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引金文辯誤三則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是當代研究《左傳》的扛鼎之作,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該書相對其他注釋《左傳》著作的特色是大量地使用金文材料。然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楊注”在使用金文上還存在不少疏誤。文章擇其引金文疏誤之處三則進行勘誤與考證,以期有助於更好發揮《春秋左傳注》的學術價值。

杨伯峻《论语译注》注释特点论

儒家经典的传承与历代注疏文本紧密关联。杨伯峻面对新的时代,敏锐地作出适应社会发展的嬗变和转型。其《论语译注》以尊重传统、实事求是、千虑一得的鲜明注释特点,积极探索当代译注体文本形态及注释方法。杨氏之实践及其成果,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挖掘与当代转型,对于今天的文化发展与文化繁荣,对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无疑具有启迪意义和参照价值。

《列子》撰写时代考——从词汇史角度所作的几点补证

《列子》托名为先秦古籍,实则是晋人的伪作,然而学界从语言史角度提供的证据不多。杨伯峻较早从汉语史的角度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一些语词证据,其后刘禾、马振亚、张永言等又多有补益。然而《列子》中仍有不少晚汉魏晋时期的词语有待进一步发掘,如"丁壮"、"家累"、"身意"、"稽度"、"消灭"、"邻居"、"两可"、"巧妙"、"乞儿"、"儿童"等。通过发掘这些词语,可以为从语言学角度证明《列子》的撰写时代提供更多的证据,不乏语言学和文献学价值。

于鬯《香草校书》校《春秋左传》札记

择取于鬯与杨伯峻先生对《春秋左传》某些条目的训诂结论进行比照分析,以说明于氏的某些校勘训诂成果即使在今天仍有借鉴作用。

《左传》“勺饮”义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的误释及其来源

《左传》成公十四年有"不内酌饮"之句,杨伯峻注引杨树达说法认为此"酌饮"与定公四年之"勺饮"同,同时又指出此"勺饮"乃古代丧仪之"疏食饮水",与《左氏会笺》看法相同。实际两处"勺饮"皆"一勺之饮"之义,强调姜氏和申包胥因为愤怒或悲伤连水都饮不下去,与丧仪没有直接关联。杨注采各家之说自相矛盾。

杨伯峻《论语译注》句读商榷

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成书五十余年来,以其平实晓畅而广布天下,但是其中句读犹有未妥处。笔者集其疑误十一则,予以商榷。

杨伯峻《孟子译注》考证一则

杨伯峻先生在其著作《孟子译注·告子上》第一章中将"杞柳"翻译成"柜柳",将"柸棬"翻译成"杯盘",将"能"翻译为"是"。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及工具书,可以发现杨伯峻先生译文中有两处值得商榷,在于柜柳制成杯盘尚有可疑之处,"能"翻译成"是"也不尽准确,进而可以将原文改译为"您能顺着杞柳的本性制作成杯盘吗,(不能)那么要毁伤杞柳的本性硬把它做成杯盘的样子吗";这便于重新审视孟子在当时语境下反驳告子的原始用意与理路思辨,从而更好地把握孟子对人性与仁义的看法。

《春秋左传注》四例辨析

杨伯峻先生所作《春秋左传注》为注解《左传》的经典之作。今指出其中四处有待商榷之注释:隐公三年所引《玄鸟》诗非为赞兄终弟及之义;隐公七年"不赖盟矣"之句,"赖"训为"依赖、依恃"更为准确;桓公六年"民力普存"之文并不分释"博硕肥腯";庄公六年杨注引《卫世家》"齐襄公率诸侯奉王命共伐卫","奉王命"当为"假借王命"之意,以就正于方家。

據上博楚簡訂補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十則

楊伯峻(1909—1992)《春秋左傳注》是近代重要的《左傳》注本。該書總結前人的研究,爲《左傳》全書作了通盤注釋。惟是書出版至今有年,期間有不少楚簡文獻出土,當中部分內容更可與《左傳》記載相互印證,對校訂《左傳》甚有裨益,亟待加以利用。本文即以2001至2012年間出版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至九)》所録文獻爲依據,就簡文與《左傳》相關之十處內容作比較分析,以訂正或補苴楊注。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商榷五则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是注解《左传》的经典之作。但智者千虑,难免一失。本文利用二重证据法,以札记形式为杨注作订补五则。

