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王之治:商鞅的法治论及其内在逻辑

《商君书》提出了理想政治统治的法家模式,其中包含一套相对完整的古典法治论:以圣王为起点,导向君主集权制的圣王法治。在“君-官-民”三方法治结构中,法既治民又治官,也抑制君主私人意志。商鞅法治论以最低限度的道德为底线,反对礼治、德治,但并不反对德性之治。商鞅贵势审数,以重刑主义、连坐思维、奖励告奸等措施严密法制,以信赏必罚树立公信,试图以强势的可操控性实现无为之治。商鞅法治论未能从根本上实现君主无为的制度化,也就无法从制度上保证法治的可持续性。

“治国者贵下断”:《商君书》的基层民众自治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战国时期,氏族解体、贵族衰落、社会结构变迁以及频繁剧烈的战争,使得基层民众的治理成为重大问题。对此,《商君书》提出了以国家为主导,以法治为基础,以制度为保障,以乡闾精英为主体,基层民众广泛动员和参与的基层民众自治思想。国家主导下的基层民众自治,能够有效地将分散的民众抟聚在国家体制中,不仅可以提高国家对基层资源的汲取能力,提升国家实力,而且可以通过给予民众自治权,提供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培养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巩固统治基础。如此,新型国家及其民族和文化才能在“大争之世”稳稳立足并求得进一步发展。这对于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中国,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本土性历史资源和思想财富。法治明确划定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范围,让司法与行政适度分离;普法的广泛和有效,使得司法和民众可以监督行政,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保持国家的纵向权力和社会的横向自治权利之间的动态平衡。这对于解决现代基层群众自治悬空或空壳化问题,避免地方政府对基层群众自治权利的侵蚀,真正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司马迁评商鞅探微——兼论《史记》“太史公曰”的独立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先秦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列传并作评价。对韩非和李斯,司马迁在批判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而对商鞅,司马迁则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正传中对其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却是《商君列传》的"太史公日"中不能抑制的苛责和怒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李陵事件对司马迁身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曰"独立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儒法两家思想在司马迁身上合而未融的反映。

《商君书》农业教育思想探析

本文分析探讨了《商君书》在加强农业法令教育、农战思想教育、农业教化和管理功能的教育以及农业经营管理规划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指出了它在中国古代农业教育中的成就和价值。

地方神明如何平定叛乱:杨府君与温州地方政治(1830–1860)

以发生在1855年温州府乐清县的瞿振汉起义为例来说明地方神明杨府君(杨府爷)与温州地方政治之间的关系。首先阐述瞿振汉起事的缘由,然后分析杨府君对事平之后乐清地方政治的影响。杨府君实际上是清廷和当地民众共同承认的决定性的政治话语形式。清帝国地方官员将杨府君用作抑制因瞿案引发的朝廷与地方社会之间种种对立的工具,而地方民众则将地方神明用作平息地方社会先前存在之对立关系的工具。

试论《商君书》

《商君书》是先秦诸子的重要典籍,是我国古代灿烂传统文化中的一支奇葩。它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商鞅变法是《商君书》的核心,商鞅变法的理论依据和政治主张是本文的中心内容。

《商君书》源流考

兵权谋家《公孙鞅》与法家《商君》在篇数上差了两篇,其文本情况也可能有诸多差异,但其中的内容应该绝大部分是重合的,其之所以会被重复著录,可能是由于两者的版本不同。“商子”的出现可能和经、子学术的分化以及目录学中分类方法的变化有关。《商君书》也可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或唐初被重新整合。根据一些新材料,其开始缺佚的时间推定为韩愈之后的唐代后期。后来虽然发现了一些似乎是佚文的语句,但它们属于误引的可能性较大。

《哀郢》中的“陵阳”究系何方

“陵阳”究系何方 ?宋洪兴祖注 :在“前汉丹阳郡”。后世学者多承此说。而当今学者多持否定态度 ,认为“屈原行踪未必至此。”但是 ,若以江神神话为线索 ,就会发现 ,江神 (大波之神 )陵阳国侯 (阳侯 )就是江神奇相 ,也就是奇相所身兼的湘君。可见 ,江湘之神奇相的别名“陵阳国侯”(阳侯 )之居不在安徽陵阳山 ,而在湖南湘山。因此 ,先秦陵阳 ,就是后世岳阳。

明末天主教圣母图像所见的圣母神化与观音信仰

20世纪初西安所发现的女性抱子像,近来研究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此像跟方济会有关,二是与耶稣会有关。方济会之说,称其为中国的白衣送子观音像,而图像来源来自方济会士;耶稣会之说,称其为罗马圣母抱子像的中国复制。在图像的文化交流脉络下,它可能既作为观音,也作为天主圣母。图像认定在跨文化交流下的复杂性,透露了天主教圣母抱子像可能与中国的视觉互动,远超出传教士所能掌控的图像学。其实,并没有更多的方济会传教遗存得以重建其脉络,晚明天主圣母图像的引入中国,其耶稣会之历史脉络或更见具体。而观音/圣母双重图像问题的解释,对中国天主教的历史或相应议题,有何意义上的呈现,过去少见讨论,本文从这个思考提出对图像初步的解读。明末以来所见的圣母像,是以圣母为"天后"的定义为中心,圣母死后升天而能完备其天后的独特地位。从这个天主教图像学的立场观之,圣母确实可以为"神"。而无原罪圣母是主张圣母以无原罪之身怀有耶稣,这个图像及教义也传入中国。圣母的天后之尊,促成了在地文化将圣母单独地神祇化成单一女神,但这却违背天主教神学的中心意旨。圣母单独变成地方女神,甚至被观音信仰吸收而转化,在地化的力量应该是大过于传教士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