禄利、价值与政局:朱彝尊与徐乾学交游论

清初权臣徐乾学与一代文儒朱彝尊志趣投合、互有短长,两人缔结文士之交后又因仕宦际遇而续增同僚之谊。便二人往来颇有断续,禄利与价值系徐、朱交谊中断与赓续之根本,而作为影响二人交谊走势重要因素的仕宦擢罢,实皆取决于康熙皇帝于政治时局之布控。徐乾学与朱彝尊交谊案例既体现徐、朱二氏品性胸襟的差异,又映射出当时利益为先,充满暗算、倾轧与妥协的士人众生面相与复杂官场生态,而二人的仕宦遭际又从更深层面反映出清初政局的变化与政策的相应调整。

朱彝尊节序词的再经典化研究

朱彝尊存词五百余阙,其节序词数量众多且蕴含丰富的文化意蕴,以节序词为索引,可以窥见不同历史阶段和语境下朱彝尊的创作心态,且朱彝尊之词取法南宋,尤推姜张,体现出词学宗尚上的去经典化特征。朱彝尊通过对词体形式进行规范,达到复归醇雅的目的,集中体现在他对于字句的锤炼和典故的化用,这些都推动了朱彝尊节序词的再经典化。在这样一个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中,朱彝尊的节序词引领了清中后期节序词的风格走向,同时可以领略节序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朽魅力。

朱彝尊《竹垞行笈书目》析论

朱彝尊《竹垞行笈书目》是一部账簿式简明藏书目录,以“心事数茎白发”等24字编号,大部分图书条目有且仅有书名与册数两项要素。借助各类文献的比勘互证,可以考证出多数图书的作者、卷数等隐藏信息。整部书目著录图书的数量,粗略估算有780种、5000册、24000卷左右,并且多数字号之间的册数、卷数相对平均,应是反映了当时真实的分箱储存状态。该书目的编成时间应当不会早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但下限目前尚不能完全明确。

旁搜博采 考校精详——新出点校整理本《朱彝尊全集》读后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整理本《朱彝尊全集》,是朱氏著作第一次全面点校整理,体量庞大,网罗富赡,在辑佚、标点、校勘等方面均达较高水平。该书旁搜博采,系统全面,酌选底本,多方参校,精校细勘,精益求精,为朱彝尊研究、明清之际文学研究、清初学术思想研究及浙派学术研究等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必定会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张君墓铭》:朱彝尊墓志铭写作的“例外”

在朱彝尊的《曝书亭集》48篇墓志铭中,《张君墓铭》是有铭无志的一个“例外”。朱彝尊墓志铭写作追求取信后世,《张君墓铭》谀词太过,是朱彝尊墓志铭写作的又一“例外”。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节录)曝书亭文》中的《张君墓铭》,既有铭又有志。根据墓志部分的细节,大致确定了《张君墓志铭》的墓主、请铭之人和写作时间等关键信息。考察朱彝尊与请铭者张鹏二人的文学交往发现,《张君墓铭》这首七言诗与朱彝尊同时期写给张鹏的虚美夸饰之应酬诗作在风格上一脉相承。张鹏不仅是朱彝尊的密友,而且是其子朱昆田的幕主,更是其联络康熙皇帝的中间人。这应该是朱彝尊这篇谀墓之作产生的主要原因。

朱辰应生平与创作

朱辰应是秀水朱氏家族中继朱彝尊之后的以文名家者。他在学术上推尊曾子之学和朱子理学,是儒家礼教的奉行者,往往视佛教为异端,采取排击的态度;被守节30余年的节妇抚养长大,故常留意于节孝事迹;在绘画上师从张庚,并把“意在笔先”“点染有韵”的绘画要旨运用在行文上。其能阐发心性,综核人物,亦能自抒所见,动与古合。朱辰应工于古文,拙于韵语,晚年文名渐著,为士林所推重。他去世后,杨志等人汇刻了朱辰应文集《清谷文钞》。

