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幽人”内涵变迁看苏轼黄州时期的贬谪心态

“幽人”语汇贯穿苏诗创作全过程,而在谪宦黄州时期,“幽人”实现内涵的粉碎、颠覆与重塑。苏轼《东坡易传》丰富了“幽人”的内涵,涵盖了“幽隐”“幽囚”和“幽愤”等义项。从初至黄州的“幽囚”情感,到求道的人生尝试中“幽隐”与“幽囚”心态的矛盾徘徊,促成“幽愤”心态的萌芽,从而彻底落于“幽愤之人”的自我体认,皆足以洞察苏轼演“易”所带来的痕迹,生动地展露其贬谪心态的复杂演变。从易学视角入手,为我们理解“幽人”的多重含义及其嬗变脉络指明方向,由此窥测苏轼贬谪黄州的心态,理解其贬谪心态由惊惧避祸转向自我疏解与自我观省,从而实现自身文化人格自立的内在成因。

程颐《春秋传》及其《春秋》诠释学

程颐乃《春秋》宋学之推助者,视《春秋》为“圣人之用”,以为学者只观《春秋》亦可尽道。其曾揭示治经之要领,如“《传》为案,《经》为断”“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凸显了《左传》解经之功能。晚年著《春秋传》,阐发正人伦、谨名分、尊周王、攘夷狄诸大义;且持天理、人道取代微辞隐义,进行创造性诠释。对于《春秋》或书或不书、或称或不称之笔削,与夺进退、褒贬劝惩之指义,抑纵、微显相反相成之笔法,事同则辞同、事同而辞异诸书法义例,观百物、聚众材与张本继末、系统宏观之比事属辞解经方法,程颐《春秋》学多有具体而微之提示。

“郑风不淫”:吴闿生《诗义会通》编纂的基点

1920年代,关于《诗》的论争在学界愈发激烈。《诗序》不仅是《诗》经典化的关键,同时影响了千年来中国士大夫的思考与治学方式,至“五四”之后,成为“古史辨派”批判、否定的对象。吴闿生在1927年出版了《诗义会通》,他以“辨正”的眼光审视《诗序》。朱熹《诗集传》以“郑风淫”否定《诗序》的方式,被“古史辨派”推崇。吴闿生却提出“郑风不淫”,是对朱子的一次反动,更是对“古史辨派”否定、推倒《诗》经学地位行为的回应。“郑风不淫”是吴闿生关于郑风的基础判断,同样也是他整本书编纂的“基点”,是他与“古史辨”派讨论的基础。这个基点潜隐着他坚守传统的文化观与试图恢复“礼教”的治世观。

马融《春秋三传异同说》及相关问题探微

孔子著《春秋》,经学家为其作传甚多,亦为精湛,东汉通儒马融则另辟蹊径,立足于《左传》,著《春秋三传异同说》。《春秋》三传,鼎足而立,各有偏重,各有特色,马融善于发现问题,于三传之说之外,阐发自己不同观点,也使人们对《春秋》研究有了新的视角。

帛书《易传》天道观研究--兼论荀子与《易》的关系

“天道”是帛书《易传》重点讨论的主题之一,特征是自然化。《二三子问》篇言“与天道始”,《要》篇以日月星辰和阴阳言“天道”,皆与“天时”义近。《缪和》篇进一步说:“凡天之道,一阴一阳,一短一长,一晦一明”,此“天之道”作为宇宙运行的法则,表现为天体的周期运动和四季的推移转化,体现为由“阴阳”“日月”“四时”造成的日月周旋、晦明轮转和昼夜更替等现象。帛书《易传》从此自然天道观入手,为人类社会的穷达寻找天道层面的依据,人于天道、地道的和谐统一中实现自己的生存价值。在孔门后学中,荀子对“天”的自然主义理解于儒学史上有突出贡献,其天论能够发展成熟,主要是吸收了《周易》的天道思想。

唐传奇《柳毅传》思想解读及其意义

《柳毅传》是唐传奇中的一篇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前人对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作品的语言、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等方面,而鲜有从思想的维度对其进行解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大多具有注重思想内涵与伦理教化的特点,《柳毅传》就蕴含了丰富的儒、释、道思想。这些不同的思想极大地拓展了《柳毅传》思想的深度与广度,增添了传奇作品的思想魅力,为《柳毅传》成为传奇名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伊川易传》中程颐的史学思想

史学思想是程颐易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易学思想是程颐史学思想的基础。程颐在解易的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历史史实,范围涉及先秦至汉唐,打破前人“以经解经”的范畴。同时,他的“融经于史、经史互动”思想对浙东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历史认识方面,他认为盛衰变化处于循环之中,在此循环之中,人占据重要地位,而君子又处于独特地位,进而指出人君的作为对于历史盛衰的影响。在历史评价方面,程颐重名教,将道德仁义作为评价人物的标准,同时重视长幼、父子、君臣尊卑之序,坚持“男女有常序”,宣扬女主得权的弊端。对于《伊川易传》中程颐史学思想的探讨本质上是对宋代经史关系的探究。

《古文尚书撰异》引书考论

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在训诂《尚书》时广征博引,或发扬优长,或探讨争议,或贬斥妄说,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与训诂学价值。经梳栉,其引书内容极为丰富,时间上统贯汉代至清代,既裒辑众家,又兼备经史子集。对《古文尚书撰异》所征引文献的整理,不仅反映出其为学之笃实,更可以进一步揭示其治《尚书》之学术倾向。

