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薛伯寿和合之养生防病学术思想窥探

国医大师薛伯寿临证60余载,学术底蕴扎实,其和合学术思想在养生防病领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指出不少疾病的核心病机乃是形神失和。形不和则气血失调,神不和则五脏不安,而和合状态是机体生命的最佳稳态。临证诊疗中常溯本求源,合其不和,尤重养生防病,常从饮食、情志、运动多方面给予患者综合指导,旨在形神同调,以致心身和合,百病不生。其自创的“修养四心饮”是和合养生思想的重要体现,值得进一步推广与应用。

以语用修辞失误自戕的杨修

基于小说《三国演义》的杨修案例,以语用修辞原则、语用修辞分析模式分析杨修之死,认为杨修死于其言行的语用修辞失误;发现杨修案例多属修辞语用标记凸显和社会语用标记凸显,前者表现出语用修辞高效,后者则表现出语用修辞(连环)失误;认为杨修一般遵守了准则2(满足信息差需要)、准则3(真实可信)、准则5(清晰明了)、准则7(幽默、生动等)、准则8(足量的言语行为),但违反了准则1(达意达旨)、准则4(考虑身份、关系等)、准则6(文明礼貌价值),在杨修的社会语用语境中,杨修遵守的准则不及他违反的准则凸显,终招致杀身之祸。

欧阳修客者形象的流变及其思想意蕴

欧阳修作为北宋文坛领袖,屡遭贬谪,颠沛流离间常以“客者”自喻。以欧阳修诗中的“客者”形象为切入点,联系诗人心境并结合身世经历,发掘欧阳修诗中不同阶段的形象特征,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阐发欧阳修“孤客”“迁客”与“行客”三个自我形象的流变。进而解析欧阳修的三种客者形象所发挥的自我疏解作用,并探寻诗人由理想向现实折衷的心理发展过程。

“道德”与“有情”:从《水浒传》到《石秀》

施蛰存的历史小说《石秀》,运用精神分析法对传统文本进行了现代性反叛,解构了传统文本中的儒家礼教和伦理道德,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开山辟疆的作用。《水浒传》中石秀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智勇双全的英雄好汉,是“忠义”伦理道德的捍卫者。而施蛰存以“俄狄浦斯情结”来构建石秀形象,使其对义嫂产生不伦之恋,给予这种隐秘情欲以正当性、合理性,并不作善恶道德评价,是对复杂人性的展示和深挖。《水浒传》将潘巧云贬低、丑化为恶毒淫妇,是“贞节”伦理道德的背叛者,而《石秀》中潘巧云是热情爽朗、多情风流的美艳妇人,并体现出都市新女性的特质。《水浒传》中杨雄护兄弟,斩淫妇,是“忠义”伦理道德的践行者,而《石秀》却凸显杨雄杀妻的盲从和麻木,以此揭露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桎梏和扭曲。从《水浒传》到《石秀》单一的道德文本位移为丰富的人性文本,以三种形态展示了“有情”与“道德”的激烈冲撞下复杂多样的人性,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超越古代小说单一、道德化的人物塑形去建构人性。

论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宋诗的奠基

考察北宋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历程,梳理韩诗与欧诗的艺术关系,揭示出欧诗承韩有学韩、似韩与变韩三个时期,其关键在于对“以文为诗”的标举与承传创变。欧阳修的尊韩、学韩确立了韩愈诗歌在北宋的诗学典范地位,他在模仿研习韩诗基础上的“变韩”为自家诗的独创新意奠定了基础,学韩而不觉其为韩的创新精神是他接受韩诗、领导诗歌革新的真精神所在。比较韩、欧诗歌的不同可见,欧诗“变韩”之处主要表现在诗歌题材的日常生活化与文人化、议论说理的凝练精警与理性色彩、谋篇布局的疏荡章法与铺叙笔法等方面。此外,欧阳修还以平易细密扬弃了韩诗的过分奇险拗峭。欧诗承韩这一接受现象对创立有宋一代新诗风具有深远的诗学意义。欧阳修承上启下,是杜、韩与苏、黄之间的重要艺术中介,其接受韩诗之意义就在于对宋诗风格的形成起奠基性的作用。

