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流、派别、正变:《杜诗镜铨》对“杜甫诗学”的建构

“杜甫诗学”是郭绍虞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包括文学史和批评史两方面的含义。在古代杜甫诗集注本中,清代学者杨伦所著《杜诗镜铨》一书最能体现“杜甫诗学”思想。《杜诗镜铨》从文学史出发,通过对历代诗歌文本句法、章法、用典以及诗体风格的具体分析,细致地梳理出杜诗的“源流所出”和“派别所开”,全面彰显了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地位。从批评史出发,以传统诗论中的“正变”思想作为批评视角,以“变化而不失其正”的杜诗作为评判尺度,通过诠释“别裁伪体”和“清词丽句”,探索出以杜诗为核心的古代诗学史“正”与“变”的发展规律。研究“杜甫诗学”不仅可以进一步认清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意义,对于当前构建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张锡纯附子用药解析

张锡纯是清末民初的代表性医家,研究其使用附子的习惯与规律对于指导临证有现实意义。在张锡纯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含附子方剂共计30首,其中29首为复方汤剂,21首方剂指明使用经过炮制的附子(原文称“乌附子”),无使用生附子的实际案例,均未对煎煮法作特殊要求,其用量为0.6~24 g,总体使用剂量较小。人参、甘草、干姜、山药、白术是常与附子配伍的药味,旨在发挥益火扶阳(温里寒)、温阳通痹、回阳固脱、引火归元等功效。张锡纯使用附子的用法较为谨慎保守,其用药经验可以为现代中医临床提供思路与启示。

河南孟州卢氏温阳通脉学术流派与临证经验

河南孟州卢氏温阳通脉学术流派是河南中医学术流派的典型代表之一,创立者卢昭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形成了以温中祛寒、通络回阳为治则;温补心阳、温补脾阳、温补肾阳为方法的温阳通脉学术思想。第二代传承人卢作斌擅长在温阳通脉学术思想指导下,使用附子、干姜、吴茱萸、当归、黄芪、白术、香附、川芎、丁香、续断、茯苓等药物,以化瘀通经、温经散寒、温阳止痛等法,治疗闭经、崩漏、不孕、痛经等妇科疾病及中医内科杂症。第三代传承人卢敬业擅长诊治中医内科、妇科、儿科等疑难杂症,并积极传承中医临床经验,培养基层中医药人才。第四代传承人卢海涛擅长治疗心脑血管及肝胃病。第五代传承人卢晓峰擅长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等风湿骨关节病、肝胃病、中风后遗症,以及眩晕、头痛等疾病。学派以卢氏“本仁堂”药铺为依托,临证诊病,阴阳为纲;治病疗疾,注重扶阳;宗师仲景,推崇经方;回阳救逆,重用附子;兼辨阴证,综合而治,特长显著,流派特色鲜明,在治疗胸痹心痛、风寒湿痹、骨痹及妇科疑难杂症方面具有独特经验。

云南吴氏扶阳学术流派辨治痛风的特色和理论探析

云南吴佩衡扶阳学术流派历经五代传承,在痹证的辨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流派第二代传承人、国家级名中医吴生元教授认为痛风可归属于中医痹证范畴,其基本病机为“脾虚湿阻,痰瘀互结”,疾病急性发作时的病机要点为“湿热壅盛、痹阻经脉”,据此提出了健脾渗湿和清热通络的治法,并创立了健脾渗湿方和清热通络方分别用于痛风非急性期和急性期的治疗。流派第三、四代传承人彭江云教授和李兆福教授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以“清热通络-健脾渗湿”序贯疗法为主治疗痛风的辨治体系,经临床验证效果显著。该文从理论层面对流派的辨治思路及理论依据进行阐述,以期为痛风及其他慢性疾病的防治提供参考。

西学与新学:清末留学生的教育反哺——以杨月如等人为考察中心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发展内外交困,有志之士纷纷寻求扶危定乱之策,“教育救国论”一时盛行,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的矛盾日益凸显。留学生群体为促进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与革新,将西学与中国新式教育融会贯通,特别是杨月如等清末留学生对于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创办新式学堂、开办速成师范讲习所、改建小学堂、创办单级教授讲习所、传播复式教学法、改组旧学校、出书立作等等,丰富教育形式、改善教育环境,为各地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新颖的教学方法,促进了单级教授法的普及与发展。杨月如等清末留学生群体的教育实践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提供了新式教育的实践模板,被同行实验、推广、应用。杨月如等清末留学生群体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加快了西学与中学的互融共促,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革新与进步。

开阖针法针刺欲解时的时间规律分析

开阖六气针法是在三阴三阳开阖枢理论基础上形成的时间针灸模式,“气-阴阳-五行”理论是开阖六气针法的哲学内核与底层思维。“气-阴阳-五行”的演变过程中所渗透的时间医学理论被广泛移植与运用于针刺“欲解时”的时间规律之中,成为开阖六气针法针刺治疗疾病的特色手法。从其理论源流出发,疏解了“气-阴阳-五行”历史演变过程中“欲解时”内涵的发展,提出六气开阖针法的“气-阴阳-五行”运动规律与特性,总结了针刺“欲解时”调整“气-阴阳-五行”运用,为针刺“欲解时”调整“气-阴阳-五行”提供了参考依据。

