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夏曲传统制作工艺沿革探讨

该文对半夏曲传统制作工艺的沿革进行了探讨。宋代半夏曲的制作方法包括半夏姜汁制饼与制饼后发酵两种,以半夏姜汁制饼为主流。金元时沿袭宋代工艺,半夏曲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明代医家对半夏曲的炮制机理进行了阐发,认为“片则刀峻,曲则力柔。”明代李时珍对半夏饼与半夏曲的混淆问题进行了澄清,韩懋的《韩氏医通》收载了5首半夏曲方,对半夏曲配方的扩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清代医家在继承《韩氏医通》半夏曲方的基础上,总结为韩飞霞制曲十法;当时的半夏曲与神曲的制作工艺相互影响。建国后,半夏曲的地方炮制经验深受清代影响,地方炮制规范逐渐趋同。该文同时对半夏曲炮制工艺中的“半夏”与“曲”孰重孰轻、半夏的前期处理、半夏饼与半夏曲的概念区分、面粉用量与添加时机、神曲粉的加入、白矾在半夏曲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思考。

《江右文库》文献编《易》类著作提要七则

介绍著作人的生平仕履情况,各书之卷次结构、各卷内容、学术源流以及版本流传情况等,并交代《江右文库》本次影印各书所依据的版本。

宋代休宁吴氏园亭空间复原及造园特征研究

竹洲吴氏园亭是南宋文人吴儆的私家园林,位于今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由于宋代徽州园林的遗存较少,个案研究有所局限,因而园林文献记载成为研究宋代徽州园林的重要来源。以吴儆所写园记《竹洲记》为引,结合县志、文集等历史资料,首先考证并推断吴氏园亭的位置;再结合园记中的园林记述,提炼建筑、植物等造园要素及园林活动信息;进而推衍吴氏园亭的空间布局,得出空间结构拓扑图;最后,总结竹洲吴氏园亭的功能、流线,分析造园特征,还原文人造园的思想与手法。研究表明,竹洲吴氏园亭是宋代徽州文人园林的代表,扩充了江南造园史中宋代园林的研究案例,丰富了徽州园林的研究内容,为徽州园林案例研究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春秋》“雨木冰”异象书写的汉、宋学诠释进程

《春秋》为灾异言说之肇始,而异常气象是灾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雨木冰”为例,《春秋》三传起初目的是正人事仪则,而汉儒通过“天人感通”之说结合阴阳五行学说加强了灾异的神秘感验性,更以京氏易等术数思想使得神异的主观随意性解说变得固定化和学理化,从而形成了后代“木冰兆凶,应验在大臣”的固定认知,透露着汉代的类感思维与灾异说“以果觅因”的特质。宋人之学重义理,对于雨木冰现象有了较为合理的认识,更掀起对“正朔”问题的讨论,体现出理学的正面影响。但宋学穿凿义理之弊,又造成了异象诠释变得支离。在汉、宋之学的共同影响下,雨木冰的诠释既有符合万物之理的一面,又长期未脱离占验的神秘化理解。

科技与伦理交叉视域下李觏思想研究

基于科技与伦理交叉视域观照李觏的思想就会发现:其以物质第一性为基础构筑自己的世界观,坚持彻底的经验论;在创造性地构建自己的“礼论”体系下有条件地肯定了利和欲,并强调了情的作用;在“礼”与“学”的加持下李觏认为,人“性”的境界可以提升、与“命”得以相宜;以唯物的科学思维和中正观为基础,李觏阐述了“人事”需要遵守的道德准则,强调了在中正之上的“权宜”性。宋代造就了中国古代科技的高峰,李觏等人的天和人相和谐的本质和精髓仍值得现代社会借鉴和传承。

《夷坚志》中的少年犯罪案例管窥

宋代古籍中的少年即当时律法里的“中男”,是指16岁到20岁的未成丁男性。以《宋刑统》为据,结合《夷坚志》中的少年犯罪案例,按照社会危害程度由重到轻排列,《夷坚志》中的少年犯罪主要有不孝罪、杀人罪、盗罪和奸罪。其中,宋代官民所言的有些不孝,实为子孙违反教令罪;少年谋杀案和故杀案多因教唆而发生;少年盗罪案反映的是少年团伙窃盗和发冢;少年和奸案多于强奸案,奸罪亦有可能演变为杀人罪。这几种少年犯罪,不仅破坏人伦道德、社会管理秩序和社会等级秩序,也是对宋代身份法制的挑战。

