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以《宋朝诸臣奏议》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士大夫为复兴三代之治,重建王道政治秩序,主张以经术治天下,重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探索王道的过程中,士大夫以《周易》为经世之大法而推崇备至,并注重运用《周易》义理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他们通过在奏议中引用《周易》经义议论时政,为朝廷提出合乎圣人之道的治国之策以实现儒家通经致用的理想。在北宋奏议中,士大夫不仅以《周易》经义培育皇帝的政治道德,而且还从《周易》中厘定出内政治理原则施用于今,从修己、治人两方面充分展现了易学的经世指向。他们以《周易》经义作为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标准,批评并制止不合经义的政治行为,规正政治发展方向,从而使《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江右文库》文献编《易》类著作提要七则

介绍著作人的生平仕履情况,各书之卷次结构、各卷内容、学术源流以及版本流传情况等,并交代《江右文库》本次影印各书所依据的版本。

《春秋》“雨木冰”异象书写的汉、宋学诠释进程

《春秋》为灾异言说之肇始,而异常气象是灾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雨木冰”为例,《春秋》三传起初目的是正人事仪则,而汉儒通过“天人感通”之说结合阴阳五行学说加强了灾异的神秘感验性,更以京氏易等术数思想使得神异的主观随意性解说变得固定化和学理化,从而形成了后代“木冰兆凶,应验在大臣”的固定认知,透露着汉代的类感思维与灾异说“以果觅因”的特质。宋人之学重义理,对于雨木冰现象有了较为合理的认识,更掀起对“正朔”问题的讨论,体现出理学的正面影响。但宋学穿凿义理之弊,又造成了异象诠释变得支离。在汉、宋之学的共同影响下,雨木冰的诠释既有符合万物之理的一面,又长期未脱离占验的神秘化理解。

半夏曲传统制作工艺沿革探讨

该文对半夏曲传统制作工艺的沿革进行了探讨。宋代半夏曲的制作方法包括半夏姜汁制饼与制饼后发酵两种,以半夏姜汁制饼为主流。金元时沿袭宋代工艺,半夏曲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明代医家对半夏曲的炮制机理进行了阐发,认为“片则刀峻,曲则力柔。”明代李时珍对半夏饼与半夏曲的混淆问题进行了澄清,韩懋的《韩氏医通》收载了5首半夏曲方,对半夏曲配方的扩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清代医家在继承《韩氏医通》半夏曲方的基础上,总结为韩飞霞制曲十法;当时的半夏曲与神曲的制作工艺相互影响。建国后,半夏曲的地方炮制经验深受清代影响,地方炮制规范逐渐趋同。该文同时对半夏曲炮制工艺中的“半夏”与“曲”孰重孰轻、半夏的前期处理、半夏饼与半夏曲的概念区分、面粉用量与添加时机、神曲粉的加入、白矾在半夏曲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思考。

《夷坚志》中的少年犯罪案例管窥

宋代古籍中的少年即当时律法里的“中男”,是指16岁到20岁的未成丁男性。以《宋刑统》为据,结合《夷坚志》中的少年犯罪案例,按照社会危害程度由重到轻排列,《夷坚志》中的少年犯罪主要有不孝罪、杀人罪、盗罪和奸罪。其中,宋代官民所言的有些不孝,实为子孙违反教令罪;少年谋杀案和故杀案多因教唆而发生;少年盗罪案反映的是少年团伙窃盗和发冢;少年和奸案多于强奸案,奸罪亦有可能演变为杀人罪。这几种少年犯罪,不仅破坏人伦道德、社会管理秩序和社会等级秩序,也是对宋代身份法制的挑战。

所谓“李白《秋风词》”的误传及其原因溯源

今传古琴曲《秋风词》,其曲词多被认为是李白诗作,然曲词前半确为李白《三五七言》,后半部分,最早可追溯到宋罗烨《醉翁谈录》己集卷一《烟粉欢合》中《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一诗,乃是删写该诗最后八句而成。古琴曲《湘妃怨》的曲词,也是出于对《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中“君在湘江头,儿在湘江尾”两句的附会,在该诗的整体基础上进行增删而成。古琴音乐创制在历代典籍中寻找曲词文本的传统,《湘妃怨》与《古秋风》自身音乐属性的相似,琴乐良好的大众传播基础,导致了所谓“李白《秋风词》”的产生和广泛误传,并在当代通过发达的出版业,在一般作者、读者以及非古代文学专业方向学者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宋代馆客群体研究--以《夷坚志》为中心