朱彝尊与易堂诸子交谊考述

朱彝尊与魏禧相识于扬州,因二人年龄、经历、出身与职志等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逐渐结为至交。诗文方面,朱氏不仅与魏禧有密切的交流,与其兄魏际瑞亦有书信往来。朱彝尊与曾灿相识于京师,游处累月,朱氏仕清后,重逢于苏州,因身份迥异,曾氏遂有“云泥之叹”。康熙二十三年(1684),朱氏因小事被谪官,其心境为之转变,希冀通过曾灿与魏禧之侄魏世傚搭建与“南园词客”接续前谊的桥梁。

现存朱彝尊旧藏经部图书知见录

朱彝尊是清代最具代表性的藏书家之一,探明其旧藏图书的遗存现状,是富有价值的一项研究课题。经部图书是朱彝尊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知仍然存世者尚有四十余种。以提要的形式,简要介绍这些图书的作者、卷帙、版本、钤印、著录等基本信息,可以略窥朱彝尊藏书的丰富面貌,并为相关藏书史、学术史议题的拓展与深化讨论提供参考。

朱彝尊著述续考

关于朱彝尊著作,吴梁先生曾有《朱彝尊著述考略》一文,刊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4期。今于国家清史项目《清人著述总目》编纂过程中发现上文之外另有朱彝尊著述34种。现将其一一列举,标明卷数、版本、馆藏、出处。合前文所列,朱彝尊著述日臻完备。

《经义考·通说》引文考辨十二则

朱彝尊《经义考·通说》四卷,辑录历代关于经学评论的文字四百余则,均未注明详细出处,且引文多经其剪裁。后代学者不明《经义考·通说》引文原始出处,据以征引时,无从覆案原文,以致时有谬误产生。本文考辨《经义考·通说》十二则引文的出处,期于增加学界转引《经义考·通说》相关材料时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间附辑录朱彝尊佚文《两汉精华跋》,并考订出何洛文、刘曰宁二人的生卒年。

“谁怜春梦断”，“相期作钓师”——朱彝尊的江湖之行、仕宦之旅与难归之隐

作为清初大家,朱彝尊一生跌宕起伏,深刻地折射出清初士林生态及政治走向。秀水朱氏清望远播,嘉兴一地人文荟萃,朱彝尊对家族、家乡,均怀有浓烈的赤子之情。易代之际,朱彝尊飘零江湖,有家难回,是因为早岁奔波于抗清之路,失败后不得不避祸远走;家道中落,生计艰难,只能依人作幕,寄食他方;家庭欠顺,压力巨大,处境困窘。应征博鸿、出仕清廷,是朱彝尊人生中一大转折,朱氏颇受康熙帝玄烨之亲近与拔擢。罢官之后,朱彝尊虽然极度思念家乡,却留居京师不归,是因为朱彝尊早已树立崇儒传道的人生志向,汲汲于儒家典籍、故国文献之整理与传承。经过苦心经营,朱彝尊在京师构建起一个松散但是强大的学术交流网络,能为其著述事业提供多方面的支持;玄烨作为一代雄主,也符合士人心目中明君的形象,朱彝尊因此对玄烨满怀期待,希望能重新起复,完成宿志。

《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对朱彝尊学术成果的借鉴--以明代诗文集的考订问题为例

清初学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明诗综》等著作中大量的学术观点、考据成果被《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引证借鉴考订明代诗文,这种借鉴主要体现在对诗文作家和作品收录、风格、版本等诸多方面的介绍评议。另外,对于朱彝尊作品中舛误、疑惑之处,《总目》别集类则在旁征博引,考辨之后给予纠正、解答,充分体现其"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的编纂思想。

