵川诗人总集的形态传播,见其诗话渐成主导而作为诗人则影响未能走出“樵川”阈限。严羽诗集编刻的起落沉浮,呈现出诗学理论与创作风尚的代际衍变,地域文脉传统与馆阁文学主张的沟通影响,以及诸因素与别集、总集面貌的互动生成。

被自我遮蔽的诗法--论严羽的诗法观念及其诗学史意义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有大量的篇幅讲授诗法,他提出在写诗前就要先熟读熟参,在下笔时也很注重具体的声律、结构与修辞方法。在论述诗法时,严羽大多采取了从反面出发的言说方式,而较少从正面立论。这既与他对时人诗法的强烈批评息息相关,更隐含着其诗学理论中妙悟与诗法的内在矛盾。该矛盾的产生,源自诗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混淆。对看似无法的妙悟的崇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诗法的自我遮蔽。严羽为此把诗法排除出诗学“第一义”范畴的做法,虽然指明了重视诗歌旨趣的道路,但也是后世轻视诗法的重要诱因。

《吟边燕语》:莎剧汉译史中的“影子经典”

《吟边燕语》是著名翻译家林纾的代表性译作,也是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最早的相关译本之一,对莎剧的中国化产生了关键作用。但在其出版数十年之后,《吟边燕语》的影响却消退殆尽,逐渐淡出读者和学者的视野,未能确立经典译本的地位。借鉴比较文学理论家达姆罗什“影子经典”的相关概念对《吟边燕语》的经典化进程进行分析发现,众多行动者和历史语境共同参与了其经典地位的建构,但由于翻译场域内规范的变化以及相应优质新译本的出现,《吟边燕语》的经典化进程中断,最终沦为莎剧汉译史中的一部“影子经典”。这给中国文学外译事业带来一定启示。

制造严羽:宇文所安对“严羽形象”的建构

宇文所安《中国文学思想读本》是在海外汉学视阈下对“中国古代文论”课题进行的一次系统性梳理,文章重点关注和厘清此作如何建构汉学家视野中的“严羽形象”等问题。这种“形象建构”在这部读本里已然成为一条线索,几乎染指到所有入选的作者,如欧阳修、曹丕等人。除拈出这条线索并进行分析之外,文章更试图找出这种“症候”的背后意旨所在。文章尝试阐明宇文所安是如何将“新批评”和“读者接受批评”等西方文论的手法带入“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之中,并对宇文所安在《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中提出的具有比较诗学视野的一些尝试进行分析,也对其所暴露出的欧美中心视野以及不合理的误读进行廓清。

论晏殊《珠玉词》中的疏离感

对晏殊及其词,现有研究常关注其“富贵闲雅”或“圆融理性”的单一特征,实际上融合晏殊词基于富贵生活的华艳之气、源于词人诗心的清冷之感、以及与所写之境的离而未远,可见其词贯穿始终的多重疏离感。晏殊词使用明媚色彩和意象的冷色周边来消解华艳之气,选取程度限制和意象临界来中和清冷之感,再以动态的散点透视和画面焦点的拓展深化来疏离于所写之境,晏殊既执著追求又遗世独立的原则性主体形象深深刻于《珠玉词》的疏离感之中。

“贵族共政”视野下的“郑伯克段于鄢”——以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为中心的考察

《左传》开篇的“郑伯克段于鄢”事件与先秦“贵族共政”的政治传统和郑国的现实环境有关。清华简(六)《郑武夫人规孺子》一文,不但反映了郑庄公继位之初郑国的朝堂局势和母权影响,而且还从深层次方面揭示了此后郑庄公试图挑战“贵族共政”的政治体制以加强君权的政治意图以及“克段”的缘由。庄公之母“武姜”作为母权代表,也参与到郑国初年君权斗争当中,此处的“母权”应当是“小宗”权力异化试图挑战国君的表现。

尊体:严羽“本色”理论及其四大要素

严羽针对宋代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创作态势,用"本色"一词言说诗体特质,标明诗体界限,根本目的在于推尊诗体。而究其"本色"内涵,实与四大要素相关:"吟咏情性"乃其主旨追求,"妙悟"为其修习方式,"兴趣"是其表达特点,"入神"则为终极归趋。此四者既相互分立又紧相关合,其中"情性"最为基础,"兴趣""妙悟"乃由此升进之两大要项,"入神"则是以李杜诗歌为主要标准的诗之"至境"。此一"本色"理论,为宋诗破体实践所生流弊提供了疗救良方,使诗之为诗的本质特点得到凸显,由此达到正本清源、返古开新的目的。同时,它也一定程度地阻滞了一味破体导致的诗越来越非诗化的进程,并在文学史发展之肯定——否定——再否定的逻辑链条中,形成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有欲无情的爱情——“三言”爱情描写的重大缺陷

“三言”中的爱情描写与真正的爱情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它们或过度强调了外貌在爱情中的作用,或过分关注了爱情关系中的情欲行为,或在爱情中掺和了一些非爱情的杂质。产生这种现象,有历史传统的影响,也有编纂者冯梦龙及其时代的原因。

