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书《易传》“子曰”中的义利观——兼论历代对《文言》“利者义之和”的解读

帛书《易传》“子曰”对《周易》之言利作了深入的解读,较多地将利己与利人结合起来,讲利与德的相互联系,同时又说“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讲利与天命的相互联系,而且还批评君王“厚自利而不自恤下”,反对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甚至还说“其将取利,必先其义以为人次”,强调“取利”应当先义后利,说明孔子并非不讲利、排斥利。相较于历代儒家往往依据《易传·文言》“利者义之和”解读孔子义利观,清儒焦循解《论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为:孔子很少言利,若是言利,则与命联系起来,与仁联系起来,以及康有为解《论语》“放于利而行,多怨”而提出了“取利而和,则谓之义”,显然较为接近帛书《易传》“子曰”中的义利观。

《易传》智勇思想在和谐中日关系中的价值

智勇,是《易传》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中日两国有着深刻影响的、带有共同性的道德规范。无论是如何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还是中日友好新局面的开创以及协调民间交往都离不开智勇品质。在中日关系发展中,弘扬智勇精神,对于推进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易传》智勇思想在当前中日关系调整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友邻修好,智以用言;省视自己,有错必改;勤学不辍,智广多利;直面过失,勇于纠错;勇于开拓,创造中日关系新境界;勇毅坚忍,触害立义。

《文心雕龙》论《易传》的文学性

《文心雕龙》对《易传》的文学价值进行了多方面论述。刘勰认为文学的本原是道,文学的作用是明道,他提出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这一重要命题,正是总结《易传》对《易经》的阐释所做出的概括。他认为《易传》释经不是简单的转述与琐碎的注解,而是精心创造并广泛使用了"丽辞",既多用对偶,又注重协韵,是文章的典范。他认为,《易传》在文章体裁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论、说、辞、序几种文体的产生,都与《易传》有着直接关系。他还论证了《易》象的意义,评价了《易传》的语言,分析了《易》的事象,既揭示了《易传》的文学贡献,也体现了作者的文学观念。

《程氏易传》的成书及流传考

《程氏易传》是程颐理学的代表作,而其成书以及后来的流传情况,学界一直没有一个清楚的考释,本文专就此问题作一研究。

论《易传》的和合思想

《易传》和合思想的核心是阴阳的对立统一,阴阳和合的最高境界是人与天地合德,是"天人合一"。其和合思想特征有四:一是主张阴阳尊卑有序的和合;二是认识到了事物阴阳和合的多样性并主张容纳多样性;三是认识到了事物阴阳和合的两端而主张追求中道,中道是阴阳和合的主要表现形式;四是认识到了事物阴阳的和合与不和合是并存的、互相转化的。认识和合,目的为追求人与天地合德;认识不和合,目的为居安思危,提高忧患意识。

《易传》对天地人三才之道的认识

天、地、人三才各有其道的思想乃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思想的共识,但只有《易传》对此作了深入而一贯的探讨,从而影响深远。在《易传》那里,天、地既有其体,又有其德。天之体为阴阳之气,地之体为刚柔之质。阴阳之气实质上是能量与信息所构成之"场",而刚柔之质则是气的能量密集化的存在形式;另一方面,天之德为乾,而地之德为坤。乾是健动不息的创生品格,而坤则是厚德载物的接纳性品格。天地各有其能,各具其德,但只有人能够会通天地之能、合和天地之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的智能能够代替天地,因为人总是有其自身的限制,但人的存在也同样不是天地的重复,而是以其不同于天地的品格,与天地并列为三。

《易传》中的“易简”新释——兼谈“易简而天下之理得”

长期以来,学界流行以"简易"解释《易传》中的"易简",埋没了其深蕴奥义。易、简其实分别是乾、坤最根本的特性,易主要体现于时间维度,指乾的健而动和变化不居的势用,简主要表现于空间维度,指坤的顺而静和贞固赋形的势用。由于乾、坤构成易道的核心,因此把握了易、简便可从根本上得天下之理。在熊十力、金岳霖和叔本华、尼采等中西方现代哲学家的思想内核中,均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宇宙与人生中包含的乾易、坤简的二元对立。

从帛书《易传》考察“文言”的实义

根据对帛书《易传》的考察,“文”的实义,是指外柔内刚的德性,而表现为谦德。这种意义的德性,称为“文德”,是就政治人格而言的德性。故“文言”是“‘文’之言”的意思,义为“有关为政者（或从政者）德性的言说”。

孔子与《易传》相关问题覆议

孔子赞《易》，作《十翼》，自《史》《汉》以来，学者习承其说。下逮北宋，始有疑其说之不足恃者；嗣后绍述，代不乏人。民初疑古学风盛兴，疑者益众；然笃信旧说者亦未灭迹。近年大陆地下考古发掘出土文物，其盛迈逾前代，尤如马王堆帛本《易》经、传之面世，于传世文献外增加不少可供参考之资料，引起海内外《易》学研究者的热烈讨论。然而对于孔门传《易》此一近千年以来争讼不休的论题，事实上并未因出土文献而得以论定。近年海峡两岸学者论及此题，即有据新出土文物以坚旧说者；亦有因之而作其他推论以修正新说者。本文即就此一问题，综合传世文献与新出资料重作检讨，提出个人浅见，虽不足以尽释群疑，然于若干相关问题，庶或可得相当的厘清。

