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民初上海演艺界“男女合演”的产生

上海是中国近代商业和时尚文化的中心,清末民初,京剧"坤班"、女子新剧团以及"男女合演"现象相继在这里兴起,这既是戏剧和电影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反映出上海社会风俗与社会观念正在发生变化。

论古优的社会角色及心理征象

优是中国古代一个既低微卑贱又诙谐滑稽的文化阶层。他们为皇宫弄臣 ,作豪门玩偶 ,当露台艺伎 ,感觉灵敏 ,禀赋机智 ,际遇各异 ,命途类似 ,扮演十分独特的社会角色 ,拥有非常复杂的心理征象 ,对中国古代戏剧以至文化的发展。

论中国戏曲文化的传承

中国戏曲的存在或发展,都必然经历“传承”这样一个过程。本文是在著名学者潘光旦教授《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的启发下,就“伶人”也是“人才”的认同、戏曲传承中的内群婚配现象、戏曲传承中的师徒关系、戏曲传承中师徒间的经济环链等问题,对中国戏曲的传承及其传统的艺术思维做一定的观察和思考,来窥察中国戏曲传承的奥秘。

论优伶的社会性别身份

在中国社会性别角色的"男尊女卑"中,中国优伶性别角色存在着特殊的两性结构性质:男性优伶的女性化和女性优伶在"公共领域"里的男性化。前者使男性优伶也沦为与女性优伶卑贱同格,"男女皆卑";后者使女性优伶成为一种公共欲望对象,并和男性优伶一起是一种色情消费的社会对象,从而构成为"卑贱者"和"色情者"的"文化象征",构成了一种历史的性别死结。

新时代越剧发展的可能:从男女合演说起

或许曾经的女子越剧在剧种艺术成就的精致化、极致化上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极具女子越剧风格的艺术经典作品,培育了一大批越剧观众,打造了前一个百年越剧艺术发展的最高峰。但是,下一个新百年的越剧高峰的打造,显然男女合演更具优势、更有潜力。因为这是时代发展所决定的。越剧的男女合演给越剧实现与现实生活的密切互动提供了可能;给越剧能够进行当下表达与时代发声提供可能;给越剧这个年轻剧种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可能。

明末清初“士人“与”优伶”关系新探——以《陶庵梦忆》为中心

在政治失序的末世、乱世或某些特殊情形下,怀才不遇的"士人"与政治之"势"的和解宣告破裂,"士人"与那些同样被"势"所压迫的"优伶"便有了某种同病相怜的心理基础。张岱的《陶庵梦忆》就可看成乱世背景下"士人"与"优伶"关系的具体呈现。深入分析《陶庵梦忆》的文本,可以发现此时"士人"开始将"优伶"当成有情感、灵魂的独立个体来欣赏,同时部分"优伶"的自我意识有所觉醒,在离乱中,从精神及物质两个方面给予"士人"慰藉和援助。随着大批"士人"的串戏活动,也使得某些下层"士人"与"优伶"的身份并非绝对的泾渭分明。这种新型的士伶关系与明末清初独特的思想、政治以及经济背景密不可分。

男性化的史学与优伶性别的史学“前判断”

在中国史学中,由于选材、笔法、细节等元素都难以超越所在时代和史官个人的先验主体,从而使中国历史也成为一部男性化的历史,或者说是一部贯穿男性气质和意识的历史。中国史学对于男性、女性有着不同的性别前判断,也就影响到了对于优伶性别的态度。男女优伶性别因为整体女性化的社会性别身份,为史学所回避,正史记载甚少,即使有所记载,也基本上是男性优伶,而且,男性优伶在史学中呈现出一种政治化的素质。这似乎与男性优伶的女性化的社会性别身份"互相冲突",但是,它实质上是从相反的角度"通过相互合作而互相加强",来共同巩固和稳定社会性别原则。

论权力话语和优伶性别角色

中国优伶具有"卑贱者"和"色情者"的社会性别角色,它的形成有其最原始和最基础的控制力量,即权力采用"话语"的手段,以抵消优伶在舞台和现实中任何可能造成性别和权利的混乱乃至颠倒倾向,而在此背后,权力话语对中国优伶性别角色的组织和控制,实质上是对经济及其在此之上的政治权力的一种维护和巩固,或者说是,经济及其在此之上的政治权力的一种本能提防和警戒。

婚姻变革的先锋——1930年代上海电影演员婚恋状况的考察

193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电影制片业的黄金时代,也是传统婚姻发生激烈变革的时代。在时代的裹挟下,电影演员大多婚姻自主,不仅同居、订婚、结婚、离婚、再婚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愿,而且婚礼也大多采用与传统迥异的新式婚礼、集体婚礼、西式婚礼等形式,无论是婚姻的观念、行为还是结婚仪式都走在了时代的前沿,成为当时婚姻变革的先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电影演员尤其是女性电影演员通过职业取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演员这一职业拥有广泛的社交和从业者大多热衷"表演"、喜欢追逐时髦、出风头的心理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潘光旦:现代中国人才研究的高峰