严羽和戴复古身世行迹诸问题考——对《严羽评传》的几点商榷性意见

严羽和戴复古订交的时间在绍定五年 (12 32 )而非嘉定十四年 (12 2 1) ;严羽避乱返乡时间在绍定四年而非元年 ;严羽的《平寇颂》写于端平元年 (12 34 )五月之后而非绍定三年间 ;戴复古布衣一生 。

元好问、严羽宋诗持论考察

金与南宋对峙,其文艺思想、诗学批评差异很大。作为当时南北诗学的代表人物,元好问和严羽对宋诗持论同中有异。其相同处表现在两人都对宋诗持批评态度,不同之处在于元好问论诗无门户之见,对宋诗的评价侧重于思想内容且较为客观中肯。严羽则门户之见森严,对宋诗批评过甚。探究两人宋诗持论差异之成因,可见其主要受文化思潮、国情时势以及自身素养等多方面的影响。

中医治疗耳石症探源——从喻嘉言一则眩晕病案说起

耳石症即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BPPV),该病一线治疗方法是复位治疗。本文将考证与分析喻嘉言一则眩晕医案,阐述中医运用位置性试验及复位技术诊治耳石症的历史。1646年(顺治三年)喻嘉言为钱谦益(牧斋)诊治疾病是目前最早的位置性试验和中医手法复位治疗耳石症的记载,喻嘉言成功地应用复位方法使其痊愈。西医治疗耳石症应从1980年Epley介绍"手法复位"算起。治疗该病中医至少比西医早了334年,在医学界有着重要的意义,堪称中医的"喻氏复位法"。

书写的相似:语境、主题与手法——中国创作界对福克纳的接受

从宏观看,中国创作界与福克纳在书写语境上有许多相近之处,如时代背景、文学环境以及个人审美追求等,这些相似点成为中国创作界接受福克纳的基础。从微观看,立足家乡、挖掘人性和忍受苦难是福克纳创作中的重要内容,意识流和多角度叙事则是福克纳主要运用的创作手法。莫言、余华和赵玫根据自己的兴趣点对上述因素有选择地进行了仿效、借鉴和融合。由此创作出的文本不仅成为作家个人的重要作品,同时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元好问与严羽弃宋宗唐诗学比较

对宋诗的批评,元氏从"风雅正体"着眼;严氏从"别材别趣"着眼。关于纠正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弊端的措施,元氏主张开阔视野,写真景,咏真情;严氏主张学习盛唐诗歌,重在"兴趣"。在宗唐方面,元氏不分时段,继承面广,侧重于表达的内容,对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多选中、晚唐诗也予肯定,对韩愈诗推奖甚力;严氏划分时段,独推盛唐,侧重于内容的表达,对王安石诗选、韩愈诗作极为不满。

胡汉对音和古代北方汉语

胡汉对音资料主要是指用汉语文为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语言记音的资料,这些资料对研究古代契丹、女真、蒙古、回鹘语乃至汉语都是弥足珍贵的。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利用胡汉对音资料研究阿尔泰语系语言及汉语的情况;然后主要探讨了辽金元时期为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标音汉字的语音基础为“汉儿言语”;最后通过对宋元史籍中记录女真语的汉字进行分析,认为对音汉字所反映的语音状态与《中原音韵》相合,研究乃至复原女真语,可以参照《中原音韵》对表音汉字进行标音。

元好问、严羽唐诗持论考察

金与南宋对峙,其文艺思想、诗学批评差异很大。作为当时南北诗学代表人物的元好问与严羽可作为双方代表。元好问与严羽对唐诗持论同中有异,其相同处表现在两人都提倡唐诗的自然浑成、刚劲豪放和诗歌悟境;不同之处在于元好问论诗无门户之见,对唐诗的评价多侧重于思想内容,且态度较客观中允;严羽则门户之见森严,俨然以盛唐为法,对中、晚唐诗批评过甚。探究两人唐诗持论差异之成因,可见其主要受文化思潮、国情时势以及自身素养等多方面的影响。

从“直寻”到“妙悟”的理论背景分析

钟嵘《诗品》中提出"直寻"说,影响深远;严羽的《沧浪诗话》则以"妙悟"说为后人关注。本文着重分析了从"直寻"到"妙悟"诗学理论背景。

论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地位和意义

宋代文体学介于汉魏六朝和明代两个文体集大成的历史时段中间,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这可以从文体学史、文体分类、文体批评、文体纂述体例等很多方面反映出来。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密切相关,宋代四大文章总集中,有三部继承《文选》体例,《文章正宗》虽也以《文选》为参照系,但另开门径,创立了真氏四分法。这种文体分类方法不但在理论上普遍为人们所认可,在实践中也影响深远,历宋元明清不乏效仿者。宋代文体学的最大贡献是其文体纂述体例上的承上启下,这主要表现在类书中"文部"的纂述体例上。而宋代发达的文体批评则成为古代辨体理论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