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复古求新变:张说碑志文新探

受唐代文体革新的时代风气的影响,针对六朝碑志文写作的弊端,张说开始了以复古求新变的碑志文变革实践。他引史传写法入碑志,淡化宗族世系、重视人物性习,语体形式上骈散交融,风格上追求典雅,这些变革既体现了向蔡邕开创的碑文写作范式的复归,又为碑志文写作范式的变革开启了法门。张说的碑志文中交织着新旧范式变革阶段旧中有新,新中有旧的阶段性特点,成为从“蔡邕体”走向“韩愈体”的津梁,是碑志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环。

秦封泥所见音乐机构“左乐”考论

《岳麓书院秦简》释读工作的展开为研究探讨秦音乐机构“左乐”提供了可靠依据。综合“左乐雍钟”和“左乐寺瑟”两枚秦职官封泥,可推断“左乐”所辖职官专司对乐器进行维护与调节,“左乐”应是带有辅助性质的音乐机构。早期出土但用途不明的陕西华县秦“两诏铜权”为“左乐雍钟”使用的调音用具。汉代以降,统治者出于制礼作乐的需要对“左乐”进行了省并,这使得“左乐”阙于史载。

试探清末民初浙东地方戏赴沪发展之因

清末民初,上海因其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和租界特殊的政治环境,吸引了大批浙东籍商人与劳动者前去经商、务工。同时,浙沪两地戏曲演出收入相差甚多,滩簧花鼓类小戏又遭地方官府禁演,在此背景之下,宁绍平原的绍兴乱弹、宁波串客和小歌班三种地方戏班走出家乡赴沪寻觅商机。居沪浙东籍劳动者与这批班社艺人间存在着以方言为载体的同根性、消费与服务的对等性以及社会文化的同层性关系。前者由此成为三个浙东地方剧种的戏曲消费人口,而后者通过对前者的演出服务与自身的艺术改良,使这些剧种在上海滩获得了立足与发展的机会。

柳永《乐章集》与北宋东京民俗

北宋词人柳永的《乐章集》里,有很丰富的民俗内容。他对北宋东京的岁时民俗的描写,对东京的歌舞声妓等乐俗文化的叙述,不仅拓宽了宋词的题材领域,而且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北宋东京的民俗现象,提供了第一手宝贵的资料。可是长期以来,研究柳词的人不关心其中的民俗,研究民俗的人则不熟悉柳同,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研究上的一个缺憾。

思想史、《中庸》与音乐美学的新进路

中国音乐美学到宋明理学,始真正获得思辨的美学品格;中国音乐美学的新进路,与当时"已发""未发"的哲学讨论有关。中国音乐美学史上的心-情关系、理-欲关系乃至礼-乐关系,是发展的,不是静止的,至北宋有一个清晰的思想"向内转"的倾向;中国音乐美学史文献如《乐记》等,有长时段考察的必要,对《乐记》与《中庸》关系的认识,涉及文献思想来源问题,需要再讨论。

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考辨

宋代鼓吹乐即存在"依月用律"现象,故"依月用律"入燕乐及一度滥入宋词,确属客观事实。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实仅万俟咏一人可确证,词例较为有限。周邦彦、田为均无"依月用律"的词例,徐申、晁端礼、江汉等更无参与"依月用律"制词的可能。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撰词,乃在政和六年十月至宣和二年二月之前,总共维持了三年零四个月。词作内容多歌咏"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不宜过高评价。但也不可因而对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这一特殊词学现象采取简单否定态度。

郑文焯批校《乐章集》研究

郑文焯是晚清著名词人,又是一位校勘名家,柳永的《乐章集》是他着力批校的一部重要词集。《乐章集》的批校体现了他从旧本、齐声律、擅评论的校勘特点。他对柳永词的批校对我们认识他的词学思想有着重要价值。

论金庸小说中的“众星捧月”爱情模式

在金庸的多部武侠小说中,反复出现一位英俊少侠被多位美貌、柔情的女子所包围的现象,我们称之为"众星捧月"的爱情模式。这种模式的书写体现出金庸本人沉淀于心的传统男权文化思想。

《路得记》与《涌泉跃鲤》的叙事和伦理解读

《路得记》与《涌泉跃鲤》是两则在基督教和儒家传统中非常有影响的故事。本文拟从家庭生活中的婆媳关系为切入点,在对两个文本进行叙事与宗教伦理学解读的基础上,分析路得与姜诗妻这两个媳妇对婆婆情感中的爱与孝的差异与共同之处,并由此反思"爱"在基督教和儒家伦理中的意义、实践与功用,以及形成这些深刻差异的社会、文化与历史原因。

