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论诗与以诗言道:宋代理学家诗学观原论——兼论“洛学兴而文字坏”

宋代理学家以道论诗,曾用"自成文"、"人心感物"或"天机自动,天籁自鸣"等说法,建构起一套诗学观,包括诗歌生成论、诗歌价值观及诗无工拙论等,认为最好的诗是圣贤摅发胸中所蕴,自然而然,非人力所可为。他们又以诗言道,诗就是道,不能载道的诗应当删去。总之,理学家所论并非文学意义上的诗。这些论调对传统诗学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并导致宋诗的急遽衰落。

宋儒对“一贯”和“忠恕”的不同诠释

汉唐经学并不太注意“忠恕”和“一以贯之”的关系问题。北宋道德性命之学兴起后,宋儒多将一贯的“一”等同为道,而“忠恕”并非一贯之道也就成为一种流行见解,曾子也因此而被认为并未明道,这集中体现在王安石和陈祥道的新学解释之中。为了回应这些问题,二苏和不少程门后学都将忠恕视为曾子训导门人的转语,但二程则通过繁复的理论建构来肯定忠恕可以诠释一贯。朱熹批判性地兼采了这两种思路,他既借鉴二程以体用来理解“一贯”和“忠恕”,但又极力强调《中庸》之“忠恕”的实践力度,创造性地为曾子的一唯之对铺垫了《大学》格物致知苦学积累的前奏。

生而利还是死而义?——从孔、孟、程、朱、王夫之的管仲之评看儒家的生死义利观

孔子从道德和事功的分合着眼,对管仲作出了“如其仁”和“不知礼”是非两分的评价;孟子则鉴于时代要求和推行王道的需要,极力贬低管仲的霸道功业及其品德;程颐和朱熹从寻求普适的道德标准出发,以长幼、忠信之义为原则对管仲、魏征作出了正反不同的评价;王夫之以国家大义替代长幼之义,亟称管仲之仁与功,同时严斥魏征之不仁不义。由此反映了儒家在坚持义以至上的同时,对义利合一的艰难追求。

姚鼐与汉学

本文试对姚鼐的学术思想作出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姚鼐对汉学有批判有吸收;姚鼐与戴震的关系既有“交相师”的一面,也有学术交锋、敌对诋毁的一面;姚鼐中年告退的深层原因是为了捍卫所守之道,为了心中所安。

朱熹对宋代易学的发展——兼论朱熹、程颐易学思想之异同

朱熹提出《易》之本义为卜筮的见解，由此对程颐易学和义理学派提出批评。朱熹主张区分《周易》经传，提出易学发展阶段说。通过比较《周易本义》和《周易程氏传》，可见两者之异同。朱熹以象数、卜筮求易理，把义理学派与象数学派统一起来，从而发展了宋代易学。

《易序》作者略考

《易序》为朱熹著作《周易本义》中的一篇序文,但此文也被收入程颐的《程子遗文》及程颐的弟子周行己的《浮洼集》中。谁是《易序》的真正作者,众说纷纭。本文从文献的角度和思想的关联上断定朱熹是这篇序文的真正作者。

道德准则的普遍性与情境的特殊性如何兼顾——论朱熹对程颐经权理论的继承与完善

针对汉儒"反经合道为权"的理论可能导致的道德准则的普遍约束力降低而使人的行为流入权术、变诈的风险,程颐提出了"权即是经"的观点。朱熹一方面对程颐的观点表示同情和理解,另一方面又不赞成他将"权"与"经"直接同一的做法。因此,他提出了"经是已定之权,权是未定之经"的命题,既避免了程颐的理论可能导致的混淆"经""权"概念的弊端,又承绪了程颐强调道德准则普遍性的立场。

论朱熹的“心统性情”说

"心统性情"说是朱子心体用说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心性说的实质所在。"心统性情"说虽然来自张载,但真正将其变成系统学说的是朱子。朱子曾说过,程颐的"性即理也",张载的"心统性情",这两句话"颠扑不破"。朱子之所以高度评价这两句话,是由于前者从心体上说性(理),表现了理性主义特征;后者从心之体用关系说性情,表现其情感特征。这两点真正体现了朱子心说的主要特征,即情感理性特征。

论蔡清《易经蒙引》对《周易本义》的注疏价值

作为对《周易本义》具有注疏性质的《易经蒙引》,其对于理解朱子的《本义》,到底有多大帮助?蔡清的理解与朱子《本义》原义是否贴切?这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文章通过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易经蒙引》是对朱子主要易注的宏观审视与抉择,其对《本义》与《程传》的承传与不同有清醒的分判与吸取,并融会宋元诸易家研究《本义》之释,择精存义,且以历史的、礼学的阐释具化对《本义》的疏解。《易经蒙引》是蔡清在对朱子易说进行深思熟虑的基础上作出的,是研究朱子《本义》不可或缺的材料。

伊川先生的《周易》观

程颐继承了先秦儒家《易传》的《周易》观,认为《周易》是一部讲思想的著作,其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提高自身的德智修养,认识事物的变化法则,并以其所著《易传》创造了义理易学的巅峰。朱熹对程氏的《周易》观加以批评,力主《周易》为卜筮之书说,在易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他在这种《周易》观指导下完成的《周易本义》,受到王夫之等有识之士的深刻批判。易学史证明,以学弘道,承传《周易》的哲学智慧和健康的人文精神,应是易学研究的主题。

李睟光性理学思想内涵

李睟光将他所接受的程朱性理学称之为"道学",所以现以中国"道学"的名称、体系及其思想内容为依据,揭示李睟光"道学"思想的蕴涵,建构李睟光"性理学"的哲学思想体系。

