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论杨维桢、李东阳乐府体咏史诗创作及清人的全面接受

乐府体咏史诗作为一种诗歌体式,从最初单篇零章的创作,到大规模地制作组诗乃至专集,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现存最早以乐府命题的咏史组诗是元人王恽《读〈五代史记〉作古乐府五首》,随后有杨维桢的大力提倡和创作,铁门弟子张宪等吟唱赓和。继而是明人李东阳以如椽大笔写作《拟古乐府》,以乐府体叙古事、论古人、抒己见,纵横捭阖,使乐府新声嗣响诗坛,从者甚众,影响甚大。咏史乐府发展至清代,形成一种集大成的局面,仅是单独成卷的大型组诗和独立成集的专门诗集就多达百余种,在继承杨、李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繁盛空前。

论杨维桢乐府体咏史

杨维桢是元季明初的咏史大家,而乐府体是杨维桢最喜欢使用的体式之一。将杨维桢的乐府体咏史按其内容分为吟咏历史事件、品评历史人物、感慨史迹史物三类进行了分析,从而得出杨维桢乐府体咏史的思想内涵表现为反思历史,品评各类人物;"理""性"结合,褒扬忠孝节义;以古鉴今,倡明世风教化;关注女性,借以表达妇女观。

杨维桢书法风格的特征和意义

杨维桢的书法风格在中国书法史上别具一格。文章首先阐述了杨维桢书法风格的特征:1.清劲高古,冷峭秀逸;2.狂放不羁,乱头粗服。其次论述了杨维桢书法艺术的成就及影响。

杨维桢撰《张氏通波阡表》不同文本的差异及其成因探析——兼论正德《松江府志》在保存元代石刻文献方面的贡献

元末知名文士杨维桢的《张氏通波阡表》尚保存着墨迹(中间有阙文),是其书法的代表作。同时,在《杨铁崖先生文集全录》和正德《松江府志》中均录有《张氏通波阡表》的文字。《杨铁崖先生文集全录》本文字和墨迹本十分接近,而与正德《松江府志》本差异较大。这种情况形成的原因,在于《杨铁崖先生文集全录》是根据墨迹过录的(过录过程中还带来不少错字),正德《松江府志》根据的是石刻,而石刻则改正了墨迹中颇多错误(特别是张氏的家族世系),有可能墨迹系初稿,石刻根据定稿。《张氏通波阡表》的例子,也显示了正德《松江府志》在保存元代石刻文献方面的独到价值。

论顾瑛在元末文坛的作为与贡献

顾瑛以独立的“文人”身份和以赋诗为娱乐的文学理念崛起于元末 ,主要通过主持玉山雅集及其诗歌创作与杨维祯相呼应而领袖文坛 。

王彝“文妖说”考论

王彝以《文妖》一文开启了批判杨维祯"铁崖体"诗风的先河。然而关于此文的写作时间一直没有研究者仔细考究。梳理王彝遗文,可推断出《文妖》写于元末至正二十七年(1367)春夏王彝被围苏州北郭时期,针对杨维祯"香奁"诗歌而发,是站在理学立场上对"文"的自觉维护。比较王彝与杨维祯诗学观念的异同,亦可知王彝"文妖说"与"节情说"均意在纠正元季吴中趋向铁崖体的文学风气。王彝独立不惧之批判精神对于吴之嘉定的文统、学统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他开创了嘉定独特的实学实行之品格与风气。从此,"渊源古学、不逐时好"成为明清时期嘉定文人的共同追求。

论李孝光的诗歌创作及其在诗坛地位的变迁

在杨维桢倡导的古乐府运动中 ,李孝光是最早的声援者和实践者 ,并且参与了铁崖诗派的创立 ,因而在元末诗坛曾有“李杨”并称之说 ,但由于种种原因 ,李的诗名在后世逐渐滑落 ,最终失去了与杨并称的资格。本文依据现存文献资料就这一现象进行了考察和阐释 ,并对李孝光其人其诗作出了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的论述。

时代·人·风格——杨维桢与赵孟頫书法论析

赵孟頫生活在南宋末元初,是著名的书画家。杨维桢生活在元末明初,是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文章对他们的为人为官、书法风格及在书法史上的意义和影响作了比较分析,展示了他们两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和不同的书法艺术。

杨维桢与黄溍交游论析

杨维桢为元末杰出的文学家和书法家,黄溍是元中期著名文士和名臣,年长杨维桢十九岁。他们交游密切,时师时友,黄溍作为师辈,对杨维桢的思想、创作、为官、为学具有正面引领的作用。文章展示了他们交游的事迹,并进行了论析。

元朝杭州至苏松书法文化圈之变迁

作为元朝书坛领袖的赵孟頫,其一生主要活动地点的杭州是当时书学活动的中心.元朝末期,时局动荡,赵氏也已离世数载,以杭州为中心的书法文化圈逐渐转移到江苏的无锡、昆山、松江等历史上的三吴一带.顾瑛、杨维桢成为元末苏松书法交游圈的核心人物.从元初到元末,从赵孟頫到隐士杨维桢,从杭州到松江,元朝书法主流文化圈发生了明显的迁移,从解析这两个时期的书法文化圈着手,考证了元朝书法发展的地域文化迁移现象.