从颜氏之儒的思想特质看其与易学的关系

颜氏之儒是颜回及其弟子所形成的学术群体,颜氏之儒作为传道之儒,继承和拓展了孔子天道性命的形上智慧,以自强不息、奋进不已作为人生信条,追求用行舍藏、乐天知命的人生境界,向往没有战争,没有纷争的大同社会。从颜氏之儒特征来看,它与《系辞》、《大象》、《彖传》、《文言》有着内在的联系,《系辞》、《彖》、《象》、《文言》、《序卦》有可能是颜氏之儒的作品。

《易传》智勇思想在和谐中日关系中的价值

智勇,是《易传》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中日两国有着深刻影响的、带有共同性的道德规范。无论是如何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还是中日友好新局面的开创以及协调民间交往都离不开智勇品质。在中日关系发展中,弘扬智勇精神,对于推进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易传》智勇思想在当前中日关系调整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友邻修好,智以用言;省视自己,有错必改;勤学不辍,智广多利;直面过失,勇于纠错;勇于开拓,创造中日关系新境界;勇毅坚忍,触害立义。

论《易传》的和合思想

《易传》和合思想的核心是阴阳的对立统一,阴阳和合的最高境界是人与天地合德,是"天人合一"。其和合思想特征有四:一是主张阴阳尊卑有序的和合;二是认识到了事物阴阳和合的多样性并主张容纳多样性;三是认识到了事物阴阳和合的两端而主张追求中道,中道是阴阳和合的主要表现形式;四是认识到了事物阴阳的和合与不和合是并存的、互相转化的。认识和合,目的为追求人与天地合德;认识不和合,目的为居安思危,提高忧患意识。

续读马王堆帛书《衷》篇

承接前文,本文系对《衷》篇后半部分的解读,作者对这部分文字作了详细的辨析疏理,比照贯通今本《易传》及汉魏诸家之说,揭示出帛书《衷》篇丰富的易学内涵和学术价值。

《晏子春秋》与《周易》经传

《晏子春秋》是一部记载春秋时期齐国名相晏婴生平和思想的先秦文献,它与《周易》经传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易经》作为当时知识阶层所倚重和推崇的文化经典,奠定了《晏子春秋》理论体系的基础;另一方面,《晏子春秋》的学术风格、政治理想、处世之道又给此后出现的《易传》以深刻启示。二者的这种互动关系,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易传》对天地人三才之道的认识

天、地、人三才各有其道的思想乃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思想的共识,但只有《易传》对此作了深入而一贯的探讨,从而影响深远。在《易传》那里,天、地既有其体,又有其德。天之体为阴阳之气,地之体为刚柔之质。阴阳之气实质上是能量与信息所构成之"场",而刚柔之质则是气的能量密集化的存在形式;另一方面,天之德为乾,而地之德为坤。乾是健动不息的创生品格,而坤则是厚德载物的接纳性品格。天地各有其能,各具其德,但只有人能够会通天地之能、合和天地之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的智能能够代替天地,因为人总是有其自身的限制,但人的存在也同样不是天地的重复,而是以其不同于天地的品格,与天地并列为三。

试论帛书《衷》的篇名和字数

论文通过对帛书易传三件残片的缀合和考释,认为所谓的帛书《易之义》原篇题当为《衷》,是孔子后学按照阴阳和衷共济的主题所选定的孔子沦《易》言沦的汇编,编者以为这些言沦是最为适当的论《易》之语,故名其为《衷》;而原记字数“二千”当为“四千”之误;同时进一步考定帛书《要》的篇首当为今本《系辞》的第十章。

从帛书《易传》考察“文言”的实义

根据对帛书《易传》的考察,“文”的实义,是指外柔内刚的德性,而表现为谦德。这种意义的德性,称为“文德”,是就政治人格而言的德性。故“文言”是“‘文’之言”的意思,义为“有关为政者（或从政者）德性的言说”。

《易经》:作为儒、道美学思想萌芽的卜筮观念

从“———”、“ --”二爻象征男女生殖器这一基本的表意单位出发 ,《易经》将世间的万事万物统统视为两种相反相成的原始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并用这种观点来揭示宇宙和人生的奥秘。这种卜筮思想不仅为以后的儒、道两家分别站在父系社会和母系社会不同的立场上进行哲学阐释奠定了基础 ,而且导致了“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

《程氏易传》的成书及流传考

《程氏易传》是程颐理学的代表作,而其成书以及后来的流传情况,学界一直没有一个清楚的考释,本文专就此问题作一研究。

《易传》宇宙生成论的建构——《易传》天人合一哲学体系的基本理论前提

《易传》所辟创的天人之学,确立的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对后世易学及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易传》天人合一哲学体系的得以确立,首先依赖于其宇宙生成论的建构。《易传》的宇宙生成论,既是其天人合一哲学体系得以创立的基本理论前提,也是其天人合一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本体论形上学的基本出发点与立足点。因此,探讨《易传》的宇宙生成论,对于加深认识其完整的哲学体系,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易传》的宇宙生成理论,概括起来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宇宙本根于"太极",二是太极衍化为天地,三是天地气化生万物。

《易传》“立象以尽意”思想发微

“言”、“象”、“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易学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以老庄道家“言不尽意”论立论,《易传》作者不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言不尽意”的命题,而且首创“立象以尽意”之说,不仅实现了《周易》由卜筮之书到哲学之书的整体转换,而且完成了儒道言意思想的创造性整合,从而确立了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至为重要的地位。至于“象”能否尽“意”,《易传》作者并没有说。没有说并不等于没有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其后的提出和讨论,则不仅直接引发了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实现了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的转换和玄学本体论哲学的理论建构,而且通过玄学“言意之辨”,即按照“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的理论和方法,不仅为佛教的中国化和宋明理学的综合创新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同时也为以“意象”为核心的中国审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而这也正是《易传》“立象以尽意”思想的意义和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