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梦阳用韵看明代庆阳方音韵母特点

以李梦阳用韵中的特殊混押现象,结合清代陇东方音著作并对照今中原官话秦陇片方言对其加以分析,可考证出明代庆阳方音的韵母特点:-m尾、入声韵消失,鼻音韵尾-n与-混并,通摄字主元音舌位前移,江摄及宕摄舒声细音读如通摄,梗摄舒声细音读同宕摄,果摄洪音字读如假摄,止摄合口读如遇摄,遇摄端系、庄组字读如流摄,流摄细音读如效摄,效摄一等唇音字读如遇摄。

《经义模范》编刻考论

《经义模范》是研究明清时期科举时文演变的重要文献,成书于明朝嘉靖年间,多为其时之士子、塾师和考官使用。清朝乾隆年间,因其收录了大量宋代经义文,被著录于《四库全书》。该书现存诸本皆自四库本而来,四库馆臣对其评价甚高。光绪年间,《经义模范》曾有多次重刻,然其编刻情况历来存疑。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考证此书编者应为明代学者杨慎,编选此书的背景与明朝嘉靖后期时文写作的风格演变有关。同时,杨慎编选此书的意图,应是为其时之士子撰写科举应试文章提供参考。

论云南本土作家杨杨的文学创作

云南本土作家杨杨在多年的文学创作中一直秉持真诚务实的文学理念,擅长把文化学养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在散文与小说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他是“新散文”写作的重要参与者,其散文具有浓郁的文化底蕴和强烈的文体探索意识;而魔性与诗性融合的小说创作着力于发掘人性的深层因素,真诚地呼唤人间的真善美。杨杨从文学地理学的视域出发,善于发现与填补空白,他扎根滇南大地,建立了个人的文学坐标体系,其作品地域文化特征十分明显,为当代云南文坛所瞩目,也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百花园。

马融《春秋三传异同说》及相关问题探微

孔子著《春秋》,经学家为其作传甚多,亦为精湛,东汉通儒马融则另辟蹊径,立足于《左传》,著《春秋三传异同说》。《春秋》三传,鼎足而立,各有偏重,各有特色,马融善于发现问题,于三传之说之外,阐发自己不同观点,也使人们对《春秋》研究有了新的视角。

杨绛的散文艺术

杨绛是当今中国散文高手之一。《我们仨》等散文营造出堪称文学研究界"第一家庭"的温馨世界,可谓中国式的"追忆似水年华"。杨绛散文的主要成就在于以平实淡雅之笔描绘浮生众态。她心系梦萦的是家人、家事、琐事、身边事,表现的却是大智慧、大胸襟、大境界、大时代。胸有丘壑,笔有藏锋,平淡之中见神奇,于无声处见喜悲,这与当下流行的女性私人化写作大相径庭。如写其夫钱钟书的大智若愚、童心未泯;其女钱瑗的外秀内慧、勤奋敬业;杨绛"三伯伯"即三姑母杨荫榆曾因在"女师大学潮"中"镇压学生",多年来一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她却是在日寇攻陷苏州时因斥骂侵略者而遇害的爱国志士。杨绛的散文不仅淡雅、睿智,而且幽默诙谐,妙趣横生,且不乏老吏断狱般的老辣,其论辩性散文如同检察官读诉状,以事实为据,滴水不漏,一掴一掌血。另外,杨绛还将魔幻小说笔法引入散文,写梦游,写幻觉,虚实相生,平淡之外又现神奇。其"魔幻散文"在当今散文中独树一帜。杨绛是烤着生命之火为文,她既烤着自己的生命之火,亦烤着钱钟书的生命之火,还烤着爱女钱瑗的生命之火,用"我们仨"的生命之火烤出的散文极品,自然具有不同寻常艺术价值和珍贵的史料价值。