南宋西湖昭庆寺研究与复原想象

杭州昭庆寺是中国古代寺庙建筑中的珍贵遗存,作为南宋时期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其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借助于历史文献资料,梳理昭庆寺的兴衰变迁,结合建筑遗迹和实地勘察,建立起对昭庆寺在南宋时期的整体呈现。综合研究昭庆寺历史沿革、南宋时期建筑布局、植被景观以及园林活动等方面的重要性和独特之处,复原昭庆寺的建筑风貌和园林景观,揭示寺庙开放式空间为园林活动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以期推动南宋园林研究的深入发展,为今后类似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促进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宋辽金墓葬二十四孝图中的男性孝子服饰研究

文章以宋辽金时期墓葬壁画中的男性孝子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男性孝子所穿着的服饰类别。研究发现,宋辽金时期男性孝子服饰分为首服与身服,首服分别是束发巾(带)、幅巾、幞头、东坡帽等,身服主要是圆领袍服、交领袍服和裤等。其中幞头始于隋唐,发展至宋也不断涌现出新的形制,出现了具有典型宋代特征的东坡帽,以及具有辽金代表性的幅巾。在宋辽金时期墓葬壁画二十四孝图中有官员和平民两种身份的人物形象,日常生活的平民大都束髻,着圆领或交领长袍,而在田间劳作的平民则身着短袍;官员主要佩戴幞头,身着圆领大袖长袍,在腰间装饰玉革带。二十四孝图将服饰与其他元素相结合,成功塑造了孝子人物的忠孝形象。

承古拓新:宋元士庶丧礼礼仪因革与复兴

先秦时期“礼不下庶人”的情况在秦汉以后逐渐发生改变,原本施行于贵族阶层的冠婚丧祭诸礼日渐下移,到唐后期尤其是宋元时期基本实现了“礼下庶人”阶层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古礼中的丧礼也得到了复兴。礼制在宋元时期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是士族阶层的衰落,以及士大夫复兴宗法制度和匡正世风的需要。司马光、朱熹、吕祖谦均试图在不违背古礼精神的前提下,对先秦丧礼礼制进行简化,以适应社会士庶礼仪文化的需要。相较而言,《朱子家礼》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北宋吕大钧等撰修的《乡仪》和元代郑泳撰修的《郑氏家仪》,则是民间依据古礼撰修家礼文献的杰出代表,在社会上影响深远。

论方逢辰的以易论政思想

作为严州理学学者之一的方逢辰,时逢宋元之交内忧外患的复杂局面,在理学宇宙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崇阳抑阴”的易学观,进而阐释和构建出乾尊坤卑、扬清去浊、尚动斥静三重意涵,进而从人、伦、政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将其思想延伸到社会层面。方逢辰以易论政所透露的务实、经世致用等思想对当代研究浙江精神的思想渊源和精神内核具有重要价值。

北宋士人赙赠活动与其文学书写之互动

北宋时期,存在于官场、文坛、乡族等场域的士人私赙普遍盛行,与赙赠相关的文学书写大量增加。同僚官属、文学同好、士人与乡族之间的赙赠,或以塑造“贤官”形象为目的,或基于文学追求与身份认同,或隐喻社会秩序之稳固。部分士人的赙赠书写呈现表演化特质。其中,辞赙行为及其书写宣传或可为部分士人带来举荐晋升等实际利益,成为文化资本。因此,北宋以丧葬文体为主的赙赠书写被纳入赙赠活动之中,“以文代赙”“文赙并赠”等行为既是北宋士人赙赠观念变化的体现,也是士人宣传诉求下的文化产物。

文献丰富,义理淹洽,经集互证之典范——评王思豪《义尚光大:汉赋与诗经学互证研究》

王思豪《义尚光大:汉赋与诗经学互证研究》一书,深刻分析了汉赋与诗经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论证扎实,文献详赡,合理利用量化统计,充分挖掘文字表述背后的丰富意蕴,具有辩证思维,且注重还原文学生态,剥离层累积淀,揭橥了理论范畴的原始涵义与时代新变,对赋学、诗经学、乃至古代文论、文体学研究皆极具启迪意义。

宋元时期淄博窑和磁州窑比较研究

笔者对宋元时期淄博窑和磁州窑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然后对两窑的典型器物黑釉粉杠瓷和白地黑花瓷比较后,认为宋元时期的淄博窑的生产受到了磁州窑系的影响,并从其产品上体现了出来,淄博窑生产的黑釉凸线纹瓷在质量上甚至超过了磁州窑。

