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氏针灸流派絮刺火罐特色技术治疗中风后肌张力障碍的临床诊疗专家共识

中风是一种由各种血管原因导致的急性或局灶性脑功能障碍,其发病原因主要包括脑出血和脑缺血,具有较高的发病率、致残率和病死率[1],是全球死亡和长期残疾的主要原因,给医疗系统和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2-3]。尽管中风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有所下降,但最近的全国性流行病学调查表明,中国估计有1100万中风流行病例,240万新的中风病例和110万与中风相关的死亡[4-5]。中风后肌张力障碍成为中风后遗症加重的重要因素。

河南孟州卢氏温阳通脉学术流派与临证经验

河南孟州卢氏温阳通脉学术流派是河南中医学术流派的典型代表之一,创立者卢昭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形成了以温中祛寒、通络回阳为治则;温补心阳、温补脾阳、温补肾阳为方法的温阳通脉学术思想。第二代传承人卢作斌擅长在温阳通脉学术思想指导下,使用附子、干姜、吴茱萸、当归、黄芪、白术、香附、川芎、丁香、续断、茯苓等药物,以化瘀通经、温经散寒、温阳止痛等法,治疗闭经、崩漏、不孕、痛经等妇科疾病及中医内科杂症。第三代传承人卢敬业擅长诊治中医内科、妇科、儿科等疑难杂症,并积极传承中医临床经验,培养基层中医药人才。第四代传承人卢海涛擅长治疗心脑血管及肝胃病。第五代传承人卢晓峰擅长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等风湿骨关节病、肝胃病、中风后遗症,以及眩晕、头痛等疾病。学派以卢氏“本仁堂”药铺为依托,临证诊病,阴阳为纲;治病疗疾,注重扶阳;宗师仲景,推崇经方;回阳救逆,重用附子;兼辨阴证,综合而治,特长显著,流派特色鲜明,在治疗胸痹心痛、风寒湿痹、骨痹及妇科疑难杂症方面具有独特经验。

源流、派别、正变:《杜诗镜铨》对“杜甫诗学”的建构

“杜甫诗学”是郭绍虞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包括文学史和批评史两方面的含义。在古代杜甫诗集注本中,清代学者杨伦所著《杜诗镜铨》一书最能体现“杜甫诗学”思想。《杜诗镜铨》从文学史出发,通过对历代诗歌文本句法、章法、用典以及诗体风格的具体分析,细致地梳理出杜诗的“源流所出”和“派别所开”,全面彰显了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地位。从批评史出发,以传统诗论中的“正变”思想作为批评视角,以“变化而不失其正”的杜诗作为评判尺度,通过诠释“别裁伪体”和“清词丽句”,探索出以杜诗为核心的古代诗学史“正”与“变”的发展规律。研究“杜甫诗学”不仅可以进一步认清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意义,对于当前构建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云南吴氏扶阳学术流派辨治痛风的特色和理论探析

云南吴佩衡扶阳学术流派历经五代传承,在痹证的辨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流派第二代传承人、国家级名中医吴生元教授认为痛风可归属于中医痹证范畴,其基本病机为“脾虚湿阻,痰瘀互结”,疾病急性发作时的病机要点为“湿热壅盛、痹阻经脉”,据此提出了健脾渗湿和清热通络的治法,并创立了健脾渗湿方和清热通络方分别用于痛风非急性期和急性期的治疗。流派第三、四代传承人彭江云教授和李兆福教授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以“清热通络-健脾渗湿”序贯疗法为主治疗痛风的辨治体系,经临床验证效果显著。该文从理论层面对流派的辨治思路及理论依据进行阐述,以期为痛风及其他慢性疾病的防治提供参考。