论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宋诗的奠基

考察北宋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历程,梳理韩诗与欧诗的艺术关系,揭示出欧诗承韩有学韩、似韩与变韩三个时期,其关键在于对“以文为诗”的标举与承传创变。欧阳修的尊韩、学韩确立了韩愈诗歌在北宋的诗学典范地位,他在模仿研习韩诗基础上的“变韩”为自家诗的独创新意奠定了基础,学韩而不觉其为韩的创新精神是他接受韩诗、领导诗歌革新的真精神所在。比较韩、欧诗歌的不同可见,欧诗“变韩”之处主要表现在诗歌题材的日常生活化与文人化、议论说理的凝练精警与理性色彩、谋篇布局的疏荡章法与铺叙笔法等方面。此外,欧阳修还以平易细密扬弃了韩诗的过分奇险拗峭。欧诗承韩这一接受现象对创立有宋一代新诗风具有深远的诗学意义。欧阳修承上启下,是杜、韩与苏、黄之间的重要艺术中介,其接受韩诗之意义就在于对宋诗风格的形成起奠基性的作用。

世硕与王充的人性论思想研究——兼论《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所述告子及两“或曰”的人性论问题

在本性问题上,告子属于“无善无不善”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更近于扬雄“性善恶混”论,而与世硕、王充的观点不类;“有性善,有性不善”,则与世硕、王充“人性有善有恶”的主张相同。世硕诸儒与王充,在本性问题上观点是相同的。第一种人性主张,属于“性一”之论;最后一种,则非。因此主张“性一”的竹简《性自命出》(《性情论》)篇,不属于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和世硕这帮儒者的作品。

论王安石《淮南杂说》中的“异志”思想

王安石《淮南杂说》中提出臣可用非常之礼、君可取而代之的“异志”思想 ,受到杨绘、程颐、杨时等人的攻讦。其实 ,王安石的思想根源于儒家经典 ,又为其改革服务 ,具有进步意义。理学家的批评既有反对变法的因素 。

陈绎曾与元代文章学

由于文献久晦,元代陈绎曾的文章学观点颇为学界忽视。其相关论述主要集中于近年重出的《古文谱》、《古文矜式》和《文说》当中,涉及文章本体论、修养论、创作论、文体论、风格论、鉴赏论等诸多方面,见解深刻,体现了鲜明的元代文化特征,堪称元代文章学的最高成就。

反命名和戏谑式命名——杨绛散文的反讽修辞

杨绛散文的反讽修辞对应着两个语境 :故事发生时的语境 ( 5 0年代初至 70年代初 )和故事写作时的语境 ( 80 - 90年代 )。她将“陪斗者”这一政治身份转化为叙述人的观察和言说视角 ,通过“反命名和戏谑式命名”的修辞方式 (表现为“我不是…”/“我是…”的语式 ) ,实现了对语境限制的反限制 ,构成了一种“互文本”的深层意义结构。其戏谑式命名的常用方式是“贬低陈述”。作为女性写作 ,杨绛选择反讽作为自己散文的基本修辞方式 ,既是时间的积累沉淀对她的话语启示 。

骈文文体与中国文化特质

骈文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学样式,其产生和发展从诸多方面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质。一方面,汉语言文字的特殊性为骈文的产生提供了最基本的材料和物质手段;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诸如阴阳对称思维、尚古尊经的意识等都对骈文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骈文文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表达方式,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语言特质和民族文化内涵。

论杨晦的戏剧创作

杨晦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学者,他在剧作、翻译、评论、文艺理论和教育方面都做出了较为突出的成就与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学界有关他的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杨晦出身于农民家庭,其剧作多关注下层人民的贫苦命运。他早期创作的散文化短剧"深沉黯淡",长于点染情感氛围,带有散文诗的气息。其剧中人物之间的外在行为冲突并不突出,作者更善于展现小人物的意志与悲惨命运之间的隐忍与抗争。杨晦创作后期的历史剧一改"隐忍"的创作题旨,以"搏击"的姿态来对抗社会黑暗势力,显示了杨晦剧作心路轨迹的转变。

