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流、派别、正变:《杜诗镜铨》对“杜甫诗学”的建构

“杜甫诗学”是郭绍虞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包括文学史和批评史两方面的含义。在古代杜甫诗集注本中,清代学者杨伦所著《杜诗镜铨》一书最能体现“杜甫诗学”思想。《杜诗镜铨》从文学史出发,通过对历代诗歌文本句法、章法、用典以及诗体风格的具体分析,细致地梳理出杜诗的“源流所出”和“派别所开”,全面彰显了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地位。从批评史出发,以传统诗论中的“正变”思想作为批评视角,以“变化而不失其正”的杜诗作为评判尺度,通过诠释“别裁伪体”和“清词丽句”,探索出以杜诗为核心的古代诗学史“正”与“变”的发展规律。研究“杜甫诗学”不仅可以进一步认清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意义,对于当前构建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杨抡出使琉球考略

明末滇人杨抡等人临危受命,出使琉球,册封其王。他们航经我国钓鱼屿(岛)等岛礁;记录了中、琉海界姑米山。但因文献不足,杨抡使琉之事几失纪闻。文章搜求逸文,考述其事略。同时,据实重申钓鱼屿(岛)自古即为中国领土之史实。

结合《伤寒论》探讨“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

本文结合《伤寒论》中阴阳的具体含义作了初步分析、整理、归纳,认为《伤寒论》中阳的含义包含津液。叶天士"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正是得自仲景之法,而更适宜应用于湿热证,体现了叶氏师古而不泥古、遵经方之法、灵活化裁的思想,为学习并灵活运用经方思想提供借鉴。

《泰定养生主论》养生思想发凡

《泰定养生主论》提出心主神明,主明则下安,养生首贵养心,养心应当因顺自然,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人生婚合、孕育、婴幼、童壮、衰老等阶段都应加以调摄将养,宣摄避忌应当各有所重。医患二者应当各安其分,病者安养,医者安行。人之有病乃是因为人之情欲过甚,心之神明为物欲所蔽。养生应当克除私欲,通晓天文、地理、人事,明辨是非曲直,尽心知性,生不苟生,死不苟死,务本流末。有利于纠正当前大众养生的误区和中医自我治疗与日常保健知识的普及。

《伤寒论》从脏腑阳气虚论治抑郁症思想初探

对《伤寒论》中抑郁相关论述进行归纳总结,认为《伤寒论》中有许多条文描述的症状与抑郁症的表现十分契合。抑郁症与阳气虚关系密切,仲景治疗此类疾病时,在辨证基础上擅用温阳法,具体脏腑涉及心、肾、脾、肝等脏。

《伤寒论》温阳法中“角药”配伍特点

扶阳气是《伤寒论》重要学术思想之一,《伤寒论》还建立了角药的雏形。本文通过分析《伤寒论》温阳法中角药配伍特点,发现《伤寒论》蕴含着丰富的温阳法角药配伍应用规律,其中独立成方角药有4组,作为方剂核心配伍者有5组,其配伍精妙,用药灵活,对启迪后学及提高临床疗效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清代武进蒋氏家族杜诗学传承论略

清代中前期武进蒋氏家族杜诗学可称繁盛,从蒋金式、蒋鸿翮到杨伦,杜诗家学绵延百余年不衰,且贡献出《杜诗镜铨》这样影响巨大的杜诗注本。勾勒出蒋氏家族杜诗学的传承链条,厘清其继承和发展情况,可以例证清代杜诗学传承的一个重要途径:家族传承。

试论《伤寒论》扶阳思想在白血病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伤寒论》中应用温热性的处方超过了四分之三,补益扶阳的药物占了一大半.充分体现了张仲景十分重视阳气的固护。近些年来.随者扶阳学派的复兴,扶阳法越来越受到医者的重视.在一些疑难危重病人的救治中崭露头角,值得临床中医师的深思。扶阳法在白血病的治疗中包括防治感染、减少微小残留病灶、促进骨髓造血及减少消化道反应等方面可以发挥其特色优势。

黄元御对《伤寒论》重视胃气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历代医家均十分重视胃气在人体中的作用。仲圣将"保胃气"的临床治疗思想贯穿于《伤寒论》的始终。清代医家黄元御从六经传变、少阴水火的胜负、"少阴负趺阳为顺"等方面对这一思想作了忠实的继承;并在此基础上又作了很大的发展,提出"泄水补火、扶阳抑阴"的临证思想,十分重视中气的盛衰。在临床实践中,绝不背离传统的辨证施治,临证立法,皆有法度。

《阴阳大论》今何在

张仲景在《伤寒论原序》中的论述提示说明《阴阳大论》在汉末犹在,可是后来却不见了。那么,《阴阳大论》今何在?笔者从中国文化有"尚九"的传统,古人著书常以首句为篇名、首篇为书名,"阴阳应象大论"与"七篇大论"内容上的联系这三个方面对此进行逻辑上的验证,并得出"七篇大论"应归《阴阳大论》、《阴阳大论》应为九篇、"七篇大论"或曾留在《素问》这三个结论,还望方家予以指正。

道德何为?——说《三国演义》开篇词

明代状元杨慎的《临江仙》词,原是其历史词话中"说秦汉"的开篇词。毛氏父子笔削《三国》而把它作为小说开篇,其意义内涵发生变化,而与《三国演义》的悲剧性主题发生联系。这首词是毛氏修订《三国》的传神点睛之笔。它既关乎小说的境界主旨,又体现出修订者的才调文心。

谈《伤寒微旨论》“伏阳成温”说

韩祗和在《伤寒微旨论》中指出温病的病机为"内伏之阳被寒毒所折于骨髓",首次提出"伏阳成温",突出外感病的温热特性,为其用药主用寒凉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温病学的萌芽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五运六气看六经辨证模式