馆客,即宋代家庭学堂的教师。一方面,馆客家境贫寒,依附主家,在教育活动之外还参与到主家的文化娱乐、社会交往活动之中;另一方面,士人把馆客当作一项过渡性职业,故其也呈现出较强的流动性。馆客的人际交往表现出以寄主家庭为中心的特点,他们推动了宋代平民教育发展,有助于儒家文化传播,也以其士道德标准为地方教化树立榜样。洪迈所撰《夷坚志》中有不少关于宋代馆客的记载,为详细了解宋代馆客群体提供了生动材料。

说安大简《诗》中可能是“■”之字

文章认为安大简《诗·芣苢》末章末句“尃(薄)言”之后一字可能是“■”,读为训“收”的“卷”。简本“卷”与传本“襭”是两个近义的异文。

论方逢辰的以易论政思想

作为严州理学学者之一的方逢辰,时逢宋元之交内忧外患的复杂局面,在理学宇宙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崇阳抑阴”的易学观,进而阐释和构建出乾尊坤卑、扬清去浊、尚动斥静三重意涵,进而从人、伦、政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将其思想延伸到社会层面。方逢辰以易论政所透露的务实、经世致用等思想对当代研究浙江精神的思想渊源和精神内核具有重要价值。

北宋士人赙赠活动与其文学书写之互动

北宋时期,存在于官场、文坛、乡族等场域的士人私赙普遍盛行,与赙赠相关的文学书写大量增加。同僚官属、文学同好、士人与乡族之间的赙赠,或以塑造“贤官”形象为目的,或基于文学追求与身份认同,或隐喻社会秩序之稳固。部分士人的赙赠书写呈现表演化特质。其中,辞赙行为及其书写宣传或可为部分士人带来举荐晋升等实际利益,成为文化资本。因此,北宋以丧葬文体为主的赙赠书写被纳入赙赠活动之中,“以文代赙”“文赙并赠”等行为既是北宋士人赙赠观念变化的体现,也是士人宣传诉求下的文化产物。

清华简第十三辑中的新用字现象

清华简第十三辑收录了《大夫食礼》《大夫食礼记》《五音图》《乐风》《畏天用身》等五篇竹书,本文选择介绍了其中出现的新构形和新用字现象,并据此对以往存在争议的“■”用作{揖}、“茸”用作{乃},以及“送”字的释读和用法作了进一步的研究。

吕诲与濮议之争

濮议之争是发生在北宋英宗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从表面上看这只是对于英宗生父濮安懿王赵允让尊号问题的争论,而实际上这个事件对北宋的政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在位时间仅四年的英宗来说,这场濮议之争耗费了其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吕诲在濮议之争中的言行,亦对这场争论的变化起着一定的作用。从吕诲的角度入手,探讨其在濮议之争中的作为和影响,有助于揭示濮议之争背后更深层面的问题。

周易艺术歌曲音乐风格与演唱实践

中国的艺术歌曲发展至今已有百年历程,诞生了数量众多的精品,是中国音乐文化殿堂的重要成员。中国的音乐家们为艺术歌曲创作与表演的民族化付出了艰苦努力,推进了中国声乐艺术走向世界的进程,而作曲家周易正是其中的佼佼者。本文以周易艺术歌曲创作特色为出发点,分别从文学特色、创作特色、演唱实践三方面分析周易创作的《钗头凤》《滕王阁序诗》《报答》三部作品。

迷信与科学之间--《夷坚志》的瘟疫叙事及其反映的社会心理

瘟疫故事作为《夷坚志》诸多题材类型之一,映射和重构了南宋以江西和江浙为重点的广阔地域范围发生瘟疫的历史真实,还原了一个个灾情现场,描绘了丰富的疫鬼瘟神形象。瘟疫以不可预知性、杀伤力传染性强大而引起社会极度恐慌,洪迈以志怪的形式呈现了受灾民众的复杂心态,特殊人群的积极救治,达到了一种文学真实。在缺医少药的古代,民众的瘟神信仰,政府的祈神禳灾,虽然是一种应对瘟疫的虚幻手段,但有利于民众情绪的发泄,消减群众对意外事件的焦虑,将无形的信仰和有形的医药结合,迷信和科学措施并行,起到了药物救治和心理暗示的双重功效。

