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虞夏商天象考

文章根据古代文献记载的尧舜禹、夏商之际和商周之际的五星会聚、日食和历日等天象,利用现代天文学的方法来推算这些天象的年代,从而可以对尧舜禹和夏商的年代进行一定的限制。

敦煌的早期开发与有关问题(一)——《尧典》中“三危”“三苗”的考古学观察

讨论敦煌早期开发,绕不开《尧典》“窜三苗于三危”。从孔子编《尧典》与性质可知,“三危”出自神话传说,与“帝尧”所控疆域无关。近年陶寺古城、石家河文化分别被学界公认为可与“尧都”和“三苗”对应。从考古学角度观察,“帝尧”数百年间始终偏居于晋西南一隅,据《尧典》而索三危必然无解。而“三苗”在与中原地区王湾三期交流的过程中被后者融合、替代。《尧典》所言“窜三苗于三危”本就虚妄,依此索骥,无异于缘木求鱼。

先秦四极地理观的形成

四极地理观,指古代中国人对东西南北四极所至之地的看法。这一观念源于东夷及殷商文化,主要蕴含在《山海经》和《尚书·尧典》之中,后被战国学者继承、发展,这在《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楚辞》等著作中均有表现。先秦四极地理观主要表述为东至旸谷或大海、南至交趾、西至昧谷或流沙、北至幽都等,具有虚实参半的特点,并为后世所沿用,深刻影响了古代中国人对天下的认知。

“诗言志”观念生成及其嬗变

"诗"字的后起并不代表"诗"这种文体的后起。在"诗"字出现之前,已存在"诗"。由"诗"之文体到"诗"字的出现并用以指称"诗"之文体,经历颇长的时间。对"诗"的把握应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诗"字出现之前"诗"文体的存在状况,且称为"诗Ⅰ";二是"诗"字出现之后并用以指称"诗"之文体的状况,为"诗Ⅱ"。"诗言志"说的提出虽然当以"诗"字出现为前提,但"诗言志"之观念显然早于"诗"字出现。"诗Ⅰ"阶段的"诗"大都伴随祭祀仪式,是一定祭仪的产物,其中的"志"主要呈现公共的、群体性的特质。当然,早期的"诗"确实存在个体性、私人化情感,不过这种个体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为群体的性质。随着"诗"字的出现,不仅促使"诗Ⅱ"阶段的到来,也使"诗言志"的内涵发生新的变化。"诗"字的出现是与《诗经》联系在一起的,"诗Ⅱ"阶段的"诗言志"主要体现为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它们与《诗经》紧密相关。当然,"诗言志"还存在其他一些说法。整体言之,"诗言志"的内涵是不断发展、演变的,不同时期的"诗"有着不同的"志"。

古书考辨的示范:顾颉刚《尧典》著作时代研究再探讨

《尧典》著作时代考辨是顾颉刚古书考辨的核心组成部分。经过长时期的深入研究,顾颉刚在《尧典著作时代考》中提出:“今本《尧典》作于汉武帝时”。顾颉刚之所以能够建立此说,不仅在于其受到了王充、王柏、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钱玄同等人关于《尧典》看法的启发,更在于其以“史料审定之法”对《尧典》进行了系统考辨。而通过对《尧典》著作时代的考辨,顾颉刚不仅初步实现了以《尧典》为首篇的《尚书》由经典到古文献汇编的转变,还建立了《尚书》著作时代考辨的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