基于《黄帝内经》阴阳五行学说探讨张元素药性理论体系的构建

阴阳五行既是《黄帝内经》认识生命现象与天人关系的基础,也是张元素构建药性理论体系的框架。《黄帝内经》通过阴阳、五行的分类与关系,阐述人体组织之间及其与自然环境的联系、构建疾病的发生原理及发展规律,提出疾病的诊疗原则。而张元素将阴阳五行应用于药性理论构建当中,通过阴阳再分将气味厚薄、药物性能、方剂功效、人体藏象、四时节气结合,构成药物、人体、自然三合一的整体;运用五行分类,创立以药物性用特点为主体的法象药物分类法;依据五行关系,形成以生克制化为法则的遣药制方论。张元素所构建的药性理论体系,不仅将前人药性思想予以总结,对药物升降浮沉、分类等方面进行发挥,也为后世药性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奠定了基础。

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五四运动后“救亡”与“启蒙”、“政治”与“文化”的交织与竞逐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条线索。既有研究多将恽代英呈现为一个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和儒家伦理底蕴的五四知识分子,然而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却难以理解他为何从温和的道德结社转向革命。本文认为,恽代英精神世界中的心学底色,以及他对青年会社会服务经验的借鉴,使他形成了与共产主义者相通的道德认知;道德结社的困境则促使他走向政党运动,以群众运动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恽代英的早期经历为我们呈现了过渡时代具有儒学底蕴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政治秩序时的道德困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对德性的强调以及儒家中国的现代转化。

川派杨氏特色灸法经验撷萃

本文通过归纳整理川派针灸名家杨介宾教授运用其特色灸法的学术思想,分析其辨证施灸的理论依据。杨介宾教授善于运用贴棉灸法、药锭灸法、药线灸法、热熨灸法、点按灸法和拍打灸法等治疗临床杂病,“内、外、妇、儿”均可用之,其指出在施用灸术时,要以辨证论治为前提,由证选方取穴,从而施术。根据患者病情虚实,以及病情进展程度,随时调整组方配伍及药量,并且灵活控制施术时间,以达补虚泻实,阴平阳秘。此特色灸法既有通调气血、温散寒邪、消瘀散结等功效,又有经济简便、易于操作等特点,因此对临床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走出“汉魏”:论后期汉魏诗派的困境与承变

以王闿运为核心形成的汉魏派是晚清诗坛重要的诗歌流派之一,其诗歌风尚以复古为旨归,推尊汉魏,提倡字摹句拟,在取得较为突出的艺术成就之时,由复古所造成的困境也表现于他们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之中。清、民之际随着邓辅纶、邓绎、王闿运等相继陨世,该派逐渐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并受到新旧诗人、学者的攻击。在此背景下他们所进行的“走出汉魏”的探索,使他们的诗歌风格更为丰富多元,却也淡化了流派鲜明的宗旨和特色,最终使汉魏派消失于诗坛。

元代抄本《仙传外科秘方》临证用药撷菁

目的:通过对元代名医杨清叟所撰《仙传外科秘方》所载方剂进行剖析,探究其临证用药组方特色。方法:整理列出全书所载所有方剂,录入计算机,建立Excel数据库,分析其剂型、药性及方剂别名、方药味数。结果:全书共载86方,其中内服方57首,以汤剂、散剂和丸剂等5种剂型为主;其中外用方29首,以散剂、油剂和膏剂等6种剂型为主。共涉及中药206味,其中寒凉药86味,使用331次;温热药76味,使用415次;平性药44味,使用199次。另外组方药味数达4~8味者最多,占33.72%。结论:抄本《仙传外科秘方》属于“全生派”外科方书,擅长使用药对、敷贴温热凉药和杀虫拔毒药物是其组方特色。

反本能研究的复旦学派:从郭任远到蔡乐生

从McDougall的目的论主张到Lorenz与Tinbergen的动物行为学新进路,欧洲学派一直坚持本能研究的传统。以郭任远为奠基人,蔡乐生为继承者的反本能研究的复旦学派通过系列实验室证据批判欧洲学派的主张,否认本能存在的科学性。他们试图超越先天—后天的二分法,用系统发展的视角看待行为发生,进而构建一个能够解释人类行为动力发展的新理论——行为发展的或然渐成论。这既是对表观遗传学的丰富与发展,推动了后成表现型新进路的建立,更直接奠定了发展心理生物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基础,对揭示有机体在发育过程中的生物行为发展差异具有重要意义。

林兆恩三教交融的生死观探微

明代中晚期三教融合之风盛行,生死议题的讨论也体现出三教交融的特点。林兆恩以虚空本体为生命的根源与归宿,从“以我之虚空而性命之”到“以我之性命而元神之”,最终又复归虚空的生命证成进路,上契道教内丹宇宙演化模式与儒家尤其是阳明心学学者的同体太虚观,下援儒、道、释三教的心性修养方法,构建出独特的生死观理论,展示出明代思想发展的丰富面向。