宋代馆客群体研究--以《夷坚志》为中心

馆客,即宋代家庭学堂的教师。一方面,馆客家境贫寒,依附主家,在教育活动之外还参与到主家的文化娱乐、社会交往活动之中;另一方面,士人把馆客当作一项过渡性职业,故其也呈现出较强的流动性。馆客的人际交往表现出以寄主家庭为中心的特点,他们推动了宋代平民教育发展,有助于儒家文化传播,也以其士道德标准为地方教化树立榜样。洪迈所撰《夷坚志》中有不少关于宋代馆客的记载,为详细了解宋代馆客群体提供了生动材料。

浅析宋辽交聘中传统“礼别华夷”观念之变化

儒家民族观强调“礼别华夷”,以文化和礼仪形式作为严格区分夷夏的标准。在政权面临威胁之际,中原政权常严“夷夏大防”维护自身正统性和文化的中心地位。然宋辽两国交聘却一改以往中原王朝独尊局面,在政治上追求平等,礼乐规制上亦日趋同化。此时宋人已难以依据是否遵循“礼”的礼仪形式来划分夷族,传统“礼别华夷”观念遭受挑战。

家风家学与宋代莆田文学家族

宋代莆田文学家族数量众多、成员繁盛,且世家数量尤多。世家大族经过世代积累沉淀,产生了一些具有莆地特色的共同家风,具体包括敬宗睦族之风、专意科举之风和重视文教之风。这些家风有力推动了家学的产生和发展。宋代莆田文学家族的家学主要是经学和文学。其经学研究主要表现为理学研究,宋代莆田的文学家族多为理学世家。其文学创作受到理学的影响,表现出以天下为己任和讲究民族气节的思想倾向,风格上也更刚劲豪迈。理学的思辨性,还促进了各大文学家族文学批评的繁荣。

崇贤与论贤:《钱塘先贤传赞》考释

《钱塘先贤传赞》问世后,其传世过程坎坷,宋、元本已不可考,今所见较早的版本是清代版本,这些版本可分为郑大节家藏本和《知不足斋丛书》本2个体系。作者袁韶在书中给人物编写小传时,非常注重人物信息的完整性。他不仅撰写人物的基本信息和主要事迹,还会给每个人物撰写赞词。同时,为了突出所撰写内容的严谨性,袁韶立足正史、方志、政书及其他文献资料,参考的史料比较丰富,因此该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关于该书的专门研究和关注,几乎处于真空地带。该文从《钱塘先贤传赞》的版本、编纂、人物类型和史料价值等方面进行讨论。

北宋时期援易入医现象探析

当前学界对北宋时期援易入医现象的研究较为忽视,是医易会通研究的不足所在。通过整理北宋时期医学文献中与援易入医有关的条文,围绕易象、易数、易理、易占4个方面进行归纳总结。总体来说,北宋时期援易入医承继隋唐时期的“以易释医”特征,其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主动意识的增强、解释深度的加深、释医方法的成熟、固定命题的形成4个方面。北宋时期的援易入医,不仅丰富了医学的内涵,也提升了易学的应用价值。同时也应理性看待援易入医现象,既要肯定其在医学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也要避免过度强调或滥用易学知识而引发的负面效应。

元代《诗经》学与元人诗歌“性情”论

元人对《诗经》审美与政教两种特质的看法,正对应其不同的诗歌“性情”论。一方面,元人以《诗经》发乎自然的审美特质为榜样,强调“性情之真”,认为诗歌应发乎淳正之真情,不求于工而自工。另一方面,元人以《诗经》止乎礼义的政教功用为楷模,强调“性情之正”,认为诗歌应有补于世,辞义并重,注重在抒情与教化之中寻找平衡。基于这两种“性情”论,元人主张以学问涵养性情,并认为元诗诞于盛世,可追《诗经》。元人关于《诗经》与诗歌“性情”的讨论,对古代诗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桐城文学渊源考》宋学旨趣溯源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旨趣首在推尊桐城文派,欲以一县之文经纬天下,是一部兼有师友录与道学渊源考体例的学术文献。刘氏传承家族儒学传统,推崇宋学并专精文献目录,系心于以桐城文学为核心的江淮地域文化,固守晚清遗民理念,并将道学置于文学观念之上。全书持论以宋学渊源为宗,以桐城派文人为阐释对象,以遗民心态观照一代学术,体现了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在传统文化被批判的时代系统梳理学术源流,保存旧观,在学术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