杨伯峻《论语译注》商榷三则

杨伯峻《论语译注》是现今较为通行的《论语》译本,其中注释还有可商榷之处。文章在分析对比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就“贤贤易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里仁为美”的阐释与《论语译注》商榷。

《左傳》“凡去其國”例楊伯峻注訂補

本文旨在探討《左傳》“凡去其國”一例,既嘗試釋讀凡例文字,結合出土簡帛異文説明此例關涉的語言現象,也通過考察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的應用情況,尤其是對杜預《注》、孔穎達《疏》的取捨,窺探《傳》例的來源及其解《經》的效能。全文主體共分四個章節,包括:《左傳》“凡去其國”例釋義——兼從出土文獻異文現象看《傳》例文字;楊伯峻“凡去其國”例總注辨證——兼駁安井衡《傳》例文字訛誤説;從楊《注》對杜《注》孔《疏》引《傳》例解《經》的取捨看其注釋策略;“史之書策,必有舊法”——據《傳》“凡去其國”例證“五十凡”實有自來。杜預從《傳》例解《經》事,有根有據。於若干例外《經》文,杜説亦甚通達,但有時過於執著,委曲牽合,難免招人詬病。楊伯峻注以舊注疏爲鑒,於其説有取有捨,其注釋策略及説解《經》、《傳》之用心,無疑值得審視與借鏡。楊注未爲“凡去其國”例文字釋義,以“凡去其國,復歸其位曰復歸”解《經》,實有未安。凡杜《注》於例外説義,楊注均避而不談,有意擺脱前人束縛。安井衡認爲,“凡去其國”例中“入”與“歸”二字爲誤换,論證粗疏,並不可取。純從文字訓詁論,《傳》所見“入”“復入”“歸”“復歸”與“納”“復”“反”“還”,取義相通,故每每互用。這種現象也出現在傳世與出土的各種《老子》版本中。古策書法式應有如《傳》例的規條,後史或依或違。借鑒楊伯峻的實踐經驗,引《傳》例説《經》,須審慎行事,於兩者之相合處,固可據《傳》例並書法解讀《經》文義理,於其不合處,不能一概而論,以免委曲牽合、膠柱鼓瑟。

從“衛侯出奔齊”看《春秋》書法——以楊伯峻説爲討論中心

據孟子所言,《春秋》乃孔子以魯史"春秋"爲底本,參酌百國"春秋",修訂而成,其書法寄寓孔子的"微言大義",在褒貶中呈現了聖人的思想和見解。《左傳》有兩處記載"未修春秋",分别見於宋華耦及衛甯殖之言。甯殖説:"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是知諸侯史策皆書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春秋》則書"衛侯出奔齊",兩文迥異。古今論者大多認定後文出於孔子所修,此説自杜預創始,得到唐宋後儒的推衍,具有清晰的傳承脈絡,成爲解讀"衛獻公出奔齊"的主流意見。楊伯峻獨排衆議,不信孟子説,倡言孔子不修《春秋》。楊先生認爲史策本書"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春秋》作"衛侯出奔齊",是由於甯喜使衛侯復位更改史文的緣故。楊説出於臆測,裁斷無稽,翻案乏力,不可信據。

《春秋左传注》征引《春秋左传读》考略

章太炎所撰《春秋左传读》是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所参考和引用的一部比较重要的著作。《春秋左传注》征引《春秋左传读》的条目较多,包括正式征引和其他形式的参考,或引用观点,或引用材料,或全部引用,或有所取舍。引用条目中既有杨伯峻认为可取的、比较确凿的结论,也有他所否定的或仅备一说的观点。文章考察了《左传注》对《左传读》的征引情况,并从训诂的角度分析了杨伯峻对太炎观点的评判和取舍,同时对部分征引内容做了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