“扶阳益阴”理论启发下阴虚治法探讨

针对阴虚病证,传统治法多以滋阴填精为主。随清代以来火神派发展,“阳主阴从”的阴阳观逐渐为世人认同,火神派医家卢铸之先生以此为据,针对阴虚提出“扶阳益阴”的论治思路,以扶阳法治疗阴虚证,临床效佳。然而,对于外感邪热、七情内伤及虚劳内伤等所致阴虚之人,“扶阳益阴”理论仍具有局限性,临床应联合其他学派治法予以完善和发展,不拘于一派之见,择善而从。

杨维祯的诗歌教育与“铁雅诗派”的兴衰

元代最大的诗歌流派“铁雅诗派”的出现与杨维祯的诗歌教育实践密不可分。元代诗法著作流行,形成了重法度、尚家数、尊格式的诗歌教育范式,而杨维祯试图以“情性说”消解以知识为中心的学诗路径,并以评议改诗、编集选诗、唱酬竞诗等形式履践以表达为中心的诗歌教育,这促成了“铁雅诗派”的迅速壮大。而杨维祯诗歌教育活动的即时性、随机性、碎片性特点,以及古乐府对教学依附性不强的诗体特性,则为诗派在其身后迅速衰歇埋下了伏笔。

馬王堆帛書《刑德》“奇正”探析

馬王堆帛書《刑德》“奇正”分别指:“刑德小游圖”的奇正宫、神煞奇、奇風,前兩者和古人的奇偶觀念有關,後者强調出其不意,它們均在“刑德小游圖”上有具體體現。帛書對“奇”各種運用,經過了數術化和神煞化,其本質是術士希望用數術方式將抽象的“奇”具體化,是兵陰陽文獻發展成熟的體現。“奇正”在兵書中的運用,並非單純的兵力配置,還要順應五行、結合占卜。古人對“奇”的追求,源於對至上神“太一”的崇拜,體現了當時的宇宙觀。

上海博物馆藏宋刻孤本《谢幼槃文集》考述

上海博物馆藏宋刊《谢幼槃文集》十卷,是北宋末临川名士谢薖的现存唯一诗文合集初刻本。绍兴壬申年(1152),此本与谢逸《溪堂集》二十卷同时由抚州州学锓梓。自宋以降,该书世所罕觏,辗转流传至东瀛后,迭经狩谷棭斋、浅野长祚和向山黄村等名家庋藏。19世纪80年代初,杨守敬出访日本觅得此书,携回中国并手书跋附于卷末,旋即又售予潘祖荫滂喜斋,此后归于孙伯渊之手并捐藏至上海博物馆。该本是谢薖文集刊印流播的诸版之祖本,极具版本文献价值,对于考察谢薖与江西诗派、《江西诗派》总集之局部递嬗以及《两宋名贤小集》成书性质等,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从历史角度谈中医“扶阳学派”的复兴

产生于100多年前以重阳扶阳为主要思想、喜用姜桂附等温阳药物的"扶阳学派"近年有复兴之势,从中医历史发展角度进行分析:(1)"纠偏正弊、曲折前进",是中医历史发展的规律:"扶阳学派"也是为纠正温病学派用药寒凉阴柔的时弊而从阳立论的;(2)时代需要,是中医发展的动力:当今中医呈现"异化"、"退化"、"西化"等现象,"扶阳学派"是在中医回归自身发展,以传统理论应对当今疾病的思潮下应时复兴的;(3)历代曲折发展中多有矫枉过正之嫌,希望扶阳学派复兴不要蹈其旧辙,形成滥用温补的新时弊;(4)经典是各学派共同的基础,辨证论治是中医永恒的法宝,不能离开中医经典之道,而径效扶阳之术。

扶阳派使用附子的诀窍

附子乃中药四大主帅之一,又称"药中四维",可见其功效之卓著,但该药最有用亦最难用。它乃中医临床的一味要药、大热大毒之品,药性极其峻烈,临床应用不无顾忌。故历代诸多医生"终身视附子为蛇蝎"而不敢用。但是善用扶阳法的医家多会用大剂姜附治疗疑难杂症及急危病症,故认真研究其附子的使用对提升现代临床治疗水平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从人体阴阳本体结构谈扶阳派唐农教授治疗血管性痴呆的经验

唐农教授精于扶阳,崇尚经典。揭示了人体内阳外阴的本体结构,运用《周易》的泰否二卦加以描述,在理论推导与经验事实上都给出了很好的证明。指出《伤寒论》三阴病的本质是虚寒,致使阴阳本体结构被破坏出现了阴阳各离本位的否象。治则关键在于温化三阴经的阴寒,使阴阳和,恢复人体内阳外阴的本体结构。认为血管性痴呆属于三阴病,因三阴经的虚寒而致肾收藏不利,影响到信息的储存,表现为血管性痴呆记忆力减退。而肾之藏是与肺之收为前提的,因此提出从肺论治血管性痴呆。并举一则医案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