张锡纯附子用药解析

张锡纯是清末民初的代表性医家,研究其使用附子的习惯与规律对于指导临证有现实意义。在张锡纯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含附子方剂共计30首,其中29首为复方汤剂,21首方剂指明使用经过炮制的附子(原文称“乌附子”),无使用生附子的实际案例,均未对煎煮法作特殊要求,其用量为0.6~24 g,总体使用剂量较小。人参、甘草、干姜、山药、白术是常与附子配伍的药味,旨在发挥益火扶阳(温里寒)、温阳通痹、回阳固脱、引火归元等功效。张锡纯使用附子的用法较为谨慎保守,其用药经验可以为现代中医临床提供思路与启示。

董仲舒政治儒学对阴阳五行学说的转化与提升

秦汉以来,阴阳家作为学术流派不复存在,但是它的思想渗透到了以儒、道两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成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中国文化添上浓厚的阴阳五行色彩。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客观上奠定了儒学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主干地位。董仲舒顺势而为,一方面承接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之思想资源,一方面转化阴阳家学派所推行的阴阳五行学说,从而构建了汉代政治儒学“天人感应”“大一统”的理论体系。从思想史、哲学史的角度讲,儒家思想在理论形态上、精神气象上得以开出新的面向,与董仲舒及其政治儒学对阴阳五行学说的转化与提升密不可分。

从经典火神学说论治胸痹

胸痹相当于西医学“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绞痛”,其基本病机为“阳微阴弦”,根本病因为“阳虚”。火神派以阴阳为纲,提纲挈领、执简驭繁对疾病的根本病机进行快速辨别,治疗原则上重视补助肾阳,主张“阳主阴从”的核心思想,治疗方法上擅用、广用、专用附子,治疗过程中详辨“阴火”假热之象,临证注重扶助机体阳气,尤其善用大剂量附子使阳气迅速复原。郑钦安强调“扶阳”是重要原则,可从上游解决根本“动力”问题,痰浊、瘀血、水饮等下游问题可迎刃而解。四逆汤为温补心肾、通脉止痛代表方,正合胸痹“阳微阴弦”之病机,临床运用四逆汤加减治疗胸痹,疗效显著。通过对火神派主要学术思想、用药特点进行探究,并结合胸痹病因病机,论述运用火神派学说治疗胸痹的作用机制,其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值得每一位中医学者探究。

西学与新学:清末留学生的教育反哺——以杨月如等人为考察中心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发展内外交困,有志之士纷纷寻求扶危定乱之策,“教育救国论”一时盛行,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的矛盾日益凸显。留学生群体为促进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与革新,将西学与中国新式教育融会贯通,特别是杨月如等清末留学生对于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创办新式学堂、开办速成师范讲习所、改建小学堂、创办单级教授讲习所、传播复式教学法、改组旧学校、出书立作等等,丰富教育形式、改善教育环境,为各地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新颖的教学方法,促进了单级教授法的普及与发展。杨月如等清末留学生群体的教育实践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提供了新式教育的实践模板,被同行实验、推广、应用。杨月如等清末留学生群体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加快了西学与中学的互融共促,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革新与进步。

从历史角度谈中医“扶阳学派”的复兴

产生于100多年前以重阳扶阳为主要思想、喜用姜桂附等温阳药物的"扶阳学派"近年有复兴之势,从中医历史发展角度进行分析:(1)"纠偏正弊、曲折前进",是中医历史发展的规律:"扶阳学派"也是为纠正温病学派用药寒凉阴柔的时弊而从阳立论的;(2)时代需要,是中医发展的动力:当今中医呈现"异化"、"退化"、"西化"等现象,"扶阳学派"是在中医回归自身发展,以传统理论应对当今疾病的思潮下应时复兴的;(3)历代曲折发展中多有矫枉过正之嫌,希望扶阳学派复兴不要蹈其旧辙,形成滥用温补的新时弊;(4)经典是各学派共同的基础,辨证论治是中医永恒的法宝,不能离开中医经典之道,而径效扶阳之术。