太平天国政治的“儒家化”轨迹

太平天国激进的文化政策,极大疏远了他们与恪守儒教精神的中国农业社会的关系。但在太平天国政治史上,其实隐存着一条儒家化倾向的政治轨迹。这一"儒家化"政治轨迹,起始于杨秀清的"儒家化"思路,成熟于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而只有到钟良相的"濮院仁政",才真正实现了儒家理想的"仁政"。太平天国政治的儒家化轨迹,不仅是一条世俗化道路,也是一条理性的、良性的政治发展道路。

论太平天国运动初期的洪、杨矛盾

洪秀全和杨秀清不仅在定都南京以后矛盾尖锐,而且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也进行了一系列争夺权力的矛盾斗争。在此过程中,冯云山是洪秀全的同盟者,萧朝贵是杨秀清的同盟者。洪、杨双方均利用了太平天国所尊奉的拜上帝教,使之成为与对方进行争夺的得力手段。杨秀清在权力争夺中处于攻势,而洪秀全则处于守势。洪、杨二人的个性特点也对双方的矛盾斗争起到了激化作用。

欧阳修与佛教——兼论欧阳修佛教观特质及其对北宋儒学的影响

欧阳修对佛教的理解是表层的;欧阳修评论佛教的基调是批判的;欧阳修排佛立场是终其一生的;欧阳修佛教观具有“本位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大特点;在欧阳修所制定的消解佛教的策略中,不仅使佛教获得了养息的机会,而且使儒学得到了伸展的空间,从而为佛、儒关系在宋代的展开创造了条件。

论欧阳修对唐人“小说”之学的重建

自班固《汉志》建立"小说"之学,确立了"小道"的学术性核心特征,直至唐人撰修《隋志》时,虽然"小说"创作出现了较为显著的文学色彩,但其理论构建层面未发生重要变化。欧阳修撰修《崇文总目》与《新唐书》,在将部分"杂传"作品界定为"小说"类所作的持续努力,使"小说"从一种没有固定表述体式的学术之说,逐渐转变成一种具有显著文学特征的叙事性文体。在传统"小说"观念向近现代"小说"观念转变的过程中,欧阳修为"小说"引入"杂传"的书写体式,确立"小说"的独立文体位置,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太平天国早期萧朝贵与杨秀清关系考辨

"天兄"代言人萧朝贵与"天父"代言人杨秀清之间并非纯粹的同盟、挚友,两人在合作共事的背后,隐藏着鲜为人知的矛盾。在太平天国的孕育期,"天兄"曾通过揽权、培植私党、代理首辅,试图创造超越"天父"权威的神话。在金田团营的关键时刻,萧朝贵还利用直接命令、诋毁中伤、孤立压制等手段欲使病重的杨秀清脱离上帝会的权力核心,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天兄"(萧朝贵)与"天父"(杨秀清)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对手、仇敌,两者微妙的政治、宗教关系以及太平天国生存的主客观环境,都决定了萧朝贵的"夺权"仅是一股无法逾越地表的政治暗潮。

宋代《诗经》学的两种主要方法及关系

宋代《诗经》学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在解经方法上形成了鲜明特色和关键突破,即重视文本的"因文见义"与主张古今人情事理相通的"以今论古",对两宋《诗经》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基者是欧阳修。这两种方法相辅相成,不能截然分开。它们共同为形成衡量汉唐、裁夺义理、熔铸新解的宋代《诗经》学新风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在《诗经》学及《诗经》学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探讨宋代经学的方法革新也不无启示。

杨秀清职爵衔考释

杨秀清是太平天国的重要领导人物 ,在他的生前死后 ,或得加官进爵 ,或得追封头衔 ,使其职爵衔由初期的 7个字发展到中期的 1 9个字 ,直至死后追封到 41个字。这些不同时期的头衔各有内涵 ,它既反映出杨秀清地位的变化 ,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太平天国历史的变化 ,对其细加考释 ,有助于加深对太平天国历史的理解。

欧阳修《诗本义》与《易童子问》经学阐释比较

《诗本义》与《易童子问》是欧阳修经学的代表作,他在这两部著作中的经学阐释同中有异。从阐释目的来说,欧阳修主张抓住"大本",但具体在《诗本义》与《易童子问》中,"大本"的含义存在差异。欧阳修的经学以"人情"为其阐释根据,但对于"情"的理解在此二书中也存在差异。欧阳修常将经学著作看成一个自足的文本,从文本的文意、文理、文风等角度去判断其真伪,表达自己的理解。对于《周易》文本,他常从其文本的合逻辑性出发,而《诗经》研究中他主要从文学性与逻辑性两个角度去考察。他的经学阐释没有采用逐字逐句的解释经文的模式,而是运用了一种论辩、答问的方式展开。