《易传》“立象以尽意”思想发微

“言”、“象”、“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易学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以老庄道家“言不尽意”论立论,《易传》作者不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言不尽意”的命题,而且首创“立象以尽意”之说,不仅实现了《周易》由卜筮之书到哲学之书的整体转换,而且完成了儒道言意思想的创造性整合,从而确立了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至为重要的地位。至于“象”能否尽“意”,《易传》作者并没有说。没有说并不等于没有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其后的提出和讨论,则不仅直接引发了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实现了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的转换和玄学本体论哲学的理论建构,而且通过玄学“言意之辨”,即按照“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的理论和方法,不仅为佛教的中国化和宋明理学的综合创新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同时也为以“意象”为核心的中国审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而这也正是《易传》“立象以尽意”思想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易传》宇宙生成论的建构——《易传》天人合一哲学体系的基本理论前提

《易传》所辟创的天人之学,确立的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对后世易学及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易传》天人合一哲学体系的得以确立,首先依赖于其宇宙生成论的建构。《易传》的宇宙生成论,既是其天人合一哲学体系得以创立的基本理论前提,也是其天人合一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本体论形上学的基本出发点与立足点。因此,探讨《易传》的宇宙生成论,对于加深认识其完整的哲学体系,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易传》的宇宙生成理论,概括起来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宇宙本根于"太极",二是太极衍化为天地,三是天地气化生万物。

《易传》在领导者道德素养陶铸中的价值

《易传》在加强领导者道德素养建设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殊作用:《易传》“仁以行之”的思想有利于培养领导者的仁爱精神,从而更好地关心、爱护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知临”思想有利于提高领导者的明智品质,从而更好地驾驭语言,勤学广智,利国利民;“卑以自牧”思想有利于造就领导者的谦敬品质,从而谦敬为怀,赢得群众。所以,提高领导者道德素养的方法之一,就是认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易传》。

《伊川易传》中的民本思想

本文分析了《伊川易传》中的民本思想。首先从国家起源的角度切入民本主义的逻辑起点,继而分析了民本的要素与结构,然后考察了落实民本主义的原则性要求。最后,对程颐和儒家民本思想给予检讨与反思,指出应该实现由民本到民主的转变。

《易传》的宇宙本体论哲学——宋明理学本体论的滥觞

为了弥补先秦儒家思想体系在哲学形上学方面的缺失,健全与完善儒家的哲学结构,《易传》立足于儒家学术立场,通过对诸子百家哲学理论成果的承继与开新,创辟了先秦时期最为博大精深的宇宙本体论哲学。这既完成了先秦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建构,同时为后世儒家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本体论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架构与思想源泉,对整个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的演进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论文从本根论、元气论、易道论、道器论四个方面,阐述了《易传》的宇宙本体论哲学体系。

《易传》对《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 ——兼谈《乐记》中两个相互游离的美学观

《乐记）受到了《荀子》和《易传）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美学观。其中源于《荀子》一系的美学思想以现成性的世界为哲学基础,认为音乐的源泉在于心与物相感,而源于《易传》一系的美学思想则以生性的生活世界为哲学基础,认为音乐以生活世界的本体为源泉。在以西方主客二元文化为主导的现代语境中,现代人对源于《荀子》的美学思想有明确的理解,但对源于《易传》的美学思想却发生了十分严重的文化“误读”,以致于多数现代学者将其全盘否定.其实,只有来自《易传》的美学思想才是《乐记》理论的精华,它真正代表了中国美学的精神,是西方传统文化难以解读的中国学术思想,是中国人对世界立明的独特贡献.

《易传》类帛书零札九则

本文对马王堆《易传》类帛书的个别释文做了改正和补缀,就部分文本和易学问题作了重新理解、论述。

《诚斋易传》的历史与意义的世界——杨万里易学思想研究

杨万里的《诚斋易传》是义理派史事宗非常重要并独具特点的著作。此书思想与程颐的《伊川易传》相一致,并注重人事,引史传印证《周易》,将《周易》一书的本质概括为通变,并确立以心为主体的本体论,引史证经只不过是达此目的手段而已,是对意义世界的展示,杨万里关于意义世界的学说认为:"易之道,天理而已",认为这个理想的意义世界的核心是"中正"原则,其根源是天理,由此建立起一整套关于意义世界的学说。

论《易传》的象数、义理合一模式与天人合一的理论架构

《易传》是现存系统解释《周易》古经的最早典籍,对后世历代学人诠解《周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周易》古经由卦爻符号和卦爻辞组成,卦爻符号与卦爻辞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后世《周易》研究的关键问题。在《易传》作者看来,《周易》的卦爻辞是由圣人"观象"而来,圣人通过"观象系辞"来揭示易道。换句话说,《周易》所阐发的义理乃以象数为基础。象数蕴含着义理,义理脱胎于象数,二者如水乳之交融而不可分。而《易传》象数与义理合一的模式是以"三才之道"为其理论架构的。开天道以立人道,法天文以立人文,成为《易传》立论的理论支撑。

帛书易传《要》篇透露出的卦气知识及其成书年代

马王堆帛书易传《要》篇中“益之为封也,春以授夏之时也”、“授(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一语,与汉易卦气六日七分说图式之损、益两卦所处的节气位序正相吻合,这表明帛书作者已具备汉易卦气知识。据传世文献看,二十四气的确立不会早于秦汉之间,汉易卦气说之形成当在汉初,故帛书《要》篇的成书,不会早于西汉之初。

论《易传》的“法天则象”设计思想

目的旨在探讨《易传》中"法天则象"的基本含义,它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最原始的表达。方法通过对《易传》中"法天则象"含义的训诂,结合先秦时期设计实践,揭示了《易传》中"天"的两个维度,一是时间维度,如春夏秋冬等"四时";二是空间维度,即"天象"、"天文"。"象"既指卦象,也指星象。结论 "法天则象"表达了中国古代设计与天地四时秩序的统一,表现出中国古代设计尊重、顺应自然,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应的设计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