文体递变:钱钟书的文体史观念

文体史观念是钱钟书文体学思想和文学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文体史料极为丰富,主要包括“诗文各体原出五经”的文体源流论、“艺事之体随时代而异”的文体发展观、“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的唐宋诗体之争三个方面。其特征体现为:从文体史的视域看待历代文学史观念,文体文献学上的价值与贡献,文体史观念上的辩证与通达,打通古今中西的文体学比较方法,等等。钱钟书的文体史观念体系所体现打通古今中西的文体通变观,正是其文学通变观和文化通变观的集中反映,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

北宋时期援易入医现象探析

当前学界对北宋时期援易入医现象的研究较为忽视,是医易会通研究的不足所在。通过整理北宋时期医学文献中与援易入医有关的条文,围绕易象、易数、易理、易占4个方面进行归纳总结。总体来说,北宋时期援易入医承继隋唐时期的“以易释医”特征,其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主动意识的增强、解释深度的加深、释医方法的成熟、固定命题的形成4个方面。北宋时期的援易入医,不仅丰富了医学的内涵,也提升了易学的应用价值。同时也应理性看待援易入医现象,既要肯定其在医学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也要避免过度强调或滥用易学知识而引发的负面效应。

论王易的文学研究及学术史贡献

王易是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家,他的文学研究成就斐然,结合其学术生涯可分为三个时期考察。早期他主张以“真实切用”作为文学衡量标准,调和新旧文学之争;吸纳西方文学理念与方法,重审文学的定义、分类等基本概念,同时以传统朴学修正新学偏失。在中期转向音乐文学研究,在乐府、词曲文体研究上颇多创见,构建以乐府为核心的韵文史,提出传统词曲的改良方法。后期的歌词研究注重实践,主张结合西乐的乐器乐谱,将词曲作法改造后移用到歌词创作中。王易的文学研究是传统诗词曲研究向现代转型进程中的重要节点,他的乐学视角、中西对比的方法、对文学实用功能及创作实践的重视都值得借鉴。

以彝族民歌文化推进凉山地区精神文明建设发展

彝族民歌作为我国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彝族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彝族民歌除旋律特征、演唱风格和歌词内容有着鲜明特点外,还饱含彝族人民对历史文化、哲学思想和生产生活的独特审美与解读。凉山地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着力实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使二者相互促进并协调发展。凉山彝族民歌是促进凉山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式。当前,立足于凉山地区民众的生活,从彝族民歌文化中提炼出符合当今时代需要的思想理念、道德规范、价值追求,赋予丰富的时代内涵,对促进凉山彝族民歌文化振兴、推进凉山地区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田野调查,采集和整理凉山地区毕摩音乐和民歌传承人的音视频,运用频谱信息检索方式,对调式调性、旋律节奏、歌词内容等进行音乐分析,探究凉山彝族民歌的音乐特征和历史文化内涵,进而提出传承保护凉山彝族音乐的策略,丰富当地民众精神生活需求,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精神文明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宋校通行本《备急千金要方》将枳壳改作枳实的文献考证

《千金要方》三种代表性版本中对枳实、枳壳的记载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早期两种唐代传本《(新雕)孙真人千金方》《真本千金方》中记载的为枳实、枳壳并存,而后来的宋校通行本《备急千金要方》仅见枳实,给当今临床应用带来一定困扰。在对勘版本异文的基础上,参考相关文献,结合历史背景,提出宋校本《备急千金要方》在林亿主导下,或出于个人臆见将全书中的枳壳统一改作枳实,有违原书原貌,与宋代本草学的观点相悖。由于宋校通行本《备急千金要方》经由儒臣整理刊行,其文本具有一定程度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现今使用该版本时应采取审慎的态度,对关乎中医学理、法、方、药核心要素的文献资料,需要进行考证辨别。

清代瘟疫学家刘奎学术思想解析

刘奎为清代著名瘟疫学家,少时多病,官运不济,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其代表作《松峰说疫》等医学论著,在继承《景岳全书》和《瘟疫论》的学术思想基础上加以发扬和深化,严格划分瘟疫范畴,创“三疫”学说;继承并发扬了《伤寒论》六经辨证的理念,首创“瘟疫六经治法”;综“瘟疫统治八法”,以解毒为要;同时领先于其他国家学者,较早地提出避瘟预防的有效措施。刘奎的疫病防治理念和方药方法,为传染病学奠定了坚实基础,对后世医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对当今疫情防控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