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胡桂枝干姜汤病机新解与临床应用

柴胡桂枝干姜汤出自《伤寒杂病论》,历代医家对其病机认识各有不同,导师袁红霞从原文入手,条文互参,参考《神农本草经》和《黄帝内经》等,以经解经,得出柴胡桂枝干姜汤的病机有以下两点:一是表邪仍在,邪热内陷;二是阳虚为主兼以阴伤。据此将柴胡桂枝干姜汤功效拆分为祛邪、扶阳、滋阴三部分,并根据疾病所处阶段不同予以加减应用。如欲以祛邪为主,若见表邪盛则增加柴胡、黄芩用量以解表祛邪,若见邪热内陷明显则炙甘草改生甘草以增强清热之功,同时可减少桂枝用量以达到宣通气机之用;如欲以扶阳为主,则增加干姜用量,严重时致肾阳虚损可配伍附子理中丸;若欲以滋阴为主,则减干姜用量,增加栝楼根、牡蛎用量以增强滋阴清热生津之力。附病案1则。

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线法山:“诗丘”意象在西洋楼园林中的表达

清乾隆年间服务于清宫廷的耶稣会艺术家在圆明园长春园中设计建造的西洋楼园林汇集了多种典型的西方园林建筑类型,展现了丰富的东西方文化内涵。园内的“线法山”是文艺复兴园林中的“诗丘”意象在中国的孤例,其反映了文艺复兴造园手法在中国园林实践中的尝试。本文从“形式—功能”及“符号—内涵”两个维度对这一典型意象进行解读,揭示其在塑造透视学景观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作为提取自古典文本中的寓言符号对乾隆皇帝这一艺术资助者的颂扬。通过对“线法山—诗丘”意象的讨论,使圆明园西洋楼园林中隐含的设计意图得以呈现,体现了“线法山”这一景观元素在18世纪东西方园林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价值。

金末政治生态与文人心态略论--以杨奂仕行为中心

有“关西夫子”之称的杨奂早年在儒学家教及经历的影响下,试图通过科考入仕来实现自己的儒家政治理想。本文通过对杨奂兴定五年(1221)科考失败和正大元年(1224)上万言策流产的两次事件之归因做深入探究,以此揭露宣宗朝吏权大盛,激化了儒吏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导致儒士的仕途之路受到严重挤压,至哀宗朝,文士被彻底排除到权利核心之外的政治生态环境。由此彻底摧毁了以杨奂为代表的金末儒士群体对金朝的最后期许。政治生态的变化迫使文人的积极入仕心态逐渐转变,其家国情怀逐渐被摧毁,文人群体与国家政权之间最终走上了从希望到失望最后至绝望的悲剧结局。

论朱熹的道德批评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以朱熹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的评价为例

道德批评是朱熹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其中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两组著名作家的评判最为典型。他以“忠节”观念作为评价作家及其作品的首要准绳,一揄扬一贬斥,在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这两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各自的历史地位。朱熹的道德批评既有社会政治的影响,与其作为道学家的身份相关,也是他“道在文先”的观念在其文学批评中的显性反映。朱熹的道德批评至今仍有影响,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异样与统一——重庆嘉陵新村圆庐的非典型设计方法

文章选取杨廷宝不为人熟知的作品——重庆嘉陵新村圆庐作为对象,从三个方面对其设计方法进行研究:一是形体与场地组织,关注建筑与场地高差的结合方式,以及建筑在不同方向展示的独立形态;二是形式要素组合,分析立面构成与屋盖的交接关系,以及多元设计风格;三是空间布局与立面表达,讨论平面组织逻辑,以及建筑室内外的关联性。通过分析圆庐“异样”与“条件性统一”现象,讨论杨廷宝非典型的设计手法以及其中蕴含的布扎与现代主义的综合特质。

袁宏道对扬雄“丽则”赋论的继承与发展

西汉扬雄首次提出了“丽则”赋论,“丽”指文辞的华美和内容的宏大丰富,“则”是扬雄晚年受到经学影响而对赋体过“丽”倾向的反思,扬雄的这一理论成为后世赋文体创作和批评的主要标准。袁宏道辑、王三馀补编而成的《精镌古今丽赋》以“丽则”为选赋标准,但由于受到明末文学思潮的影响,因此其“丽则”赋论不仅扩大了赋体的表现范围,还对赋体的语言文字形式做出规定,并且袁宏道将真、趣、韵等概念引入“丽则”赋论,带有其“性灵”文学的印记。

