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右文库》文献编《易》类著作提要七则

介绍著作人的生平仕履情况,各书之卷次结构、各卷内容、学术源流以及版本流传情况等,并交代《江右文库》本次影印各书所依据的版本。

《复》卦与冬至节气:天地人融通的文化蕴涵

在古代天文历法发展史上,冬至是最早被测定的时间节点之一,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周易》的《复》卦,从象数模式到义理蕴涵,都与冬至节点形成了密切的联系。历代学者都对此展开阐释发挥,其中具有天地人融通的丰富文化蕴涵,包括“七日来复”所含藏的天道运行规律,“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所引申出的人性、修养论的哲思,“先王以至日闭关”延伸出的制度文化。通过《复》卦与冬至节气关联性的论析,可以认识到易学与天文学存在密切关系,并已积淀为极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深刻的启发意义。

《易林》对《周易》的承继与新变

《易林》一书,无论是其外在的四千零九十六条林辞的形式,还是其内在的运用《周易》象和数、卦爻辞义旨乃至易学思想的本质,都是一本衍易之作,其对《周易》既有诸多承继,又能结合时代特征做出许多新变。这种承继和新变,主要体现在《易林》对《周易》占筮方法的沿用和变革,对《周易》卦象的承继与新变,对易学思想的吸纳与创新等方面。

《易经通注》易学思想研究

《易经通注》作为清朝第一部官方易学著作,其政治地位和意义非比寻常。分析《易经通注》编纂始末及体例可以发现,其目的是以义理为宗、折衷众说,这与后来的《御纂周易折中》如出一辙。虽然它的学术观点与程朱理学一脉相承,却对理学易学有所改正。该书不完全赞同易为卜筮之书的观点,而提出其为圣人为人事设,这对反对空谈心性、倡导实学大有裨益。在治国方面,它提出统治者需先提升自身的道德品质,怀利民之心,行利民之政,才能够匡正天下,这是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理路。对《易经通注》的深入探究有助于还原清初易学之原貌,推进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开展。

侨易通观--东西文化通观的文教资源

现代学科理性秉持一种割裂的而非圆融的、僵化的而非流动的观物方式。这种观物方式将现代理性主义发挥到极致,从而导致了所谓知识的碎片化、世界观的碎片化等现实问题。碎片化、学科化的现代学术导源于主客体二分的西方现代哲学观,基于此种哲学观的观物方式不能体察“天地之美”“万物之理”“古人之全”。这就迫切呼唤一种可能的新学问,倡导一种“立体系统的整体结构”,不妨将这种具有整体诉求的问学路径称之为“侨易通观”。立足于侨易通观的立场,对于现代性的认识就不再拘泥于单线的谱系论观点,而能够照察到世界文化互相激荡,各区域文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互存互倚的特征,从而能够有效回击那种单线进化论的、西方中心论的错误主张。无论华夏文明还是希腊文明,就其作为所谓文明的源头而言,皆与周边文明存在频繁的侨动关系。一言以蔽之,从来就没有什么孤立的、纯粹的单一文明,而只有作为侨易文化共同体的某个区域的文明。由于西方文化的现代扩张,西人以西方之“一”来界定异质文化之“多”,以一种认识论的眼光凌轹世界文化。这就忽略了一个根本的问题——源于西方现代性的逻格斯难题,其他文化是否必须承受?跳出西方世界的观物方式,体认世界、体认社会容有多重不同的方式,这就是侨易通观的方式。

明代王学与易学之关系--以孙应鳌“以心说《易》”之现象为例

本文以贵州学者孙应鳌《淮海易谈》为例,探讨当时学者如何以心学思想诠说《易经》,冀能由是得窥明代王学与易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应鳌自青年时代起,即与王门后学广泛接触。其所作《淮海易谈》一书,在原先的朱注框架、图书概念、解《易》方法中,却将《易》理与心学巧妙结合。先论《易》者,心也,最终推衍出致知则得《易》的结论,明白可见其企图藉易学以彰显王学价值的用心。应鳌之易学,始于朱子,却成于阳明,明代王学与易学之间的互动,可由是得见一斑。

易学与仁学的融通--以泰州学派罗近溪为例

罗近溪三十四岁学《易》而悟太极生生为画前本旨,由此将四书五经融会贯通,并以《易》作为五经之源。在此基础上,将乾坤作为生生的根源,认为乾坤本体的"生生"之理就是天命之性,就是仁,就是心,由此构建了心学体系中仁、良知、德性等基本观念的本体论依据并赋予其形上含义。从乾坤本体的生生之理又引申出"复以自知"的功夫论,以复卦统言功夫,主张通过"逆觉体证""不动心""自然"的"不远复"功夫来求仁、致良知、尊德性。在易理"一以贯之"、四书五经融通之中,罗近溪构建起了心学为本、天人物我、天道与人道双向贯通的一体圆融之学,其学问亦呈现出浑融的气象。