浅析《针灸资生经》治疗鼻部疾病的规律特点

[目的]探讨《针灸资生经》治疗鼻部疾病的规律特点。[方法]通过梳理《针灸资生经》鼻部疾病的相关条文,系统整理归纳治疗鼻部疾病的腧穴数量、归经、特定穴属性及分布规律,并剖析鼻部疾病的病因病机、治法特点及作者经验。[结果]《针灸资生经》中治疗鼻部疾病共涉及66个腧穴,穴位总频次为153次。腧穴使用频率前3名分别是风门、口禾髎、龈交,应用最多的前3条经脉依次为足太阳膀胱经、督脉和手阳明大肠经,特定穴以交会穴和五腧穴占比最多,且集中分布在头部和四肢部。鼻部疾病基本病机归结为正气亏虚、邪恋标实,强调治疗应以通为用,即通阳气以养心神、畅气机以通鼻窍、温经穴以调气血3个方面,并善用验方和医案增加真实性。[结论]《针灸资生经》反映了王执中治疗鼻部疾病的诊疗特色,体现出以通为用的学术思想。总结该书治疗鼻部疾病的规律特点,可为临床治疗鼻部疾病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扶阳派使用附子的诀窍

附子乃中药四大主帅之一,又称"药中四维",可见其功效之卓著,但该药最有用亦最难用。它乃中医临床的一味要药、大热大毒之品,药性极其峻烈,临床应用不无顾忌。故历代诸多医生"终身视附子为蛇蝎"而不敢用。但是善用扶阳法的医家多会用大剂姜附治疗疑难杂症及急危病症,故认真研究其附子的使用对提升现代临床治疗水平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齐鲁卢氏内科流派益气温阳法治疗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经验

病态窦房结综合征是临床常见难治病。齐鲁卢氏内科流派着眼于“虚-寒-瘀-痰”,认为该病病机以心气心阳虚损为本,寒凝、血瘀、痰阻为标,治以益气温阳、祛瘀化痰通络,疗效显著。附益心复脉汤及验案1则。

从人体阴阳本体结构谈扶阳派唐农教授治疗血管性痴呆的经验

唐农教授精于扶阳,崇尚经典。揭示了人体内阳外阴的本体结构,运用《周易》的泰否二卦加以描述,在理论推导与经验事实上都给出了很好的证明。指出《伤寒论》三阴病的本质是虚寒,致使阴阳本体结构被破坏出现了阴阳各离本位的否象。治则关键在于温化三阴经的阴寒,使阴阳和,恢复人体内阳外阴的本体结构。认为血管性痴呆属于三阴病,因三阴经的虚寒而致肾收藏不利,影响到信息的储存,表现为血管性痴呆记忆力减退。而肾之藏是与肺之收为前提的,因此提出从肺论治血管性痴呆。并举一则医案加以说明。

析中国民族学北派和南派的学术倾向——以吴文藻、杨成志为例

中国民族学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了“北吴南杨”之说。北学派的代表人物吴文藻和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杨成志虽求学、治学和教学经历不同,学术倾向各异,但他们对中国民族学的贡献都非常突出。比较和分析南北两派,凸显其与学派的关系,客观地看待两个学派的学术传统,师其所长,大有裨益,同时,有助于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发展定向。

开阖针法针刺欲解时的时间规律分析

开阖六气针法是在三阴三阳开阖枢理论基础上形成的时间针灸模式,“气-阴阳-五行”理论是开阖六气针法的哲学内核与底层思维。“气-阴阳-五行”的演变过程中所渗透的时间医学理论被广泛移植与运用于针刺“欲解时”的时间规律之中,成为开阖六气针法针刺治疗疾病的特色手法。从其理论源流出发,疏解了“气-阴阳-五行”历史演变过程中“欲解时”内涵的发展,提出六气开阖针法的“气-阴阳-五行”运动规律与特性,总结了针刺“欲解时”调整“气-阴阳-五行”运用,为针刺“欲解时”调整“气-阴阳-五行”提供了参考依据。