梁孝王集团的文学想象

战国以来养士之风盛行,其流风余韵,波及西汉前期。爱才惜才的梁孝王刘武周围聚集了众多的文人,通过对《西京杂记》以及谢惠连《雪赋》有关这个文学人物集团的描写的考察,可以看到梁孝王集团在后代文人文学想象中的意义。

论杨绛的散文特色

杨绛的散文怀忆往昔、追想故人、感慨人生、洞察自我,自然而然地展露着她深厚的艺术功力、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崇高的人格修养。她的散文没有虚伪和矫饰,以平实的笔调,静静地予人以淡泊、宁静的审美感受。

《农说》农学阴阳论——从定律到推论的准公理化尝试

以西方近代科学构造理论的公理化方法作为参照,研究明代农书《农说》中记载的农学阴阳论.结果表明,农学阴阳论运用了准公理化方法,即农学阴阳论中作物生成原理与天时、土性二论是定律与推论的关系,后者由前者逻辑地推出.

杨亿及其昆体四六

杨亿和西昆体是宋代文学史上有分量的文学人物和有地位的文学流派。作为昆体四六的代表人物,杨亿奉行追述三代之风,归正汉唐雅正之气的四六文创作宗旨,其四六文创作的做法是"凡文皆骈",其四六文显著特点是用典繁密精当、用语绘藻雕章。昆体四六承上启下,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起到了先行的作用,为其后宋体四六的定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扬雄《逐贫赋》与汉代民俗

《逐贫赋》并非运用了拟人和想象,其中的“贫”实系西汉民俗信仰中的“贫鬼”,与此相关的民俗为“除贫”。《逐贫赋》第一次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回答了文化史上一个重大命题:当被政治的浊流冲击到社会生活的边缘以后,作为一个文化人应该以什么方式完成文化使命,实现人生价值。

袁桷与元代散文创作

元初文坛占据主流的是以北方文士姚燧为代表的汪洋恣肆、雄浑刚健的文风;元仁宗延祐之后,袁桷的散文地位上升,其平易自然、含蓄清丽的风格成为主流。这种风格为南方文士虞集、欧阳玄等人继承并有所发扬,在元代散文中影响深广。

“十七年”文学语境中杨朔散文的接受研究

杨朔"诗化"散文作为"十七年"抒情散文的代表形态,在一个时期内深受读者喜爱,并有多篇代表作品入选中小学教材。从接受美学的理论出发,分析"十七年"文学语境下不同读者的阅读状态及其成因,当是研究其"诗化"散文的一个新视角。

韩愈散文分期意义之探讨

文章参考韩诗分期的说法,认为韩愈散文的分期应当以“生平的变化”作判断标准,分三期较为恰当。第一期是韩愈出生至德宗贞元十九年(803)被贬阳山之前;第二期是德宗贞元二十年至宪宗元和八年(813)春作《进学解》之前;第三期是宪宗元和八年三月,至穆宗长庆四年(824)。以此分界,既合乎韩愈生活的变化情形,也能印证韩愈散文风格的转变现象。建立分期之后,可看出韩愈散文早期的特色有三:一是求仕上书相关作品甚多;二是多数作品具有平正古朴的语言风格;三是建立起“文以明道”的文学观,并终身不改。中期的特色有三:一是书牍、赠序、墓志铭大量增加;二是不再多作阐扬文艺理论的工作,代之而起的是大胆的实践与创新,明显追求诗文的雄奇变怪;三是韩愈与佛老之徒有所接触,受到佛学教义的影响,开始提出强烈的反佛老主张。晚期的特色也有三:一是延续前期有许多墓志铭之外,奏议、哀祭类作品大量增多;二是笔调更趋成熟,在文体、主题上都能因事制宜,大放异彩;三是随着境遇心情的转变,诗文风格又渐趋平缓,立言趋于谨慎,语气平和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