中国设计语义学造物意象解析

目的为探究以造物意象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设计语言与设计文化的共性规律,结合易经文化与设计语义理论对中国设计语义学造物意象进行解析,构建中国设计语义学造物意象体系。方法首先,对中国传统设计语义学的造物意象概念和谱系进行梳理;其次,基于易经哲学概念,提出意象生成、意象衍生与意象发展三个阶段,同时结合设计语义理论,提出意象缘起–设计语义表征化、意象互证–设计语义辩证化、意象跃迁–设计语义合喻化、意象跃迁–设计语义异喻化的造物意象演进路径,进而完成了中国设计语义学造物意象体系的构建;最后,应用上述体系对不同设计案例进行解析。结果梳理了中国传统设计语义学的造物意象谱系脉络与概念,构建了中国设计语义学造物意象体系,提出了造物意象演变路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探究了中国传统设计语言与设计文化的共性规律,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设计理论体系研究作出了积极探索。

湛若水心学视域下的易学观

湛若水哲学体系的构建与易学密切相关。在阐释心学思想时,湛若水借鉴《周易》经传的思想,创造性诠释了《系辞》、乾卦、复卦,构建一套以“知几”为核心的修养工夫论。“心之体即是易体,心之几即是爻变”为湛氏易学思想的总纲,该理念高度概括了心与易通一不二的关系,积极推动了明代中晚期心学易思潮的发展。

易学与朱熹的历史变易思想

朱熹是宋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易学家,在史学和易学两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朱熹从《周易》的变通思想出发,提出了系统的历史变易思想,认为“阴阳流变”是《易》之本质属性,阴阳互变经历从“渐化”到“顿变”的过程。从这一易学思想出发,他提出了系统的历史变易论:肯定人类历史的起源是理与气“妙合”的结果;历史发展呈现出质文互变规律和“渐化”到“顿变”的过程;只有圣人才能“通其变,使民不倦”。朱熹从“阴阳无始”易学思想出发,肯定《易》之“阴阳流变”具有循环特性。以此解说历史,认为上古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即呈现出一治一乱的循环规律,并接受邵雍“宇宙年谱说”,提出历史大循环论,以“一元”为一历史盛衰周期,“一元”结束便是新历史周期的开始。宋代以前的中国历史即为“一元”周期,其中上古三代为天理流行的盛世,汉唐为人欲横流的衰世,而宋代则是历史新纪元的开端。朱熹从“阴阳对待”易学思想出发,肯定阴阳之位永不变易。以此解说历史,肯定三纲五常万古不易,认为人具三纲五常,如同天有阴阳、地有刚柔;历史变易只是变易文物制度之“小体”,而纲常伦理之“大体”是不变的;文物制度的变易也需要以扶持纲常为目的;纲常不变特性决定了历史的可知性。朱熹历史变易思想肯定历史的必变性,努力揭示历史变易规律,有其合理性一面。他强调圣人“通其变”和纲常不易,是一种浓厚的圣贤史观与道德史观。

远游无穷,近观生面:潘雨廷论船山思想历程

除范畴研究与方面研究以外,船山研究还应再现其心路历程,深入把握其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变化,才能领会船山思想之精蕴。潘雨廷作为著名的易学家和道教学家,从易学时空观、三才观、道教身体观的角度,紧密结合船山出入险阻、辨章三教的一生经历,对船山思想的发展加以审视,深入完整地呈现了船山始终追求“行己有本末”,先历地道、天道、人道之“远游无穷”,后经“反身体认”,终归六经而“近观生面”的心路历程。该历程具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是由地道而天道,救世而究理的阶段;第二是从社会学的人到生物学的人,“远游无穷”而体认“造化在我”的阶段;第三是诚合内外之道,回归六经而近观生面的阶段。开六经之生面是船山“行己有本末”,落实“诚合内外之道”的自我选择。

明代科举程文易学思想的三次转向——以天一阁藏《会试录》为中心的考察

一般认为明代易学的发展态势与明代思想前期重视程朱理学、后期阳明心学异军突起的脉络相一致,然而这种粗线条的勾勒忽视了明代易学思想发展的丰富性及多样性。作为国家意志体现的明代科举程文,为我们深入观察明代易学思想发展样貌提供了特别的切入口。明代程文易学思想凡三变:明前期至天顺时期是为第一变,独尊《大全》;成化到正德时期是为第二变,抛弃《程氏易传》转用朱子《本义》;嘉靖以后是为第三变,《本义》沿用但选择多元,心学异军突起,气本论占有一席之地,卦气说亦有胜场,各种学说竞相角逐。到了万历初期,心学可谓影响甚大,大有超过理学之势。

郑用锡诗文的易学渊源

以清代台湾郑用锡的诗文集为个案,通过文献考据的方法,分析郑用锡诗文的易学渊源。研究表明,郑用锡诗文中的易学思想主要渊源于宋代易学,直接受邵雍观物论的影响。杨浚对《北郭园全集》的润饰,仅在表层上凸显了郑用锡与邵雍之间的关联,不足以改变两者作品内质原本相近的客观事实。