《周易》经传与先秦阴阳家

阴阳家是先秦诸子中的重要一家,其学说与《周易》经传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易经》作为当时知识阶层所倚重的文化经典,在比应、变化、守位等方面对阴阳家的理论建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易传》"生生"、守"时"、"感天"、推衍等理念的推出,又从阴阳家那里得到了某种启示。《周易》经传与先秦阴阳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值得我们深度考察和认真研究。

先秦儒家经权说及公羊家对它的思想推进

关于经权关系的二重性问题,先秦儒家已有了初步的思考:一方面,权之运用当以从经为前提,惟有知权达变,经的普遍性价值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另一方面,在特殊情况下,权欲通经,须以形式上反经的方式来实现。唯有在公羊家那里,关于反经之权运用的前提、目的、原则等才得到明确地提出和解决。公羊家的这一理论创见既深化了儒家关于反经之权的内涵、本质和功用的认识,也将儒家的经权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然而,公羊家“反经达道”的思想被后儒概之为“反经合道”,且因此“反”字而为后儒特别是宋明理学家所误解,招致了诸多非议。作为理学家的代表性人物,程、朱的经权说对于经权关系的思考没有从本质上推进儒家经权思想的发展,并对公羊家的经权说存在许多偏见。这些偏见之所以会发生,既因其思想“以理摄道”的思想运思特点,也因为他们不明公羊家反经之权说的本来面目和究竟意义。

中和与儒、道及阴阳思想发展关系考论

阴、阳、和三气说应源于阴阳家,并在《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表述中得到经典性肯定。《春秋繁露·循天之道》所述"两和二中",乃对阴阳家中和思想的代表性阐述。中和之道及相关的元气诸说,在儒、道两家的阐释中得到推引发扬;儒、道两家亦在此过程中通过相互影响,实现彼此融通,道家引《易》补益自重,尤应予以关注。中和理念极为值得关注,其相关研究有助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深化。

朝鲜阳明学派的形成与东亚三国阳明学的定位

朝鲜朝时期(1392—1910),在退溪学的主导下通过对阳明学的辨斥,才形成了不同于中、日两国阳明学的独特的朝鲜阳明学派。就学术个性而言,朝鲜所接受的阳明学比较接近中国北方的阳明学,而日本所接受的阳明学则较为接近南方阳明学。比较而言,中国的阳明学发展到后来,已从政治层面深入到民间社会,与平民教育相结合,走的是政治化加世俗化的普世主义的发展路径;日本的阳明学起先只是掌握在儒学教师个人手中的文化知识,后来为了实际的需要而逐渐成为武士阶层手中的思想武器,走的是学问化加功利化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径。而朝鲜的阳明学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与佛教禅宗相混同的异端思想被引进的,因而是在垄断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辨斥声中被官方和民间艰难地接受和传布的,走的是如何适应以程朱理学为绝对权威的类似原教旨主义的发展路径。

扶阳派传人探秘

郑钦安中年设帐授徒,桃李众多,其入门、私淑者甚多,均继承和发展了其学术思想。最典型的传人如卢铸之主立命重在以火立极,立法重在以火消阴;卢永定认为阳光一照便阴霾自灭,扶阳同时则精血津液自生;卢崇汉倡导"阳主阴从"观;吴佩衡强调阴阳辨证,善用经方,擅用附子;祝味菊证实了扶阳方法并无地域之限;徐小圃早年用药多寒凉,后因其子之病虚心向祝氏求教,亦成擅用附子名家;范中林善用经方,尤其擅长疗愈虚寒证;唐步褀撰成《郑钦安医书阐释》一书,其弟子遍及海内外;李可常用破格救心汤,其有起死回生之神效。扶阳派传人对疑难杂症、急危重症常有惊人的疗效,故对其深入研究将极大推进中医临床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