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探析

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必须深刻把握其理论特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底色,它深刻回答了宣传思想文化事业为什么人的问题,彰显了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突出的理论特色,反映的是体用的一致性、统一性、贯通性,亦即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统一性、贯通性;坚持守正创新、牢固树立大历史观是习近平文化思想鲜明的理论亮色,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有一些理论创新,展现出一种大历史观的广阔的理论气象和宏大的理论格局。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必将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推进而继续向前发展,更加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进程,更好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助动词“用”之肯定用法浅议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西儒宁波话文献中助动词“用”肯定用法常见,表道义情态、动力情态,它并非晚清西儒由其否定用法类推“自创”而来,而是沿自明北部吴语。这一用法虽未见于北方通语文献,但见于南方宋儒语录、文言志怪小说以及明南方白话小说和今闽、赣、湘南土话等方言中,它很可能为南宋时期形成的南系官话用法。其肯定用法由同义助动词“须”的用法类推而来,并由道义情态义衍生出主语指向情态和认识情态。

明代贾咏墓志考释

贾咏墓志现藏于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文物所碑廊,主要记载了明嘉靖初年礼部尚书贾咏的生平与政绩。其墓志中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为研究贾咏及明代相关制度提供了史料依据。

明定陵建造史实探赜及复原研究

文章以文献资料和遗址测绘为基础,对明定陵选址、建筑形制(包含地宫)以及历史沿革进行考证;结合现场踏勘,展现明定陵组群格局和建筑特征。

《永乐大典》算书编纂逻辑

《永乐大典》算书指现藏剑桥大学的《永乐大典》副本一册之卷一六三四三与卷一六三四四的两卷算书。算书是归于“算”字韵下的“算法”汇编,按算法分类收集抄入算题。对明代算学的辑佚研究多利用《永乐大典》算书的内容,但对其编撰方式多有批评。在对两卷算书原书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成书及重录的时代背景,总结出这两卷算书的编纂逻辑有以下三点:(1)算书按算法编排,同一类算法下又分子算法,依照算法收入算题,算题按照题干内容分类;(2)算题出处书目以红字标注,书目大体按时间先后排序,且经部“算经”在其他子部算书之前出现;(3)总体上看,每卷算书中的算法算题按由易到难编排。明初数学几乎全面继承吸收了前代算学著作成果,其算学价值仍可深入研究。

明代陕西方志俗字研究——以《雍大记》为例

论文以明代陕西方志《雍大记》中的一至十三卷为研究对象,从俗字角度出发,借用汉字构形学理论,在异构俗字和异写俗字两大类的基础上再细分为十三小类。在穷尽性整理归纳《雍大记》俗字的基础上,结合具体例证分析了其中不同俗字的类型、成因及主要字书的收录情况,最后通过定量研究,总结出《雍大记》俗字具有时代共性大于地域个性、异写变化大于异构变化、古体沿袭大于整体创造、正字俗字并用的随意性、俗字形体构造的综合性的特点。

程树德《九朝律考》补遗一则——南齐“永明定律”考

"永明定律"是南齐时重要的修律活动,反映出当时特定时代背景下儒法并用的政治取向和承前启后的律学成就。由于参议人员复杂,加之当时政局纷扰,外事不宁,故此次定律活动的成果——"永明律"最终并没有公布施行。然而,虽未能修成新律,却又非无果而终,其律条文本与律学成果为后世所继承,成为后代修律和习律的重要参考文献,颇有助益于中古法史之演进。所缺憾者,此次修律多为史家忽视,乃至中古法史考据典范如程树德《九朝律考》者亦未提及。故有必要详加考证,以补缺略。

从“静安庄”到“落水山庄”——诗人翟永明论

文章从时间在翟永明前后期诗作里的不同作用入手 ,分析了翟永明早期作品与晚近作品的一些重要特质。论文认为 ,翟永明的诗作有如下变化 :从独白到戏剧性 ,从“我”到“你”尤其是“他”。这些转变充分说明了时间在一个诗人身上的作用。

南朝咏物诗摭谈

在咏物诗的发展历程中 ,南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由齐到梁 ,咏物诗开始独立成体 ,进而初具规模。这一诗体的日渐繁盛是南朝诗坛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

论“虚实”在魏晋六朝的发展及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虚实"范畴源自老庄论"有无",在魏晋六朝时期经玄学之争实现了由哲学、美学领域向文学和艺术领域的重大转化,并在玄学思潮、言意之争、人物品评和文学创作等共同构筑的场域中,内涵日益丰富起来。魏晋六朝时期的文学实践为"虚实"含义的演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本文在论及"虚实"在魏晋六朝时期的发展面貌后,以刘勰"隐秀"说与当时"永明"诗风为个案,透视"虚实"发展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

