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时期的载漪

载漪等深受儒家经典熏陶,认为学习外国的长处,就是离经叛道,将导致亡国灭种。戊戌变法,均属秕政,光绪帝已失天下人心,应予废立。主张杀洋人,杀教民,与外国开战。把正义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变成了荒谬的盲目排外。思想落后于时代,终被时代淘汰。

论19世纪末年的社会心态

自戊戌变法后期清朝政府守旧派掌控朝政始的19世纪末年,趋新的社会风气转为沉闷;特别是义和团运动时期,守旧派将其仇新、排外的情绪推向极至,直接导引了普通民众的冷漠与无知、新式知识分子的压抑与彷徨心态。

清政府与义和团运动——以“持平办理”方针为中心

为处理“教案” ,清政府很早就提出了“持平办理”的方针 ,但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 ,处于弱势地位并只图苟安的清政府根本不可能做到“持平办理”。从清政府制定“持平办理”方针到执行不力以致失败 ,从另行出台“区分匪会”政策到降谕召募拳众 ,反映出民教交涉案件之所以逐渐发展为义和团运动 ,完全是一个规律性演进的历史过程。

山东教案与义和团散论

19世纪下半叶的山东教案 ,多发生在鲁西而不在鲁东。从民教纠纷的主导责任看 ,由教士教民肇事者 8起 ,占 18% ;官绅民众肇事者 36起 ,占 82 %。从甲午到庚子年间发生的大量教案 ,也多由刀会拳社组织所发动 ,并最终使鲁西成了义和团的发源地。这说明仅靠简单重复某些传统观点 ,是解释不了这些现象的。这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有一定的关系 ,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东西部地区经济文化的差异以及天主教传教士的思想作风和传教方针的不同。

克服“搭便车”困境——梅花拳在义和团运动中社会动员机制之研究

在对梅花拳及义和团运动史料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搭便车"理论,从社会学视角探讨了梅花拳在义和团运动中的社会动员机制.研究认为,梅花拳充分利用了自身的小组织结构、准家庭网络和独特的情感、符号及话语,有效克服了集体行动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车"困境,成功实现了对拳民的社会动员.

文化转型背景下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发生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关键时刻,其发生本身就具有深刻的地域文化和中西文化冲突背景。义和团运动的"仇教"、"反洋"意识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本能抗拒和抵制;反映了小生产者对中国传统生产方式留恋和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恐惧的文化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时反对一切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反动思想文化。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使先进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有了更理性的思考,同时也导致了二千多年传统文化所构建的民族心理防线的解体。

近代农民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中国早期现代化开始的标志是19世纪60年代中期发生的洋务运动。20世纪初年开始的十年新政中,中国出现了兴办资本主义工商业、教育事业和仿行宪政热潮,这使近代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上又向前迈出重要的一步。而这两次以清王朝为主体的早期现代化运动都与此前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密切相关。因此,近代农民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

另一视角下的义和团运动——以近20年国际研讨会中文论文为依据的学术史研究

国内外学术界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由于不同的学术传统、理论方法、学术资源等诸多因素的差异而体现出诸多的不同。因此,对开放以来国际上对义和团的研究脉络从学术史的角度作一梳理,可以使我们站在一个更宽阔、更客观的视野中深化对这一历史问题的探讨和研究。

反洋教斗争:文化冲突乎?排斥进步文化乎?

所谓“‘义和团反洋教活动起因是中西文化冲突’，是‘排斥进步的西方文化’”的观点，既无史实依据又无理论根据。基督教等西方宗教并不是当时西方国家的进步文化；少数传教士以“传教”为幌子，推行的是本国政府的对华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士强迫中国民众接受西方宗教文化由此引发的“文化冲突”，实质上是中国民众对西方殖民文化的反抗；传教士在华开办学堂、创办报纸等活动确实传播了某些西方进步文化，但这并非传教士的主体活动，且“教案”冲突也并非固此引起。

五四前期陈独秀否定义和团运动及其思想根源

五四前期陈独秀从改造国民性的角度出发认为义和团运动是愚昧迷信的产物 ,它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的是消极破坏作用。推崇西方民主科学、反对封建迷信 ,是陈独秀否定义和团运动的思想根源。

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过程中的特定历史现象，即表现起落于：“维新”与“革命”之间，也表现兴起和活动地域的特定社会环境。而特定的社会和地域环境，孕育了义和团“扶清灭洋”这一特定历史内容。因起落于“维新”与“革命”之间，规定了义和团运动的特定历史作用，就是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从此中国人民由自发反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结合，发展成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独立、民主、富强新中国的自觉斗争。

论直隶在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地位

从直鲁两地义和团相比较入手,结合直隶义和团运动从兴起到发展、高潮以至终结的各个阶段进程,论述了直隶成为义和团运动中心的表现。

冲突与缓和：从英国浸礼会看近代民教关系演变

英国浸札会自1845年入华传教后，先后在浙江、山东、山西、陕西等地传教，直至1952年方撤出中国。英国浸札会在传教活动初期，因民众对基督教的敌视及民族主义的影响，导致对基督教兴趣不大，传教效果不佳。李提摩太等传教士学习中国文化，接触其他宗教人士，逐渐融入中国社会，意图实现基督教的本土化。在义和团运动中，英国浸札会也遭到严重破坏，山西有多名传教士被杀。清末民初，随着基督教对于教育、医疗事业的重视，日渐得到民众的认同，但在1922至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中，反教浪潮再起，浸礼会教务又受到冲击，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才恢复正常。因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本质上的冲突，中国民众未能从根本上接受基督教，仍将其视为“洋教”，入教者不多，基督教所谓“中华归主”的意图更是难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