稻作文化在贵州——从“纳雍”说起

"纳雍"的"纳"是苗语"na"的音译汉字,本义为"稻";"雍"是古越语"yong"的音译汉字,本义为"河"。以"纳雍"为切入点进行考察,我们可以获得一张由多条苗语音译河流和古越语音译河流联络而成的地图,它明确地标示着稻作文化在中国西南地区以及中南半岛的传播途径。笔者相信,在研究上述地区两三千年以前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传播方面,这张图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礼乐和鸣:先秦音乐思想与辟雍礼制空间探析

该文提出将音乐思想作为理解建筑空间的新视角。首先研究先秦音乐美学思想的来源,列举先秦乐的思想与以辟雍为代表的官学礼制建筑的相通之处。通过探索辟雍礼制空间中的礼乐境界,阐明其建筑空间是先秦礼乐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

故国之思 亡国之痛——两首《永遇乐》之比较

李清照《永遇乐》词写成百余年后,刘辰翁依其声律,写就另一首《永遇乐》,因此两词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从历史背景、情感、结构、手法、语言等方面深入钻研,则可析出许多细微差别。

盛唐名相张说《五君咏》诗校考

宋代计有功辑撰《唐诗纪事》,收盛唐名相张说所作《五君咏》诗并录轶事一则。以之与唐人芮挺章所编《国秀集》、宋代欧阳修等修纂之《新唐书》等典籍比勘,从诗题到诗句,均有异文与歧说在。为一正视听,今勉力为之校考,期以有裨益于学林。

沈约声律论管窥

钟嵘《诗品》将齐梁间文坛领袖沈约置于中品,且在序中攻击沈约颇为自负的声律学说,引起后世争议。通过对沈约及其声律学说的探讨,指出"四声八病"说虽然在草创之初不免有繁琐而多拘忌的毛病,但却是魏晋以降文学进入自觉时代之后的必然产物,同时也跟汉语音韵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沈约声律论为后来唐代近体诗的成熟奠定了基础,实属诗歌艺术规律的一项重大发现,是诗歌审美观念更新的必然结果。在从古体诗向格律诗演进的过程中,沈约实有开拓首创之功。

论柳永以俚语入词

为了传唱的歌妓舞姬和市井中"不知书"的听众,柳永把北宋时期民间非正式、较口语的俚语俗言引入词中,用俚语表达新鲜事物,或对旧事物赋以新的说法,重新把词带回到市井坊曲。这既吸引了一大批市民听众,又打破了词雅俗分流的界限,因此受到市民听众的欢迎。柳永采用长调慢词形式,广泛引用民间俚语俗言,不仅丰富了词的语言,扩大了词的表现能力,而且也因此恢复了词的生命,对后来宋元戏曲、通俗小说等俗文学登上文坛做出了贡献。

陶渊明曾祖问题之争论与辨析

沈约《宋书·陶渊明传》称晋大司马祖侃为陶渊明的曾祖,其后有关陶渊明的史传资料多从沈约之说。清初阎咏《左汾近稿》以“大司马当为右司马”“萧统误称陶侃为大司马”为据否定沈约之说。清代及民国学者争论的焦点是《晋书》《宋书》《南史》、颜《诔》、萧《传》等文献的相关记载是否存伪问题。而民国学者创新研究方法,力图证明沈约观点的正确性。梁启超的论证别开蹊径;曾星笠的细致精深;朱自清的论证缜密思辨。实际上,解决“陶侃是否为渊明曾祖”的关键是对陶诗《赠长沙公诗序》之“长沙公于余为族祖同出大司马”的断句问题,而龚斌先生的相关论证堪为这一问题的学术总结。

雷跃龙任礼部尚书年代考

雷跃龙是明末及南明时期云南新兴籍(今玉溪)的重要官员,曾担任礼部尚书。雷跃龙担任礼部尚书的年代不是崇祯年间或崇祯十六年,而是南明永历十年。

上博六《用曰》补释二则

《用曰》简12的"舌非考娩慎良台家啬则行也(?)"应当断读为"舌非巧,勉慎良以稼穑,则行也(?)";简13"心藏之既■"的■可能是"舊"的误写,读为"久"。

楚简二则校读

郭店简《穷达以时》简10"■馰张山"的"馰"应该读为"靮",意思是马缰绳,用为动词,指用马疆绳把马束缚住。上博简《用曰》简17"佥之不骨而庶之亦不能"中的"骨"应该释为"肯","庶"应该释为"■",读作"擅",意思是和众人共同享有的话不愿意,而一个人专擅又不能够。

态度系统视域下王夫之《清平乐·咏雨》的英译

态度系统对情感、人品以及事物价值作出评价,是评价理论中的核心,从该角度分析王夫之《清平乐·咏雨》以及白之所译的译文,不仅能更好地挖掘原文中所表达的情感内涵,也能对其翻译进行评价。研究发现,白之译文的态度系统要多于原文,增强了感情色彩。造成译文和原文差异的原因在于翻译受译者的主观情感、翻译方法以及语言文化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