“杨萧三谕”与《讨粤匪檄》比较论

太平天国起义挥军北进途中,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的名义,发布《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上帝子女中国人民谕》;而曾国藩练成湘军"建旗东征"伊始,则发布《讨粤匪檄》。这是敌对双方的战斗宣言,同时也是社会动员文告,各自在宣明政治立场特别是对清朝态度的同时,也表现出所持的特定文化基调。比较分析之下,由此既可见其政治上的截然对立,也可见其文化上"显异"的背后,又有"夷夏之辨"基点理据上的"隐同"之处,更可进而体察双方策略立意上的高下反差,而这不失为制约其成败得失的重要因素。

艳冶风情天与措——浅议“情有所钟”的欧阳修词

欧阳修自谓"情之所钟",这个"情"不只是儿女情,而是"与物有情",以多情之心体验生活,感受生命跳动的节律。欧阳修的词深化了表现儿女情愁的传统题材,还表达了对人生有限的无尽思考和对朋友亲人、自然山水的无限深情,流露出厚重的、发人深思的自觉的生命意识。欧阳修在创作实践上已经在无意识中逐渐模糊了词与诗、文的界限,为苏轼"以诗为词",在词坛上指出向上一路奠定了基础。

成大器者,常为第一——从《曹操与杨修》看尚长荣艺术价值

尚长荣主演的《曹操与杨修》20年来久演不衰,在新时期戏曲发展中占有历史性的领军地位,也标志了尚长荣艺术的确立。在该剧中,尚长荣第一次对曹操进行了人物重塑,并以此典型、集中地体现了新时期戏曲发展中对人性的开掘与剖示;也全新的以曹操形象,第一次构筑起超越铜锤、架子两门抱的全能型和性格化的新净行艺术,再次揭示了传统持续生长的规律。在这些"第一"之中,都蕴含了某种普遍的意义。

论蒙元初期的正统论

与两宋、金代相比,蒙元初期正统论明显有新的突破。一是突破了传统夷夏之防的藩篱,为元末修辽宋金三史确定"各与正统"的原则奠定了基础,体现出一种开放的意识。二是在理论上达到了新的水平。特别是杨奂、郝经标举"王道"或"中国之道",超越了从前以血缘、民族、天命、德运、地域、国势等因素来论正统的思维模式,因而更具理性色彩和进步意义。

杨秉秀主任医师治疗子宫肌瘤经验

阐述杨秉秀主任医师治疗子宫肌瘤的经验,杨老认为子宫肌瘤的病机要点,主要为正虚、气滞、血瘀、痰结、湿热,治疗当益气行气,活血破瘀,化痰软坚,清热利湿,散结消癥,以消癥汤和消癥丸并用治疗子宫肌瘤疗效显著。

欧阳修与梅尧臣交游系年

欧阳修与梅尧臣是北宋文坛名冠天下的领袖,也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在长达三十年的交往中,互帮互助,不离不弃,聚则乐而游,别则思而梦,其情可歌可泣。他们之间的诗文酬赠,正是他们交游情况的记录。

论欧阳修笔记的文本编纂、创作动因及其文学史意义

欧阳修是北宋前期一代文宗,关于其诗、词、古文等的研究成果已经汗牛充栋,但关于其笔记作品的研究仍较为薄弱,且围绕文本编纂问题存在一些争议,需要辨正。考察欧阳修笔记创作的原因,一是由于年老,为退隐之后闲居生活有所取资而做精神上的准备;二是因久婴沉疴,晚年的欧公几乎无法再从事长篇著述,退而求其次,只能以短部小书寄寓思想表达;三是为纾解肉体病痛带来的精神压力,选择以戏谑方式自娱,笔记便是一种非常恰切的文体形式。欧阳修撰写的笔记,对笔记文体起到了“尊体”的客观结果,大大拓宽了宋代笔记的题材范围,开启了笔记主题的日常化转向,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