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干渠污染与杨陵居民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由于上游工业废水、废料和城市污水的大量排入,高干渠在非灌溉季节已经变成了排污渠;高干渠污染与沿线杨陵居民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病率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与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病率没有统计的相关性,但挥发酚的严重超标则是造成沿线居民持续或间歇性头疼的主要原因;各有关部门需要加大力度,从源头控制渠道污染,杨凌示范区管委会和杨陵区政府应多方筹集建设资金,加快对高干渠的覆盖处理,消除城市建设中的环境污点。

明清聊城运河与文化族群兴衰——以傅、杨两家族为个案

京杭大运河自元代修会通河开始流经聊城,促进了聊城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促成了聊城文化族群的兴起。聊城文化族群受八股文化的影响,多数因科考取得功名,进入仕途而兴,又恪守儒家文化的忠孝节义等文化理念,家族内部重视教育,培养人才;对外注重教化,敦睦亲邻关系。各文化大族之间遵守封建礼法,用姻亲、师友、世交等关系互相维护,用封建礼法相互制约,保持了各文化家族较长时期的传承不衰,造就了聊城文化的丰厚底蕴。

红旗渠的修建与红旗渠精神的诞生

红旗渠精神的诞生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现实基础。林县人民800年修渠不止的历史,历练了林县人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积累了丰富有效的修渠经验,培养了日后修建红旗渠的骨干力量。1960年,以杨贵为首的林县县委为了彻底解决林县干旱缺水问题,作出了"引漳入林"的科学决策。10年的修渠历程中,林县人民团结一心、精诚合作、无私无畏、勇于奉献的精神铸就了伟大的红旗渠工程,而经过红旗渠工程的历练,这种精神又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光耀后世的红旗渠精神。

论漕运总督杨锡绂的施政特色

杨锡绂任漕运总督长达13年,注重发挥理学治世效能是其居官行政的基本特色。他践行理学宗师道学与政术合一的思想,自律严谨,供职勤勉,关切民生疾苦。在驻节地淮安积极弘扬理学,振兴文教,对淮扬地区学术文化风尚产生显著影响。撰著《节妇传》,深入思考扶助救济之方。

汉魏洛阳城阳渠遗址与古代都城的生态水利建设

阳渠是伴随着汉魏洛阳故城的营建、改造、扩建而产生的水利配套工程,通过对周边河流的开发利用,并经过不断地增修、完善,其功能日趋合理,形成了独有的城市水利系统。在城市生活用水、防御、灌溉、泄洪、漕运及环境美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洛阳的城市发展,成为我国古代城市水利设施发展的典范。

民国初年新疆水利管理近代化研究——基于新疆水利会报告书的考察

现存的新疆水利会报告书翔实保留了民国四年至六年(1915-1917)期间新疆在水务机构、水务章程和灌溉工程兴修方面的情况,借由此批史料,探讨了民国初年新疆管水秩序的变革过程、影响与局限性。辛亥革命之后,杨增新确立了其对新疆的统治,继承并发展了清末开始的农田水利建设趋势。虽然民国初年的水利建设面临着币制混乱、地权混乱、分水原则混乱等诸多阻碍,仍造就了民国历史上新疆第一次水利建设高潮,取得了灌渠建设、推动置县和替代烟苗等成绩,在发展新疆农业经济、平衡政府财政、解决流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民国初年新疆开启了水利近代化的进程,借由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杨增新当局政府的力量得以进一步深入基层社会和地方经济事务中,客观上起到了稳定边疆、建设边疆的积极作用。

隋炀帝首巡扬州史事考辨

唐、宋文献关于大业初年隋炀帝巡游扬州的史事过于违反常识。其中,仅五月余在扬州一地制造的包括龙舟在内的数万艘皇家豪华游船这一数据,相当于整个北宋每年造船能力的10倍以上;龙舟为超大型楼船,不能作为长途航运工具,且隋唐时由黄河、汴水、淮河、山阳渎组成的洛阳至扬州运道根本不能通行巨舶。隋炀帝船队龙舟的记载源于杜宝所撰《大业杂记》。一方面,在中国古代,后朝的政学人士惯于抹黑前朝帝王,夸大其骄奢淫糜做派,对末代君主尤甚;另一方面,《大业杂记》本质上是志异小说,不可作为信史。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出于为宋代君主政治服务的目的,大量转录《大业杂记》中的无稽之言,遂致这些明显的史实谬误流传千年。

进一步深化对红旗渠工程的学术性研究

红旗渠工程是新中国建设史上的一大奇迹。目前的红旗渠研究,宣传性成果多,学术性研究成果少。在宣传方面,红旗渠闻名海内外,在学术性研究方面,红旗渠研究至今仍主要被作为一个地方个案来看待。为改变这一现状,也为了客观估价红旗渠工程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史学界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对红旗渠工程的学术性研究。其中首要的基础性工作是史料建设。当然,一些理论问题仍有进一步开掘的余地,如红旗渠建设的必然性与时代性问题等。以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述中很少提到红旗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从纯学术的角度看,主流史学界对其关注不够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

清代北运河杨村剥运与水环境

剥运是清代漕粮河运中的转运办法,是清廷应对北运河水环境制约的重要手段,选择杨村河段为起剥节点,与这里水环境变化密切关联,所实施的制度与措施,即如剥船置备、产地、需求量,剥运章程的调整及起剥定例的灵活实施等,均以适应该处水环境为宗旨。清廷通过不断调整起剥相关政策和加大经济投入,缓解北运河水量多寡与是否起剥、是否封雇船只以及转运管理等方面的矛盾,突显出国家行为主导下的水运管理、跨地域资源调配运转模式,可见漕运在水环境变迁中被动调试的敏感性与脆弱性。

宫崎市定“大运河”研究述论

大运河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日本东洋史学巨擘宫崎市定对大运河进行了深入研究:既斥责大运河的开凿者隋炀帝为“暴君”,又不否定其开凿大运河的历史功绩,并基于大运河在后世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径称中国宋至清末为“大运河时代”。同时,宫崎市定指出大运河作为世界道路交通的重要一环,具有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带动沿岸城市繁荣、利于商品流通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运力有限、劳力耗费、破坏自然水系导致洪水泛滥等诸多弊端。宫崎市定对大运河的相关评说,对于现今把握运河交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三者的平衡,亦不乏一定的警示和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