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登铠“内外一统”发病观与痿证理论钩玄

探讨陈登铠《华医病理学》“内外一统”的病因和发病观,以及在伤寒、风论、痹论、痿论中的体现。其中痹论和痿论并论,主要表现为病因的“内外感召”和传变的“内外气化枢转”,并从“肺热叶焦”转向“痿疾取之阳明”的机制、悲哀太甚胞络绝致大经空虚、思虑过度与类“二阳之病发心脾”、治痿重视阳明4个方面探讨阳明在痿证理论中的重要意义。

基于“脾肾相关”思想治疗功能性便秘的临床应用探讨

功能性便秘近年发病率逐渐上升,属于临床常见疾病,以排便次数减少,排便艰难,便质硬或呈干球便,肛门有堵塞感为主要特点。“脾肾相关”理论是中医脏腑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理上是协同、辅助的关系;两者先后天互根互生,联系紧密,患病以虚为主,病理上易相互影响、传变,临床治疗时应脾肾同求或有所偏重。易水学派重视脾胃后天、肾与命门,为治疗脾肾相关的功能性便秘提供重要参考价值。文章从“脾肾相关”理论思想出发,通过探讨脾肾的关系及临床应用,为功能性便秘从脾肾论治提供相关理论依据,强调治脾不忘补肾、补肾注意健脾,以期为功能性便秘的中医药临床诊疗提供相关思路。

张锡纯附子用药解析

张锡纯是清末民初的代表性医家,研究其使用附子的习惯与规律对于指导临证有现实意义。在张锡纯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含附子方剂共计30首,其中29首为复方汤剂,21首方剂指明使用经过炮制的附子(原文称“乌附子”),无使用生附子的实际案例,均未对煎煮法作特殊要求,其用量为0.6~24 g,总体使用剂量较小。人参、甘草、干姜、山药、白术是常与附子配伍的药味,旨在发挥益火扶阳(温里寒)、温阳通痹、回阳固脱、引火归元等功效。张锡纯使用附子的用法较为谨慎保守,其用药经验可以为现代中医临床提供思路与启示。

槐轩医学用药规律分析与扶阳思想探讨

目的:通过挖掘、研究《槐轩医学全书》中的药物应用规律,提炼分析槐轩医学临床思想,与扶阳医派一脉理论比较,探究古今扶阳思想之差异。方法:对《槐轩医学全书》中所涉方剂与药物进行梳理提取,对符合纳入标准的药物进行统计并建立数据库,运用SPSS Statistics24.0和SPSS Modeler18.0具体分析其用药频次、性味归经、用药剂量以及关联规则、聚类。结果:共筛选方剂386首,涉药327味,用药以性温、味辛甘为主,归经多为脾经,性味归经分析呈现较强的集中现象。关联分析以中焦脾胃药物应用搭配为核心,形成具辛甘化阳理法的15个药对;聚类组成6个新方;在姜桂附应用剂量统计上,发现其趋向审慎。结论:槐轩医学以温补为特色,重视后天资先天,注重脾胃枢机调理,不偏颇阴阳,形成一系列特色理法,对扶阳学派影响深远,但与后世扶阳学派理论又有很大不同。

易水学派李杲“升补”思想对老年痴呆防治的启示

老年痴呆,又称阿尔茨海默病(AD),已成为危害公共卫生的重大难题,从中医古籍挖掘对老年痴呆的认识与治法是当前中医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以金元时期易水学派代表医家李杲所论治疗“健忘”的诸方为入手点,通过扎实有据的文献考据研究,对李杲“升补”思想进行了溯源,认为其源于《黄帝内经》,承于易水学派张元素,并形成了以“升补”思想指导处方用药的鲜明特点。对于健忘,李杲以脾胃不足、清阳不升为论,以升阳风药与补益脾胃之药合用,临床常以升麻、柴胡、防风、羌活与人参、甘草、黄芪等药进行治疗,而现代研究所证明的AD起于“肠道菌群失调”之说,为李杲之“升补”思想治疗AD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宋代意象理论发展中的理学因素

在中国传统意象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理学因素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就在于其构建起了一整套阐述“天人合一”、万物关联等基础性观念的理论体系。传统意象理论所凭依的宇宙生命秩序观念,也就在此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理学推动了中国文化中的宇宙自然观念的非宗教化进程,肯定了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整体上促使文艺批评更加理性化和系统化。其为意象理论构造出了一个哲学基座,由此赋予“意象”概念以“气象”的内涵,又为中国审美观念注入了“理趣”这一核心思想,形成了强调理性与情趣相统一的传统意象审美观。

