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之学:两宋永嘉学脉接受程朱理学的历史语境

在复杂的学术、科举与政治局面中,北宋的周行己、许景衡以“专门之学”的方式对洛学形成了既承认其义理之学又排斥其政治应用价值的独特态度。薛季宣和陈傅良的制度之学的实践,是要修正二程理学存在的不足。叶适主张重新阐明“道之本统”,表现出与理学争道统的姿态,即全盘地论证自己的主张是儒学的正统。然而程朱理学在南宋仍长期被视为“专门之学”,这也为永嘉学派在承认程朱理学价值的同时又与之互争正统提供了条件。道学集团坚持“一道德”的普遍主义立场,绝不容忍对其“专门之学”的定位,结果永嘉学派在回应道学指责的过程中被动地通过“道”为“事功主义”构建了一套哲学本体基础。

温州学研究视域下的永嘉学派

“温州学”概念的核心内涵有“温州人”、“温州人精神”、温州乡邦文献、“永嘉之学”及其思想价值。将永嘉学派置于“温州学”研究视域下,其地域影响与思想价值方能得到全方位的呈现。永嘉学派兼具“温州学”之四种内涵,即学派诸贤是“温州人”的杰出代表、“温州人精神”的奠基人,学派传世文献是温州乡邦文献的精华,“永嘉之学”是温州特色儒学的灵魂、当代温州经济社会发展背后的文化命脉。

南宋永嘉学派的经世思想与批判意识

永嘉学派作为锐意事功的学术流派,以务实黜虚为治学特点,侧重经制之学,尤其注重探讨宋代社会经济制度。他们重视研究货币流通思想、专卖政策、财税政策和会计制衡作用等,批判两宋王朝对百姓肆意盘剥进而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旨在不断完善国家的治理政策和措施。这充分体现出他们密切关注现实的经世旨趣。随着研究兴趣的不断拓展,永嘉学人愈发密切关注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把对历史的借鉴继承与对现实的批判反思有机结合起来,将历史考察与现实探究并重,最终奠定了永嘉学派在两宋乃至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南宋永嘉学派军事思想通论

南宋时期,处于鼎盛期的永嘉学派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为三,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永嘉学派的军事思想是其事功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事功色彩。永嘉学派学者如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主张理性抗金,重视军事历史研究与兵学思想研习,注重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国家危亡之际军事建设中的突出贡献与军事思想史上的深远影响,彰显其建树颇丰的军事思想体系即体即用、知行合一的特征。永嘉学派军事思想及其实践,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不仅对南宋抵御外患做出积极的贡献,也为后世历朝的军事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中国古代义利思想对高校德育的启示——以永嘉学派为例

永嘉学派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并列为“南宋三大学派”。作为中国古代义利思想的组成部分,永嘉学派义利观主要表现为义利并举、以利和义,强调崇义养利、行实德、修实政等。该文归纳梳理了永嘉学派义利观的主要特点:不空谈道德,追求义利之和;关注民生实践,突出经世致用;重视“外王”取向,崇尚理想人格;倡导“崇义养利”,批判自私自利。该文旨在为高校德育实践提供一定指导,高校道德教育要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下,在理念上进行创新,重视培育学生的实德、实言、实行,立足现实,反对空谈,培养道德习惯,塑造现代人格。

钱玄同与单不庵交游考

单不庵是钱玄同大嫂单士厘的堂弟,亲情加上投缘,成了钱玄同的至交。在钱玄同日记中,断断续续记下了单不庵长达二十多年的身影。以《亡友单不庵》为线索,结合《钱玄同日记》和相关资料,大致能考察出钱玄同与单不庵的交游轨迹,以及钱玄同在保存单不庵藏书和遗著整理方面所作的努力。