讨论六经实质,关键在于对“三阴三阳”的理解。三阴三阳表述的是自然界阴阳离合的六种状态。三阴三阳的开、阖、枢,决定了“六经”各自的属性和不同特点。需要用五运六气在不同时空方位阴阳气的状态来理解三阴三阳。从五运六气看六经,以往六经理论中的一些难题,就可以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三阴三阳之间是有序的动态时空变化。三阴三阳辨证,可较好地反映疾病发生时内外环境整体变化的动态时空特征。讲《伤寒论》不能不讲六经辨证,六经辨证绝不可废。

从《论衡》看汉代孟学之发展

在《论衡》一书中,王充将《刺孟》置于《问孔》、《非韩》之后,这表明此时孟子已成为仅次于孔子的儒家代表人物。《论衡》一书多处盛赞孟子,在继承扬雄学说的基础上,王充将孟子提升至更高的地位。基于孔、孟的相似性,《论衡》多次将孔孟并提,这无疑提高了孟子的地位,促进了孔孟一体化的进程。

糖尿病肾病之六经辨证初探

糖尿病肾病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慢性肾病和终末期肾病的主要原因,在疾病的发展变化中,糖尿病肾病基本遵循由轻到重、由实转虚、由热转寒的生理病理动态变化,符合《伤寒论》所载疾病从“三阳”到“三阴”的传变规律。早期糖尿病肾病阶段阳邪亢盛,根据阳盛的程度、病位的不同以及病情进展的趋势进行太阳、阳明、少阳病的辨治,从而达到阴平阳秘,阴阳平衡的状态;若阴阳失衡的状态未能及时纠正,阳盛日久,重阳则阴,疾病进一步进展最终导致阳损及阴、阴阳俱虚,此时阴邪偏盛,正气已虚,应以太阴、少阴、厥阴病辨证论治为主。糖尿病肾病病情复杂多变、虚实夹杂,在临床上可见顺传、越经传、表里传、直中、合病、并病等情况,因此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运用六经辨证的方法辨治糖尿病肾病。

世硕与王充的人性论思想研究——兼论《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所述告子及两“或曰”的人性论问题

在本性问题上,告子属于“无善无不善”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更近于扬雄“性善恶混”论,而与世硕、王充的观点不类;“有性善,有性不善”,则与世硕、王充“人性有善有恶”的主张相同。世硕诸儒与王充,在本性问题上观点是相同的。第一种人性主张,属于“性一”之论;最后一种,则非。因此主张“性一”的竹简《性自命出》(《性情论》)篇,不属于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和世硕这帮儒者的作品。

关于思想家嵇康

在中古玄学清谈的热门话题中,"养生"与"声无哀乐"这两个题目是由嵇康率先提出来的。《养生论》全面论述了嵇康的人生哲学,其不过问政治、坚决不肯出仕等可以由此得到解释,此论中关于养生长寿之道的意见至今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声无哀乐论》高度重视欣赏者的主体性,将传统观念加在纯音乐上的教化负担予以剥离,批评前人有关音声接受方面的某些记载乃是故神其说,并明确指出讨论问题应当首先明其"自然之理",对经典中的"俗儒妄记"应当用清明的理性加以分析而不能迷信,表现了一位大思想家的丰采。

“顾护阳气”思想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证治中的应用探析

结合杭州市西溪医院所收治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的临床实践,笔者认为新冠肺炎以寒湿证为主,寒湿伤阳,且阳气是正气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治疗宜始终"顾护阳气",既重视阳气量之充足,又注重阳气运行之宣通。本病早、中、危重及恢复期4个阶段皆需顾护阳气:早期宜辅助阳气、透邪外出,温补卫阳或宣通阳气解表之凝滞。中期正邪交争剧烈,既要顾护阳气以防邪气内陷,又要祛除邪气以使正气来复:寒湿重者宜温阳散寒、利水渗湿;热势弥漫者宜清热泻火止汗,以截阳气外泄之势;热结成实者阳气功能异常,宜通降腑气,使阳气功能来复;同时邪正交争之证,需顾护胃气以滋卫阳、抵御疠气。危重期真阳厥脱,需回阳救逆、求得生机。恢复期注重瘥后防护,滋补阳气、阳复则阴生、清除余邪。

《格致余论》指导下的内伤杂病临证与调摄

朱丹溪为金元四大家之一,以善治杂病闻名。他以《内经》中的“火热致病”病机理论和“阴平阳秘”的生理状态为源流,承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等医家学说,在临证中结合地域特色并针砭时弊,撰写了代表作《格致余论》。本文整理全书重要学术思想及医案所载药物,总结朱丹溪论治杂病多从脾胃入手,强调杂病之生理特性为“阳有余阴不足”,其病因病机为“相火妄动”与“气血痰瘀阻滞”,立“顾护脾阴以重视脾胃为本”为杂病治疗大法,滋补脾阴不忘顾护脾气(阳)。通过颐养情志安藏相火,治火先辨虚实,分别运用“火郁发之”“热者寒之”和“滋阴降火”等不同治法指导遣方用药,佐以“和血疏气、导痰行滞”法以祛邪通达,并以“畅情志、节饮食、顺应四时”等养生调摄诸法贯穿始终。朱丹溪在《格致余论》中“扶内伤,祛外邪,重调摄”的独到见解为现代中医杂病的临床施治提供了宝贵经验与重要借鉴。

孟子文学观的理论透视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文学思想,提出了“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和“知言养气”的创作理念。“知人论世”说,即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强调作品产生的时代、作家的经历。“知言养气”说,即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