论杨维桢与陆居仁的诗文倡和

华亭陆居仁与诸暨杨维桢生前曾相惜互赏,死后又同葬松江干山而并称为"高士",只是由于各自作品传世的多寡,导致其在当代学界的冷热悬殊;但从现存杨维桢、陆居仁倡和之作中,仍然可以看出二人当年的交情与思想性格。其中尤以"心尚孩"之歌与"华阳巾歌"的唱和最富于活力与深意,并且典型地体现了当时松江诗坛的写作现状。以铁崖为首唱的一首七律《草玄阁》,竟有17人步原韵作和诗,陆居仁连和四首,也体现了他执松江诗坛牛耳的地位以及对于杨维桢的声援。由陆居仁首唱的古乐府体"华阳巾歌",尚存于世者仅有杨维桢、徐章的和作各一首,原因在于以七律体式参与唱和快捷而易成,而像"华阳巾歌"这样的古乐府体,既受到用韵与题材的双重限制,规模也大于律诗,以之作和诗颇有难度;杨维桢甚为重视并精心撰写和诗作答,紧密呼应原唱而又有所出新。这两首各具特色的"华阳巾歌",既成为以唱和方式书写这一题材的双璧,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证明陆居仁在元末古乐府运动中与松江诗坛上曾发挥积极作用。

论理学对文学的超然批判——以元明之交的批判杨维桢为例

标新立异的杨维桢及其铁崖体在元末明初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其时东南文坛的风云人物,于此也遭到了持理学观点的人们的激烈批判。对徐一夔的标举张载诗学,特别是贝琼的“词涉夸大”和王彝的“文妖”等进行考论,发现理学在进行超然的文学批判时,常常和元明更迭的政治局势、传统诗学的观念传统所共同要求的雅正、平易观念糅合在一起,而这和明代的理学重回意识形态主流和士人重回社会精神生活中心密切相关。

儒商互济 大俗小雅——论杨维桢诗文中的商业世界

杨维桢诗文中浓厚的商业色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如实记录了商人举办的各种诗社文会,文人与商人交游唱和的情形;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商人形象,丰富了诗文类容;体现了商人与文人生活方式与审美情趣的新生变化,商人雅化与文人俗化,成为一种趋势。杨维桢诗文中浓厚的商业色彩,反映了元代特别是东南地区商业繁荣对文学的深刻影响,也客观的反映了经济基础与文学艺术的互动关系,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杨维桢与元末西湖竹枝酬唱

杨维桢是元代以"西湖"为题创作《竹枝词》的第一人。由杨维桢发起的"西湖竹枝酬唱",规模空前,影响深远。"西湖竹枝酬唱"的最终成果《西湖竹枝集》,选编了122位诗人的184首诗,是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西湖竹枝词》总集。其内容主要包括对元代西湖地区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民俗风情等的描写。《西湖竹枝集》对明、清两代的各类《竹枝词》创作,均产生了无可替代的影响。

杨维桢籍贯别号考

杨维桢的籍贯,明清以来,说法不一。通过对诸暨的归属沿革、杨氏的世系和杨维桢出生地的故迹的考察,说明杨维桢的籍贯为诸暨是最确切的。杨维桢还有数十个奇奇怪怪的别号,反映了其在元末明初社会动荡剧变时期的处境、志趣及思想观念的变异、矛盾。

元人评点元诗的诗学价值与意义

元代是中国文学评点发展的重要时期。元代的诗歌评点,与南宋的古文评点以及明清的戏曲、小说评点一样,都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意义。元代诗歌评点的特色是将评点对象由古代名家名作转变为同时代普通作家作品,产生了“元人评点元诗”这一特殊文献类型,至少包括方回、欧阳玄、黄溍、杨维祯等人的8种评点著作。元代诗歌评点具有很强的当下意识,评点目的和功能从单一的“指导初学”趋向多元化:方回关注诗友间诗艺的切磋与提高,充分发挥评点的批评价值;欧阳玄以馆阁文人身份评点布衣诗人周权《此山先生诗集》,重视评点的政教功能,弘扬“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传统;杨维祯和黄溍在评点中推尊古乐府,宣扬铁雅派,具有很强的宗派意识。元人评点元诗的相关文献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其诗学价值与意义值得进一步发掘。

杨维桢的戏曲理论

杨维桢是元代末年诗坛上的领军作家,在诗作上开创了"铁崖体",他对元代新产生的曲也较为关注,在一些曲集的序跋中,对曲的渊源、艺术形式、内容等有关戏曲创作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为一位具有诗人身份的曲论家,他的戏曲理论在元代曲论中,也自具特色。

“大器小成”的杨维祯与元末文坛

元末文坛的杨维祯及其引领的铁雅文人群影响巨大,令人瞩目。而明末胡应麟将杨维祯的文坛意义定格为“大器小成”,这一观点也被明清学界所接受。杨维祯才华横溢,“亶堪作者”,而且也努力推广自己的创作风格,致使“‘铁体’靡靡,久而未艾”。但就元代文坛总体发展情形而言,杨维祯及其倡导的铁崖体缺乏远大格局与规模诉求,在创作上多立足自我情性的抒发,“躭嗜瑰奇,沉沦绮藻”,不仅偏离了元代中叶由馆阁文人们一直努力而形成的清和雅正之风,也缺乏立足王朝和时代的独特性而体现出的“全盛典型”气质。某种程度而言,杨维祯及其引领的铁雅文人群体在东南地域的崛起,不仅是元代文坛裂变的重要标志,也是元代文学所具有的元朝特质逐渐褪去的重要表征。

杨维祯政治立场辨析——兼论其“高士”身份内涵

本文考察《明史》褒扬的"高节之士"杨维祯的政治立场,逐一辨析其对大元王朝、张士诚和朱元璋政权的真实态度,证明杨维祯并非"元朝遗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士"。杨维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是元代新兴市镇文化的代表。其自尊自重的主张,劳力与劳心平等的观念,先进程度堪称史无前例。其隐逸逍遥的精神,身兼数艺而自谋衣食的生活方式,与工匠商人相互借重的海派行为及其作品反映的真实情感与现实世界等,引领时代潮流,是其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