永嘉之学的性理回转——蔡节及其《论语集说》述论

活跃于宋理宗时期的蔡节,是永嘉学派传人。尽管他与朱熹后学交往密切,任职地方期间兴建书院,举荐理学人才,推动程朱理学传播,而且其《论语集说》亦大量征引朱熹之说,但他并非朱子学派成员,被视为宗朱之作的《论语集说》,实际上应是永嘉后学《论语》诠释的代表。《论语集说》在文献征引上的拓展,透露出以《论语》诠释为中心、以性理之学为本位、集诸儒之大成、续二程之“道统”的思想意图;在诠释体例上的创新,既能够充分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又有利于突出自己的独到观点,从而使之成为折衷诸说、自出机杼的《论语》诠释佳作;在思想义理上的融会,将永嘉之学本有的性理与事功两个面向统合到对“天理”的真知与实行,反映出永嘉后学对事功的性理回转,构成永嘉之学在南宋后期演进的重要环节。

永嘉学派与温州地域文化的耦合性

温州民间有崇文尚学之风,两宋时期学风鼎盛,学者之间前学后继薪火相传,乡邦情怀浓厚;宋室南渡使温州获得空前发展,文化内涵得以提升,经济高度繁荣,社会形态发生重大变化,传统重农抑商、厚本轻末的思想受到冲击,这些因素共同催生了永嘉学派这一集体智慧。在历经浮沉之后,永嘉之学在近代温州重获新生。同时,它也形塑了温州的地域文化,奠定今日温州重商崇文、务实事功、义利并举的人文精神。

探寻瓯江山水诗源 振兴生态经济乡村

瓯江山水是瓯越人民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也是四方文人亟盼回归的精神家园。作为浙江省诗路文化带的重要组成部分,瓯江山水诗路是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抓手。与其他诗路相比,瓯江山水诗路不仅蕴藏了最为悠久的历史记忆,而且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密切关注到生态与经济的矛盾统一关系。该文探寻瓯江山水诗歌源头,解读浙南群山秀水背后隐藏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认为应充分关注瓯江一地的物质成果、制度范式、风俗习惯,以及优秀思想价值,构建出山水宜居、生态宜业的共富发展之地。

陈傅良交游考略

陈傅良是南宋时期永嘉事功学派中继薛季宣而起的重要代表人物,历仕孝、光、宁宗三朝,与当时的政局变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陈傅良的重要交游活动能窥见其思想发展的过程,认识其在永嘉学派和浙东学派中的地位与作用,了解其对政界的影响。

永嘉学派事功思想的建构与当代价值

对永嘉学派的事功思想,相关学者基于不同立场、视角有不同的认识。涵盖义理、经制二维,行本于仁义而功见于实事当是其较为完整准确的阐释。周行己、郑伯熊为永嘉学派事功思想之开创者,后经由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几代学人持续之学术耕耘,永嘉学派事功思想体系渐趋完善。叶适之后,学派走向衰微,后又于晚清重振,而无论衰微或重振,皆与学派之事功思想特质息息相关。永嘉学派事功思想为“温州人精神”打下了厚重的底色,是当代温州经济社会发展背后的文化命脉,对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具有重要的启示。

郭沔与南宋浙派琴文化

浙派是宋明之际最主要的琴派。南宋"浙派"形成的过程中,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其一,宋以前古琴文化的不断积累;其二,两宋以来琴文化的高度发展及郭沔高超的古琴造诣与号召力;其三,以"永嘉学派"为核心思想的瓯越本土文化的滋养。本文旨在探讨"浙派"奠基人郭沔、"浙派"琴文化风格的形成与瓯越文化三者之间的渊源关系。

论南宋时期温州的“文化自觉”——以永嘉学派为中心

南宋时期永嘉学派的兴起,带动了温州本土文化意识的蜕变,可以说永嘉学派思想的形成过程便是南宋温州“文化自觉”的一个缩影。薛季宣(1134-1173)为实现国家复兴大业,开始突破“洛学”修养论、治国论框架,立足现实提出了一系列兴利除弊的主张,并试图以“一定之谋”获取儒学支持,温州的“文化自觉”就此发端。陈傅良(1137-1203)拓展了薛季宣之说,开始从人性论的层面来贯通内圣外王,从劝君“负责”的角度劝谏君王积极担负起实现国家复兴的历史使命。叶适(1150-1223)以《尚书》为依托,建构了以道论、德论、人性论、修养论为主要内容的“实学”体系,推动实现了儒学的转型。至此,永嘉学派在思想主旨和体系上基本实现了独立,南宋温州的“文化自觉”在某种意义上得以完成。

