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符号:尹雪艳与王琦瑶——《永远的尹雪艳》与《长恨歌》人物形象比较研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在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与西方资本主义渗透的双重背景下,率先走在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前列,上海成为作家写不尽的城市。在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与王安忆的《长恨歌》中,尹雪艳与王琦瑶被塑造成象征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的符号。具体而言,二人的内慧外美成为摩登符号的象征,同时也成为欲望符号的表象,而在尹雪艳与王琦瑶上海符号身份的背后,是作家浓厚家园意识的表达,因此,尹雪艳与王琦瑶又成为了家园符号的象征。

逝去时代的一曲挽歌——评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的象征寓意

白先勇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运用写实象征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冷艳其外、冰雪其中的女人形象,这是一个集灾难和死亡于一身的形象,这个形象象征了一个黑暗、腐朽的旧时代的没落和衰亡。

永远的象征——白先勇笔下的奇女子尹雪艳形象分析

白先勇塑造了很多蕴义丰富的女性形象,尹雪艳即是研究者不可忽视的一个形象。但是评论界大都把她看成"幽灵"、"死神"或是"精灵",然而透过小说文字的表层发现:她既不是能够把人们推向死亡的"幽灵"、"死神",也不是迷人的"精灵",尹雪艳有着难言的苦楚和悲惨的命运。

范丛博化装设计作品赏析

赏析范丛博的化装设计作品。

白先勇小说的命运之思——以《永远的尹雪艳》为例

白先勇是当代台湾小说家中的一个"奇才",他的小说笔调华丽,描写细腻,视角独特,对命运的思考深刻。本文以《永远的尹雪艳》为例,通过他对颜色的运用,对命运的思考,以及"永远"的含义等几个方面,来解读他的小说的特质。

《永远的尹雪艳》人物形象新论

尹雪艳时常被作为一种象征、一种文化来解读,而很少被看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独立女性。本文认为台湾现代派小说家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塑造了一个特殊年代里特殊群体中一个特殊的女性形象,她美丽却也历经沧桑而老去,并和着她所在的圈子、时代一起走向衰老毁灭。尹雪艳的特殊之处除了她的美艳风情外,还在于较之她的女性朋友们,尹雪艳可以说一直是胜利者,奋斗者,主动掌控自己命运者。

从白先勇文学看“汉语新文学”的世界性品格--以《永远的尹雪艳》为例

白先勇文学是“汉语新文学”在传播与接收过程中具有世界性品格的中国风,其代表作《永远的尹雪艳》是中国文化元素在特定的时空点上聚合而成的中国精灵的世界之舞。尹雪艳是神性时间对俗世时间超越而成的人神嫁接的精灵。在“汉语新文学”发展的新情境下,原有的文学格局主要受到两种强力影响而失衡:一为较之起于上古神话传说的中国古代文学和“自我弱化”想象中的世界文学,其短促的发展史产生的历史焦虑感化为向外“拓土开疆”的扩张力;二为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旨归的各种文学评奖机制形成的感召力化为走向“世界文学”的冲击力。其合力打破了原来中国现当代文学“自给自足”的文学平衡,使得“汉语新文学”聚变出新的文学现象,裂变出新的质素。

悲剧审美与生命意义的诠释——以尹雪艳和筱燕秋人物形象为例

在撕裂和破碎的悲剧化书写中,白先勇和毕飞宇创作了许多丰富生动的人物形象,代表性的人物分别有尹雪艳和筱燕秋。表面上看二者差异很大,但在某种程度上都体现了悲剧故事情境下关于人生命运、关于生存状态的思考。欧阳子对白先勇《台北人》主题的命意评析有“今非昔比”“灵肉之争”与“生死之谜”,此3点在尹雪艳和筱燕秋身上都有深刻的体现。该文以两个人物形象为载体,试分析白先勇和毕飞宇在以上3个方面的悲剧性内容书写,同时感受其呈现的审美意蕴,体味对生命意义与生存价值的思考。

性别叙述的声音及其文化隐喻——关于《扶桑》和《永远的尹雪艳》的对读

声音构成了人们把握文学作品时的一个直观和透明的层面。《扶桑》和《永远的尹雪艳》正是提供了性别文化声音此消彼长、抑扬顿挫情形的代表性文本，男性的，女性的，双性混响的，众声杂语喧哗的，诸多声响既隐蔽在叙述人的基于生理的社会性别里，同时也弥漫在小说虚构人物的性别文化心理结构中。这两篇小说流动着的性别声音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在此基础上涵育了一种不无生命伦理规训意义上的女性神圣文化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