论柳永词在明代的传播与接受

柳永词之传播与接受在明代迅速复苏,其词史地位亦得到大幅提升。此期柳永词因其言婉情真而被众多词籍大量著录,传播之势大盛,但雅派词籍的没落也反映出明人词学趣味的单一与偏执。柳永词的接受则显、隐双线并行,不但其绮语真情得到众多士人的推崇,其内在的平民化、通俗化艺术趣味与审美追求亦得到深度认同与广泛接受。

《沉重的翅膀》综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丛论之一

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揭示了改革开放初期工业战线从部领导到工厂普通工人对经济改革的不同态度及其原因,鞭挞和抨击了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旧思想、旧作风、旧习惯势力,讴歌了郑子云、陈咏明等人为改革而进行的悲壮斗争和义无返顾、一往无前的精神,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沉思和深重的历史责任感。

王融思想及诗文特色浅探

王融，永明文学的代表作家，“永明体”的创始人之一。目前学界对王融的研究尚属薄弱，本文对王融的思想及其诗文的艺术特色试加探讨。

《黄帝四经》的“正名—用名”逻辑研究

逻辑学是研究论证结构与规则之学。帛书《黄帝四经》逻辑为"正名—用名"论证类型,"正名"是确立名之所指,反映着道家的名实观;"用名"体现于"君人南面之术"里,为执政治世之保证。《皇帝四经》"正名—用名"逻辑是先秦道家逻辑的一部分,只是《老子》讨论重点在"道"名上、《管子》与《皇帝四经》一样讨论重点在"物"(社会政治)名上,《庄子》则兼而有之。"正名—用名"逻辑是一种离不开具体内容的论证类型,有着鲜明的社会政治的功利性。先秦道家逻辑是先秦逻辑的一部分,先秦逻辑都是此种类型,不是演绎、归纳的逻辑,也不同于佛教逻辑。正是因为"正名—用名"是一种论证结构而成为中国逻辑类型,又有别于中国哲学,但是它必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由此来确立中国逻辑之身份。

也谈永明体与音乐的关系

"四声"一词最早出现于中国古代传统音乐理论中,早在先秦两汉就有关于乐律"四声"的讨论,沈约声律"四声"理论同乐律"四声"有着相同的文化渊源,并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永明声律说中以四声作文的主张与传统音乐学"五声杂比"为乐的理论及方法非常接近,永明体平仄病犯等理论同乐论中"同声"、"异音"等理论亦相类似。由此可见,中国古代音乐理论是永明声律说最直接的来源。

“明体达用”教育思想对现代医学教育的启示

解析了"明体达用"蕴含的教育思想,从"医学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内容、方法、手段,以及师资队伍建设,4个方面阐述了"明体达用"教育内涵对医学教育的启示。

入明蒙古人政治角色的转换与融合——以明代蒙古世爵吴允诚(把都帖木儿)为例

明永乐朝对归附蒙古人的待遇颇为优厚。他们除了得到物质赏赐之外,往往被授予世袭武职,于军卫带俸。其中一些上层将领征战立功,最终跻身世爵行列。吴允诚(把都帖木儿)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通过吴允诚在明朝的活动,我们可以管窥明朝的内迁少数民族政策措施,还能够看到附明少数民族极强的适应性。这对于全面把握明政府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思想史、《中庸》与音乐美学的新进路

中国音乐美学到宋明理学,始真正获得思辨的美学品格;中国音乐美学的新进路,与当时"已发""未发"的哲学讨论有关。中国音乐美学史上的心-情关系、理-欲关系乃至礼-乐关系,是发展的,不是静止的,至北宋有一个清晰的思想"向内转"的倾向;中国音乐美学史文献如《乐记》等,有长时段考察的必要,对《乐记》与《中庸》关系的认识,涉及文献思想来源问题,需要再讨论。

王弼论体用关系

体用不二是王弼哲学体系一以贯之之道。这不仅体现在王弼的本体论思想上,而且还贯通于王弼的解易方法论,以及"圣人有情,应物而不累于物"、"名教出于自然"等伦理学命题之中。

论清华简《治邦之道》的墨家思想

新近面世的清华简(捌)《治邦之道》,整理与研究者均认为合于墨家思想。细绎该篇简文,'治邦之道'这一题旨力斥治国'在命'的观念,既印证《墨子》一书《非命》篇的非命强国论,也符合《七患》等篇所述忧患意识及国家治理的切实问题。《治邦之道》主张'兼利而爱',胪列节用之法,吻合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治道,与倍人、节葬、反质诸说同符合契。其倡导冲决血缘贵贱的'使贤、用能'之法,倚重才能经验为任贤标准,设计官员考核方法程式,亦匹配《尚贤》篇异于儒家'举贤'的贤能政治理念。《治邦之道》确为深富墨学特征的珍稀文献,亦不啻探寻儒墨辨异的崭新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