论永嘉事功学派的史学思想

永嘉事功学派是南宋浙东史学的重要分支 ,在史学思想上具有经世致用、经史并重、求真务实等基本特征 。

两宋温州书院与永嘉学派的关系探析

北宋中后期,温州涌现出大批本土知名学者,作为温州地区书院的开创者和永嘉学派的先行者,他们开启了温州的书院教育,并以书院为阵地著书游学、藏书传世,促进了两宋温州书院文化的繁荣。随着书院文化的发展,良好的书院学风奠定了稳定的师承关系,培养了众多温州士子,造就了他们在南宋科场的盛况,逐渐形成了以研究事功之学为主要内容的永嘉学派。可以说永嘉学派发源于书院,书院作为永嘉学派的重要阵地,对传承和发扬永嘉学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论永嘉学派与程朱理学在“道”“法”关系问题上的认识错位——以陈傅良《唐制度纪纲》为个案

"道"与"法"的关系问题是永嘉学派与程朱理学的重要分歧,陈傅良《唐制度纪纲》一文正面披露了两派在"道"与"法"关系问题上的分歧立场,从而引起了程朱理学学者魏了翁的重视和批判。本文即以此文为个案进行分析,认为造成两派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既由于对"道"的不同阶段的认识错位,也关系到对"道"的不同取义。

宋代台州地域文学创作研究

台州籍文人左纬和陈克在宋徽宗朝享有全国性声誉,标志着台州地域文学的真正兴起。南宋初南渡士大夫和官僚们多寄居此地,带动了当地文学创作。台州文人的成长既得益于外来文人的带动,更受益于与周边地区(特别是温州)的文化交流。淳熙以后,台州本土成长起来的文人群体已经出现,并成永嘉文派后期的传承主体。台州地域文学处于理学与文学交融的最前端,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永嘉学派的学术渊源

永嘉学派自王开祖开学风之先,而后历经元丰太学九先生引洛学入两浙,郑伯熊、薛季宣中兴永嘉学术以及叶适集大成等几个阶段。在此期间,其学术旨趣由早期的"必竞省以御物欲"转向后期的"必弥纶以通世变"。深入考察永嘉学派的发展,可以得出关于永嘉学术的两个重要论断:其一,永嘉学术代表了儒学在两浙路的最早承继与发展,在其本质上,永嘉学术并非狭隘的地域性学术思想,其兴起与发展所开启的既是浙学发展的新气象,也是两宋以来传统儒家之继承与发展的新气象;其二,永嘉学术的事功思想虽然在薛季宣时代才得以明确,但王开祖、周行己等早期永嘉学者的思想中就已经内蕴了事功的学术取向。尤为值得强调的是,永嘉学术的事功取向并非狭隘的功利主义,它与儒学传统的合"内圣"与"外王"的义利观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论周行己

北宋末年温州人周行己 ,是洛学创始者程颐的学生。因他生长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温州 ,加上又受过新学、吴学的薰陶 ,使他重视实用之学 ,具有先进的货币思想 ,成为南宋永嘉事功学派的先驱 ,对温州学术文化作出了贡献。

“事功本于仁义,仁义达之事功”--《宋元学案》视域下的浙东事功学派源流及其评价

《宋元学案》编纂者明确了永嘉学派分两个支流,源头都是二程洛学,一支以叶适为代表,一支以薛季宣、陈傅良为代表。黄宗羲肯定了永嘉之学倡导经世致用是为了纠正道学末流的空疏弊病,同时指出事功之学的流弊有陷入刑名之学的危险。全祖望指出永嘉之学虽以礼乐制度为主而追求体现于事功之中,但也兼顾主敬涵养,至叶适将内圣道德作为外王事功之根本,从而修正了薛季宣、陈傅良等重事功轻内圣的偏向。黄宗羲从道德与事功并重的立场出发,调和了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与朱熹的义利之辩。全祖望以陈亮晚年迎合光宗博取功名为例对其之人品节操提出非议。对于永嘉学派的同调唐仲友,全祖望肯定其经制之学的学术地位,并认为朱熹、唐仲友的交恶应该平摊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