袁肇凯教授运用温肾强心法辨治慢性心力衰竭经验

从病因病机、治则治法、遣方用药等方面阐述了袁肇凯教授辨治慢性心力衰竭的临证经验。袁教授认为慢性心力衰竭为本虚标实之证,本虚为气虚、阳虚(心、脾、肾),标实为血瘀、水饮、痰浊。治疗上温通心肾为根本,益气化瘀、温阳利水是关键,并注重西为中用,衷中参西,中西理论汇通。

益肾养元丹治疗更年期综合征临床疗效观察

目的:观察益肾养元丹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的临床疗效。方法:将120例更年期综合征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80例和对照组40例,治疗组患者采用益肾养元丹治疗,对照组应用更年康片。两组患者分别于治疗前后检测FSH、LH、E2水平,同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症状积分以及观察治疗组中证型与疗效的关系。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95%,对照组总有效率为85%;两组疗效比较,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治疗前后FSH、LH无改变,治疗组E2显著升高,与本组治疗前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各症状积分均有所改善,其中治疗组烦躁易怒、胸闷心悸、倦怠乏力、记忆力减退和肢面浮肿症状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治疗后肝肾不足、脾肾两虚、心肾亏虚3证型之间疗效,经两两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益肾养元丹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疗效确切,且无明显毒副作用,值得推广应用。

杨绛的散文艺术

杨绛是当今中国散文高手之一。《我们仨》等散文营造出堪称文学研究界"第一家庭"的温馨世界,可谓中国式的"追忆似水年华"。杨绛散文的主要成就在于以平实淡雅之笔描绘浮生众态。她心系梦萦的是家人、家事、琐事、身边事,表现的却是大智慧、大胸襟、大境界、大时代。胸有丘壑,笔有藏锋,平淡之中见神奇,于无声处见喜悲,这与当下流行的女性私人化写作大相径庭。如写其夫钱钟书的大智若愚、童心未泯;其女钱瑗的外秀内慧、勤奋敬业;杨绛"三伯伯"即三姑母杨荫榆曾因在"女师大学潮"中"镇压学生",多年来一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她却是在日寇攻陷苏州时因斥骂侵略者而遇害的爱国志士。杨绛的散文不仅淡雅、睿智,而且幽默诙谐,妙趣横生,且不乏老吏断狱般的老辣,其论辩性散文如同检察官读诉状,以事实为据,滴水不漏,一掴一掌血。另外,杨绛还将魔幻小说笔法引入散文,写梦游,写幻觉,虚实相生,平淡之外又现神奇。其"魔幻散文"在当今散文中独树一帜。杨绛是烤着生命之火为文,她既烤着自己的生命之火,亦烤着钱钟书的生命之火,还烤着爱女钱瑗的生命之火,用"我们仨"的生命之火烤出的散文极品,自然具有不同寻常艺术价值和珍贵的史料价值。

论《楚辞·远游》文本的组成

围绕《楚辞·远游》作者是否为屈原问题,一直存在着很大争议。近年来出土大量楚地竹书,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材料。竹书篇卷体例中的"附益"现象对《远游》文本的解释具有启发意义。《楚辞·远游》以文中"重曰"二字为界,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淮南王刘安原作《远游》,下部为扬雄《广骚》,为扬雄早年模拟《离骚》《大人赋》而成的集句式的"百衲体",不是很成功的作品,但因为被附益在《远游》之下,因而使《远游》充满了争议。这些史料线索原本在"扬雄自序"(即《汉书·扬雄传》)中有明确说明,但后人囿于《远游》为屈原所作的成见,往往意气用事,对既有史料视而不见并曲为之说。《远游》与《广骚》分别对中国诗歌的游仙诗与玄言诗产生很大影响,占有很高地位。

翰墨甩块垒 狂气满云间——杨维桢及其书法艺术

元末书法家杨维桢是一位通才、奇才、怪才,他的一生可用诗、文、书、画、酒、声、色七个字加以概括。他的书法风格狂放怪诞、高古奇崛、乱中取意、神气逼人,是元后期追求个性彰显、强调自由精神的隐逸文人书法的典型。