益气温阳、活血利水方药对充血性心力衰竭大鼠模型IR及心肌组织病理学改变的研究

目的:探讨益气温阳、活血利水方药对充血性心力衰竭(CHF)大鼠模型胰岛素抵抗(IR)及心肌组织病理学改变的影响。方法:通过对Wistar雄性大鼠尾静脉注射盐酸阿霉素制备充血性心力衰竭大鼠模型,造模成功后将Wistar雄性大鼠随机分成模型组、西药组、方药低剂量组、方药中剂量组、方药高剂量组,连续灌胃4周后,取内眦静脉窦静脉血3 m L,测血糖及血清胰岛素,计算IR。最后处死大鼠,取出心脏,切片HE染色,观察心肌组织病理学改变。结果:与模型组比较,益气温阳、活血利水方药能明显改善CHF大鼠IR水平(P<0.05),其中高、中剂量组较为明显;同时益气温阳、活血利水方药能改善CHF大鼠心肌细胞的损伤,高剂量组心肌细胞形态学的改变接近地高辛组。结论:益气温阳、活血利水方药能一定程度逆转大鼠CHF的IR并改善心室重构。

浙东事功派代表人物陈亮的思想与朱陈“王霸义利之辨”

宋学到南宋发生一个重大变化 ,即理学 (道学 )兴盛 ,成为显学。与之相对的浙东事功派 ,亦兴盛起来 ,形成了与居于主导地位的朱熹所代表的正统派理学之间的对立。事功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具有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 ,与朱熹展开了“王霸义利之辨”。就历史观而言 ,陈亮坚持历史进化论 ,以效果论来辨析“王霸义利” 。

以《易》解《华严经》──李通玄对《华严经》的新诠释

《易》和《华严经》分别是儒家和佛教的经典。李通玄以《易》及儒家传统的观点诠释《华严经》，开创了理解华严的新途径。本文从“外道”概念的理解和李氏运用易学思想解释《华严经》中“十方神”入手，分析了他的思想特色，文章最后对这种沟通儒佛之尝试的哲学意义作了发掘。

郑寿全《医理真传》贵“中”思想浅探

通过分析郑寿全《医理真传》,认为郑氏虽为"火神派"的代表,虽然擅用姜、附、桂,但是其更加重视中土脾胃,即贵"中"。贵"中"思想更能代表郑氏的学术思想。提出贵"中"思想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和继承郑氏的学术思想。

闽学大师朱熹与兵部侍郎福清林栗辨易探究

朱熹是闽学代表人物,其《周易本义》成为元明清三代开科取士的教科书。林栗是宋代福州福清的名宦,官至兵部侍郎。但二人在易学思想上意见分歧,朱熹为宋易突出代表,对宋易邵雍先天之学推崇备至;林栗重视易学重象之传统,反对邵雍先天之学,而又赞成宋代流行的河图洛书之说。朱熹林栗二人辨易,展现了宋代汉易、宋易交糅纷呈的状况,也反映了闽学在争鸣中不断前进的历史事实。朱熹林栗二人辨易发展为相互讦奏,为一大憾事。但平心而论,《宋史》对林栗论定有失偏颇,林栗仍不失"为时直臣"。

益气养阴、清利活血法对微小病变肾病鼠肾脏保护作用的研究

目的 :观察益气养阴、清利活血法对微小病变肾病鼠的疗效 ,从细胞因子水平探讨其肾脏保护作用的机制。方法 :根据Bertani的方法 ,用阿霉素 (ADR)尾静脉注射法复制典型的微小病变肾病大鼠模型 ,同时设立正常对照组。分别给予益气养阴、清利活血中药或强的松混悬液。测定大鼠 2 4小时尿蛋白定量、血清ALB、CHOL、TG、IL 8、TNF α的含量 ,并进行电镜下肾脏组织形态学观察。结果 :益气养阴、清利活血中药可减少阿霉素肾病大鼠尿蛋白的排泄量 ,提高血清ALB含量 ,降低血清TG、CHOL、IL 8、TNF α的含量 ,修复肾小球上皮细胞足突的结构。结论 :依据气阴两虚、湿热瘀阻的病机 ,益气养阴、清利活血法对微小病变肾病鼠有明显疗效 ,并能改善其免疫功能 ,从而减轻肾脏病理损害 ,缓解肾病。