潘光旦是现代中国人才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在人才学史上是一座高峰,有重要的学术影响。他有明确的人才研究意识,也有持续的人才研究行动,写作了不少人才研究论著,提出了原料、培养、出路、维持四者构成的人才问题框架,形成了“选择—分布”的宏观人才理论和“遗传定程度、环境定方向”的微观人才理论,并基于“人文生物学”的视角,从民族振兴和演化竞争的角度出发,针对解决当时中国人才消竭、缺乏等问题,提出了优生、教育、甄别等对策。他运用家谱、图示、比较等实证方法对艺术人才、地方人才等对象开展了深入研究,强调了遗传在人才形成中的作用。当然,他过于强调遗传对人才的作用,也有其局限和片面性。

民初文人“捧角”现象的新变及与士心世态的关系

民国初年,遗民文人聚集在北京、上海、天津等都市,流连歌楼戏院,为艺人填词谱曲,以文字追捧结好,成为20世纪初叶都市文化的一个异类,毁誉参半,批评者讥之"沉湎于声色,乃托词于醇酒妇人者",欣赏者则赞其知音顾曲,文人雅好。产生文人捧角的新变化及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士心世态的原因是:捧角是传统"士伶交往"的延续,是由赏色的欲望投射到审美的艺术评论的过渡;由文人参与创作的剧目,对戏曲艺术由俗入雅起到提升作用。

民国时期广州剧评中的伶人百态探析——以《广州民国日报》中的剧评史料为对象

随着广州戏剧的兴起和发展,民国时期的广州剧坛兴起了一股评伶之风。即使在具有官报性质的《广州民国日报》中也可看到很多以伶人作为评论对象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剧评家们以声色艺三者为标准排列出了当时广州剧坛的伶人座次,塑造了他们心目中的"名角"形象,同时还以改良社会的标准披露了伶人的种种恶习,展示了民国时期广州剧坛的伶人百态。这些剧评资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丰富了我们对民国时期广州剧坛伶人的认识和理解。

论优伶性别的历史哲学

在中国史学中,男性优伶大多呈现出一种政治化气质,而女性优伶则是一种演艺化印象。其实,这是一种本质主义论述方法。在实际历史状态中,男性优伶仍然时刻遭遇着压迫其退回女性化社会性别性格的社会势力,女性优伶也并非表明与政治无涉。这种史学策略,流露出一种"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包含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意味。

释“缠头”

"缠头"为演艺人的经济来源,主要是通过演出活动,博得观赏者赠遗的钱物。本文采集多种史料,对古代不同时期的宫廷和民间演艺人的经济收入进行了梳理,其中除了歌伎舞姬乐工,更侧重于在古代演艺活动中后来居上的戏曲演员,即所谓优伶。

从《都剧赋》探析清代戏坛文化变革与狎优之风

清代是所有文体俱出的时代,其中内容所反映者为时代特色所产生的社会现象。《都剧赋》一作则是细述明清以来在戏曲行业以外发展且盛行的狎优相公之风,投射了演员与观众在演艺以外的一种异样互动,将振兴道德作为主旨是赋作中极为特殊的一类。

华风与夷俗:金代宫廷散乐考论

散乐源于周代,不同历史时期表演内容各有差异。金之宫廷散乐因袭辽、宋体制,以宋尤甚。演奏任务由教坊承担,内容不仅包括歌舞、杂戏、器乐合奏、杂剧等百戏形式,亦有杂技、角抵、戏马、筑球等竞技类活动,应用于元旦朝会、肆赦仪、民俗节日、曲宴使者等场合,且杂剧在散乐表演中成为主流。萨满舞、回旋舞等女真族元素的使用,阶官制度的施行,乐官地位的提高以及伶人构成的多样性等是其有别于辽、宋散乐的显著特征。一方面,金代宫廷散乐遣怀享乐、悦耳娱心,通过宏大的歌舞场面烘托祥和、喜庆的氛围,助“礼”的同时更助“兴”;另一方面,与酒礼盏制的配合,使散乐的仪式功能大于娱乐功能,所蕴含的政治意义更为突出,成为金代宫廷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唐俳优的发展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本文以历史发展的眼光去把握俳优的定名。在优——俳优、倡优——俳优的变化过程中阐释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并确定了俳优的两大特点:以俳谐娱人为事;以语言、表演见长。文中分析了俳优的语言特点:铺陈、韵语、诙谐、隐语。根据其语言特点又进一步分析了俳优对文学的影响。

我对影视戏剧表演专业入学考试的几点看法

形象和气质是挑选演员的主要因素,但不是惟一的决定因素。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影视戏剧表演者, 还要看他或她有没有作为表演者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也就是常说的是否具备演员的基本素质。这也是影视戏剧表演专业入学考试的主要内容。

失衡的隐患——论“抗战”时期官办剧团“百人大戏”的仪式性场面

抗战初期,国民党官办剧团常以"百人大戏"的形式演绎"抗战剧",其特点是通过一系列仪式性场面,引导观众与演员完成对战争苦难的集体体验,从而激发其"抗战"意识。由于早期的"抗战"剧本八股化问题严重,这就导致"百人大戏"虽然受到欢迎,但舞台意象浅薄,导演需要借助较高水准的舞台装置去塑造仪式性场面以迎合观众,从而埋下了演剧失衡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