论郑钦安的阴阳平衡观及其源流

[目的]探析郑钦安的阴阳观及其源流,加深对火神派思想的研究。[方法]阅读陈修园、刘沅、郑钦安、卢铸之等人著作,并参考当代研究成果,分析郑钦安的阴阳观及其来源与流变。[结果]郑氏在阴阳关系上,主阴阳平衡观,并无明显的"贵阳贱阴"论调,用药也不偏主扶阳。郑氏的阴阳观,主要受刘沅影响,与陈修园差异很大。其后卢氏宗之,并加以发展,将"以水火立极"的郑氏"火神派",演化成为"以火立极"的卢氏"火神派"。极其弊也,论病皆谓阳虚,用药偏爱温热,这已明显偏离郑氏的初衷。[结论]郑钦安在阴阳关系上,主要持阴阳平衡观,后学未得其全,独重阳气,偏爱温热,实违郑氏本意。

论丁酉战争爆发后的明军战略与南原之战

丁酉战争爆发后,明朝迅速做出了再次援朝御倭的决策,并重建军事指挥体系,进行战略部署。南原之战是丁酉战争爆发后明军在朝鲜遭遇的首场战斗。南原之战的失败,不仅在于南原的明军主将杨元个人轻率寡谋,还在于朝鲜水军在闲山岛海域的覆没使南原失去屏障,还在于邻近明军与朝鲜军队缺乏相互配合与援救,更在于明军的战略失误以及相关决策者的急躁心理。不过,也正是南原之战的失利,明朝及时调整了援朝御倭的军事战略。

“游目汉庭中”:陶渊明与扬雄之关系发微——以《饮酒》其五为中心

陶渊明《饮酒》其五"问君何能尔"句前人多有误读。本诗的"君"字乃是对汉代之新圣扬雄的尊称,全诗乃是借扬雄以自况。这首诗集文化的深厚、哲理的凝重、思想的深淳和情韵的生动等种种艺术特色于一身,以短短五十字的篇幅而成为中国古典诗史中的绝唱。如果我们确定一个包含语言艺术的创造力、思想旨趣的丰富性、远离实际政治或置身于当代行政体制之外的纯粹个体的独立自由精神、对后人文学创作和审美趣味的影响力等四方面要素的综合性的评估标准的话,那么,在华夏古国辉煌灿烂的文学史上是没有另外一首诗能够与之匹敌的。

“一辈子不嫁男人……乐得干净呢”——论鸳鸯

鸳鸯是贾母最中意、最得用、最明事理的大丫头,也是大丫头中的大丫头。她品貌双全。鸳鸯的抗婚,更张扬着这个有生命尊严的女奴的可贵的反抗精神,使她在《红楼梦》的丫头群体中格外耀眼夺目!鸳鸯,是曹雪芹精心塑造的极有主见并坚守自己生活信念的勇敢的女奴形象。

元结撰、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考释

元结撰《大唐中兴颂》,歌颂了唐朝平定安史之乱、收复两京的中兴业绩,并以微言揭露了玄肃之际政治变局的真相以及肃宗之不孝玄宗,元气淋漓,韵致深沉,是一首包含贬天子之微言的颂体诗。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采取左行正书以隐喻和宣示孝道之义,配合《大唐中兴颂》贬天子之不孝,气势磅礴,章法奇特,是一篇创造性的微言书法。二者为一创作整体而不可分割。

杨巨源生平诸事考

杨巨源是中唐著名诗人,其诗时人赞赏备至,然其生平诸事仍存疑窦。本文结合史料及前人成果,试对其生卒年、籍贯、仕履及交游情况加以考辨。

唐高祖李渊嫔杨氏与长安太安宫

唐高祖李渊逊位后困蹇于长安城太安宫。宫嫔杨氏出身望族,系隋荆州总管上明恭公杨纪之女,天生丽质,由良家入选,册命为九嫔,位至二品。气质高雅,温柔贤淑,中年辞世。生前服侍陪伴太上皇,亡故后孤独埋葬,是后宫显嫔贵妃的常见遭历。

中华食学两高峰:《中国食谱》《随园食单》——从袁枚到杨步伟

中华食学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传统与近现代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基本是以各种记录方式的"菜谱"为其主要资讯源;前者以袁枚的《随园食单》(初版1792年)为历史性标志,杨步伟的《中国食谱》(初版1945年)则是后者的典范。它们形成了当代中华食学之前的两座历史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