范仲淹易学经制思想探颐

易学是范仲淹思想的根基。范仲淹解《易》重“阐明儒理”,开宋学风气之先。范仲淹思想又不仅局限于《易》,而是融儒家德性伦理、修齐治平理想以及事功之学为一体,事功之学主要体现于其政治改革思想。借助于对易学、传统儒家德性理论及修齐治平理想的综合考察,范仲淹构建了以易道为体、以经制为用的思想模式。通过易道之“通”而顺时设教,改变风气;经由易道之“变”而积极有为,革新政治,进而实现儒家经世济民的理想。

《伊川易传》中程颐的史学思想

史学思想是程颐易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易学思想是程颐史学思想的基础。程颐在解易的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历史史实,范围涉及先秦至汉唐,打破前人“以经解经”的范畴。同时,他的“融经于史、经史互动”思想对浙东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历史认识方面,他认为盛衰变化处于循环之中,在此循环之中,人占据重要地位,而君子又处于独特地位,进而指出人君的作为对于历史盛衰的影响。在历史评价方面,程颐重名教,将道德仁义作为评价人物的标准,同时重视长幼、父子、君臣尊卑之序,坚持“男女有常序”,宣扬女主得权的弊端。对于《伊川易传》中程颐史学思想的探讨本质上是对宋代经史关系的探究。

《晏子春秋》与《周易》经传

《晏子春秋》是一部记载春秋时期齐国名相晏婴生平和思想的先秦文献,它与《周易》经传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易经》作为当时知识阶层所倚重和推崇的文化经典,奠定了《晏子春秋》理论体系的基础;另一方面,《晏子春秋》的学术风格、政治理想、处世之道又给此后出现的《易传》以深刻启示。二者的这种互动关系,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杨时易学思想考论

杨时主要继承了二程的易学思想,注重从义理释《易》,同时也认同画前元有易,推崇先天学,融义理、象数为一炉。然而,杨时的易学旨趣却在于用易,不流于空谈易理。他主张反身而诚,学《易》必须心通的为学之方。由于受到当时学术背景和社会政治的影响,杨时的易学思想理论建构并未超出前人范畴,但其易学思想在易学史上也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

“推天道以明人事”:邵雍先天易学旨趣

邵雍对其先天易学(或称先天学、先天象数学)的阐释是为推演先天而在的形上之理而展开,在此过程中,先天象数易学只是其表意的工具而不是其学术思想的全部。形式上,先天易学是邵雍通过一套阴阳消长模式构建起来的象数易学;而内容上,先天易学则是其借《易》阐发儒家的性命义理之学。邵雍在其易学思想的阐释中,力图构建一个贯穿于天地万物的最高法则——"先天"之道,而最终落脚点却是其儒学所主张的人事之用。因此,他对易学的阐释始终围绕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旨趣展开。

易学管理理论与管理学中国学派:基于管理与环境视角

易学在解释"管理与环境"问题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可以将建立在周易基础之上的管理理论称之为易学管理理论或周易管理理论。一方面,易学管理理论有别于西方主流体系,另一方面,这个体系并非完全不可能从西方的理论视角理解。由此,易学管理理论既是独特的,又是普适与共通的。从独特性与共通性而言,中西互释是建立管理学中国学派、发展中国管理学术的唯一途径。

先秦易学的“神明”概念与荀子的“神明”观

"神明"是《易传》关键概念之一,亦在先秦两汉思想范畴中被广泛使用。各家"神明"概念都与"天地"有关,并涉及天地自然造化之过程,古代"神明"不是作为某种祭祀对象而存在,也不表示神祇和鬼神的意义。笔者搜集归纳有关先秦两汉"神明"之资料,发现"神明"一词之用意牵涉天地万物之"德"概念。古人认为,天地万物之死生运行皆源自"德",皆由神明之安排,但"神明"并不具备造物主身份,而是天地合德概念。"神明之德"被视为万物造化的原因,若以两个字来表达"神明"的本质,则应是"生机"一词。郭店《太一》阐明了"神明"体现天地的相辅,于是"神明"的作用即是天地之间的媒介、气化主宰者,故为"生机"。荀子的"神明"观念,保留天地观的出发点,但同时集中于微观宇宙──"人"的核心概念。荀子对"神明"的定义近于黄老学派,既将"神明"视为"道"的唯一产物,又看作知"道"的唯一依据。只是黄老学派以神明论及天地观,而荀子藉此来探讨儒家的"君子养心"之议题。荀子之外,养生学派也将"心"视为"神明出"的器官,然而养生学派的观点是在表达"神明"是人中的"生机",而荀子藉此"神明"观,来探讨认识论的伦理问题。荀子的神明观,被宋明理学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