韩国儒学的道学思想

道学又称理学,指的是宋明间持续七百年的思想主流,而朱熹是这些思想的集大成者。韩国视野中的道学是一种正确认识人伦事实判断的客观真理和价值判断的规范性知识,修养人格以期在社会上实现正道的一种实践性学问,它同时具有人道精神、哲学精神与义理精神三个方面。在韩国固有的传统思想里便有道学思想的萌芽,而宋代的道学思想于高丽末期传入韩国。韩国道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是郑梦周、赵光祖和赵宪。在道学思想的三个方面中,韩国的道学思想尤其强调义理精神。由于国家规模、民族传统以及社会条件的不同,中国的道学思想是在包括性的、远心的立场中形成了以包容性的人道精神为中心的思想。与此相比,韩国的道学思想则在内在的求心的立场上形成了以批判性的义理精神为主流的思想,这可以说是韩国道学思想的特征。

戴震义理之学的形成、确立及其方法

作为18世纪著名的学术巨擘和思想家,戴震为中国思想文化宝库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戴震的义理之学奠定了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对戴震义理之学思想的解读是我们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整个清代思想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重要环节。

商丘经学文化资源研究

中国经学源于西汉时期,而商丘是经学发展最兴盛的地区之一,梁国经学影响深远,对 后世的文化发展起了奠定基础和开拓道路的作用,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胡安国与程门弟子

胡安国与程门弟子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问题,它既关系到程氏之学的流传,又关系到湖湘学派的思想来源,澄清这一问题是有重要的学理意义的。胡安国不仅与谢良佐、杨时、游酢、侯仲良、王萍等关系非常密切,同时又与他们的弟子有相当密切的往来。他们互相切磋,互相勉励,不仅对南宋理学的兴盛,而且对推进理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朱熹理学的易学底蕴

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峰。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它吸收了释道两家的思想精华,继承了程氏易学的路线,朱熹又吸取了周敦颐、邵雍、张载和朱震的观点,丰富了理本论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但是我们发现:朱熹的理学体系,是和他的易学紧密相连的,有其易学底蕴,脱离了他的易学,就不会理解其理本论体系。因为朱熹理学的最高范畴"理"和"太极"范畴几乎是等同的,然而"太极"范畴是通过对筮法的解释而提出来的。又朱熹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如理气问题、理事问题、人性问题、动静问题等,也都是从易学中推演引申出来的。

许学夷的汉魏诗史观

许学夷的汉魏诗史观,受明代七子派相关思想影响较大,但又自觉地对他们的观点予以驳正与补罅,从而在思路与学理上对明代的汉魏诗歌研究作出一定的推进。本文着重从两方面对他的汉魏诗史观作一评述,一是对格调派尊汉贬魏的诗史价值观的批判,二是以“正变”说建构自己的汉魏诗史序列。

李二曲的明体之学及其心学定位

明清之际,李颙以“明体适用”之体用全学崛起于关中,成为清初“三大儒”之一。可是二曲身后的学术影响远不及生前,而在后来学界不多的研究成果之中,又对其思想性质与学派归属聚讼不已,这两个现象都是颇耐人寻味的。如果只从二曲“潜体密验”的明体之学,如“虚明寂定”的灵明论、“无善无恶”的天机论以及“无念之念”的意念关系论等来看,可以断定二曲的心性论基本上是围绕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这一中心命题而展开的,强调心体灵原的自然流露,实为王门左派之余韵。回顾二曲心性论之本来面目及其影响之消长,不仅有助于学界更清晰地审视明末清初关学与阳明后学的分化演变,亦可从中看到清初儒学由虚玄向徵实的范式转移。

“卦气”与“历数”,象数与义理

中国古代的观象授时之“政”始于尧时创制的新历法于生产中的直接运用 ,故所谓法天地而施政教的王者之礼并非由《易》的象数派生 ;汉易卦气中讲的气、候依赖于历法的节气划分 ,对历法的进步并无价值可言 ;《易》的义理并非由象数派生而来 ,而是古人对天道和人道认识的成果 ,卦爻系统只是储存这种认识成果的符号 ;古代学术史上汉易衰亡的事实已经对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的地位与价值问题做出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