从朱熹的风水观看殡葬改革——婺源朱子文化新考察

通过对朱熹祖籍地婺源文公山“杉树王”及朱氏先人墓葬的考察 ,由民间传说入手 ,同文献与实物互为印证 ,从而得出与前辈学者关于“朱熹绝无风水信仰”截然不同的结论 ,即朱熹不仅有风水信仰 ,② 而且提出“葬涉祸福论”(葬先荫后论 )。现实的状况有如“中国又现‘活人墓’” ,既触目惊心又令人堪忧。人们怎能不鉴往知来 ?我们认为 ,传统“孝”论的合理内核仍是民族的伦理精神资源 ,但“孝”道的载体必须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迁移———公墓、安息堂或生态陵园亦可成为人们祭奠先人 ,寄托哀思的场所。因此 ,从殡葬改革的层面进行深刻的人文反思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程颐、朱熹“格物致知”论思路判析──从近代认识论角度

程颐、朱囊的“格物致知”理论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形上学，其本质论前提是“理”的本体论，其认识论前提是主体和客体的相对二分。由于这一理论在力倡认识自然事物的同时却未能提供切实有效的认知方法，因而未能实现向近代科学认识论的转型。

“真知”与“自欺”:论朱子诚意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

在宋明理学史上,朱子是对“诚意”学进行深入开拓与探索的第一人。在辛亥以前,朱子否认真知状态下产生自欺的可能,认为“诚意工夫却只在致知上做来”。辛亥改注以后,朱子对“诚意”章的注解突出了知至后的谨独工夫,然而,朱子此时仍未承认真知状态下产生自欺的可能,这使朱子在“格物致知”与“诚意”的关系问题上产生了暧昧的态度。戊午以后,朱子承认了真知状态下产生自欺的可能,进而完成了对诚意工夫的融贯诠释。

“君子未尝不欲利”:程朱义利观的创见

程颐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与他解《孟子》“故者,以利为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结合起来,又从义利关系的层面讲“只以利为心则有害”,并讲“仁义未尝不利”。朱熹不满于程颐对“故者,以利为本”的解读,但继承程颐解“王何必曰利”,并予以发挥和完善,既包含了对于利的较多肯定,又把“以利为心”看作人欲之私,还对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做了解释。程朱对“王何必曰利”的解读及其义利观,不仅是中国古代《孟子》诠释史上的重要创见,而且是对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的重要发展。后世对于程朱义利观,较为重视其对于利的谨慎,而忽略了他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所包含的对于利的肯定,以至于这一创见被逐渐淡忘。

对牟宗三诠释朱熹以《大学》为规模的方法论反省

针对牟先生《心体与性体》(第三册)论朱熹的《大学》诠释部份做讨论,牟先生在此章中有几个特别的意见应为提出并讨论之,包括:以"顺取"说《大学》之工夫,以"明德"为德行而非德性,以"穷理"之所穷为存有论意旨,以"格物致知"为泛认知主义,以《大学》为与《论、孟、庸、易》不同的经典,以"他律道德"说格物致知工夫,以"诚意"与"格致"不是同一种工夫等等,而牟先生讨论这几项议题的哲学立场则是与全书其他章节的立场完全一致的。这些意见都是笔者以为不恰当的朱学诠释意见,牟先生并以之而设定一"横摄静涵"的型态以说朱熹为孔孟之别子,但笔者反对朱熹有牟先生所说的这一种型态之理论。

《周易》东传与古代朝鲜半岛阴阳说

中国古代儒家经籍《周易》于汉代时已东传至朝鲜半岛,并在其"三国"时被确立为国学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学习内容。在儒学教育体制和科举"科经取士"制度的促动下,古代朝鲜半岛不仅全面、系统地吸纳了《周易》思想,李氏朝鲜时还形成了活跃的易学研究局面,建构了自身的易学体系,成为域外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周易》思想及易学研究在朝鲜半岛的不断深化,其阴阳说也逐步渗透至天文地理、政治思想与社会文化等领域中,最终对朝鲜半岛哲学思想的发展及民族思维的建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李滉对程朱“主敬”思想的扬弃

"敬"是儒学达到道德理想人格"圣人"之境界的重要修养功夫。主敬思想是程朱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程朱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逻辑环节,它体现了中国哲学所具有的独特特点。朝鲜的李退溪不仅全面接受、继承和发展了程朱"主敬"之说,而且以"敬"来构筑了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

思想与文献:程氏《文集》的校订与朱熹中和说

朱熹的中和旧说与新说虽各有新创,但都能从程颐那里找到源头。其中和旧说形成于乾道二年,主要是受到程颐早期"凡言心皆为已发"思想的影响;而朱熹乾道三年的湖湘之行对其中和思想的转变有着重大作用。朱熹赴湖湘的一个重要意图是与张栻面论程氏《文集》的校订,在此前后他通过对程氏《文集》善本的确定和精详研读,终于认识到"心为已发"是程颐前期的思想,不可执以为据,转而认同了程颐《与吕大临论中书》中以寂感、体用言心的说法,并进而以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分指性、情,且心统性情,于是形成了他的中和新说。故而修订程氏《文集》虽不是朱熹中和新说形成的唯一原因,但此中的影响却不能小觑。

王夫之的《易》学及其现代意义

本文结合西方哲学及自然科学，阐明了王夫之《易》学的渊源，指出其积极与消极的两个方面，并提出船山思想存在宏扬机体哲学万物相依性的部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