朱彝尊艳词论略

朱彝尊与其妻妹的恋情使其艳词独具与众不同的真挚、醇雅、叙事性加强等审美特质。将朱彝尊流连歌坊、寄迹青楼的艳词与其以《静志居情趣》为代表的有特定对象的艳词进行比较,其写作手法与情感的质地均迥乎不同。它既无狎邪游玩之意,亦无比兴寄托之慨,只是真情实感的叙写。其沉挚深通与所恋对象的特殊性使之具有清新醇雅的文人风貌,这在艳词的历史上还是比较特出的。

咏物:朱彝尊与乾隆词坛——从《茶烟阁体物集》到《和茶烟阁体物词》

朱彝尊的《茶烟阁体物集》对乾隆词坛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茹敦和的《和茶烟阁体物词》主要着眼于朱集延续《乐府补题》唱和、追求创作难度、追随特定的写艳风气三个方面,是清词走向学人词的重要表现之一。茹敦和对朱彝尊咏物词追求传形、展露才学以及比兴寄托等特点都深有领会,但其学习或模仿并非亦步亦趋,而是努力表现出自己的个人特色。同时,乾隆年间朱彝尊的地位更加明确、稳定,茹敦和的和作不仅顺应了这一趋势,也促使朱词更加深入人心。在中国文学史上,唱和往往是引导探索深入、促进风格形成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乾隆词坛的唱和活动,在当时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茹敦和的这卷和作,也就具有了多重含义。

朱彝尊酬唱《乐府补题》咏物词风格成因

朱彝尊论诗词一贯强调真情和寄托。他酬唱情真意幽的《乐府补题》时,仅止于咏物,情意全无,明显违背自己的主张。所以如此,乃因朱彝尊后期大改初志,转投清廷,故言语多讳。

朱彝尊散曲简论

朱彝尊为清初散曲大家,其散曲大致可分两类:抒男女艳情与发隐逸情怀。前者,因作者曾有一段彼此相恋而又不为世俗所容、抱恨终生的恋情,故而写得深情绵邈。后者,则多用[一半儿]曲牌创作,抒写淡然隐情,应该既有主观上的着力也有客观上融画入曲及深谙传统文化的便利,因而较鲜明地体现其散曲清雅、冲淡的风格特征。

袁枚批评浙派

袁枚以其“性灵说”为准绳 ,对清代康乾浙派朱彝尊、查慎行、厉鹗皆有评论 ,对其与“性灵说”符合之处予以肯定 ,对不符合“性灵说”之处则予以批评。其目的是为倡导“性灵说”

朱彝尊《蕃锦集》平议——兼谈“集句”之价值

朱彝尊的集句词集《蕃锦集》向来是被学界主流鄙弃不谈的一部作品,原因与对“集句”这种“文字游戏”的认同程度有莫大关系。本文第一部分对集句的产生、流变、价值作了初步梳理,第二部分对朱氏《蕃锦集》作了具体品评,并指出:朱氏在集句词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实质上是他自觉释放这种文体的抒情功能的结果。

朱彝尊对西洋传教士及其书籍的看法——康熙朝文人阅读史个案探析

朱彝尊是清代康熙年间以博学著称的学者,他对西洋传教士持排斥态度,这与其曾祖朱国祚对利玛窦的态度有关。朱彝尊赞许当时中国学者有关天文历算的著述,却对来自西洋传教士的天文历算学说提出批评。从阅读史的视角来考察,朱彝尊所谓博学,特指其在传统经史方面的成就。康熙皇帝的阅读倾向对士人有引导作用。

朱彝尊“《文选》初成闻有千卷”说不能成立辨——兼论何融《文选》“非一人所能完成”说之未为得

朱彝尊“《昭明文选》初成,闻有千卷,既而略其芜秽,集其清英,存三十卷”说,本元末赖良《〈大雅集〉序》之“《昭明文选》初集,至一千余卷。后去取不能十一,今所存者三十卷耳”说而来,然这不仅无坚实的文献支持,即使在“理”的层面也说不过去,故断不能成立。因之,何氏据此而竟得出《文选》“非一人所能完成,自甚明显”之结论,或许能打动人们的感情,却实在难以经得起理性的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