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辕”和“有熊”——兼论人类学的中国话语及四重证据阐释

从考古发掘的图像资料与古文献的相关记载出发,探讨轩辕帝与有熊氏的关联:一方面检讨远古"熊图腾"的成因,说明文学与人类学的多元视角和知识视野对追寻远古失落之文化记忆的作用,并昭示其融入国学谱系后的效应,尤其是在"释古"方法上的推动与创新;另一方面也试图经由中国古代的例子,探讨人类学中国话语之必要和可能。

祝融:神话历史的复活——四重证据法重建楚版上古史谱系(14祖)

火神祝融是在疑古派之后重建上古神话历史的关键人物。凭借文学人类学的四重证据法,先据司马迁未采纳的二重证据和《山海经》熊穴出神人的叙事,复原出《史记》之前较为完整的楚国版14祖帝王谱,以天熊降临的熊山熊穴神人为首,链接《楚帛书》天熊伏羲创世神话内容,阐释少典和黄帝的有熊国号由来,乃至颛顼、老童、祝融以下的熊号楚王谱的所以然。再参照三、四重证据的激活效应,说明天熊乘龙而升降于天地间的神话信仰真相,溯源到欧亚美三大洲旧石器时代以来的熊图腾信仰与天熊神话原型。

《泉州宗教石刻》的历程与创新——宋元时期泉州多元宗教和谐共处的历史见证

《泉州宗教石刻》一书的原著与增订,历经吴文良、吴幼雄父子两代人77年的艰苦探索,终于接力合成这部煌煌巨制。增订本关于石刻收集的种类和数量显著增加;单个遗物以及某一类遗物的历史阐微、辨析和概括,极大地提高了原以资料见长的此书的理论品质;其纠错、释疑、解难、辨误突出地体现了推陈出新。《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既保存了大量中外文化交流珍贵的历史信息,又是宋元时期泉州乃至闽南多元宗教和谐共处的历史见证。

黄帝名号的神话历史编码——四重证据法再释“轩辕”与“有熊”

轩辕,为星宿名,蜿蜒如龙如车,喻指通天的神车,玉璜是通天的虹桥,熊为天熊,通天的神话动物,即天与地、阴与阳之间二元对立的调解者、中介者的形象。在黄帝名轩辕号有熊这一符号现象背后,共有三种作为天地之间中介物的象征存在,即玉璜(天桥)、天车(轩辕)、天熊(有熊)。前二者作为神话想象的运载工具,有着互为象征的对应性:玉璜的形制中有一种雕刻出双龙首(有时则为一龙首)的原型形象,故为龙璜或龙形璜;轩辕神车为龙驾之车,上天入地。所谓黄帝骑龙而升天的传说,成为将三种神话名号统一在一个神话情节中的最佳实例。璜为龙形天桥,轩辕为龙驾之天车。有熊为升降于天地之间之天熊。对于黄帝之多种名号的这种三合一式贯通阐释,能够顺理成章,调和三者间的符码矛盾和语义对立,达成统一的神话理解。充分利用四重证据的论证优势,对此做出多方面的证明,将是找回并有效解读有关华夏人文初祖的文化记忆的一条途径。

河南“河洛古国”考古新发现和“有熊国”新探

2020年5月,郑州市公布了巩义“河洛古国”出土“北斗九星”图案(“河洛九星”),契合“河图”神话,值得黄帝历史研究者高度关注。根据张忠培先生关于距今5300年左右后“群雄逐鹿河洛”的结论,应在河洛神话与张先生成果结合中解读“河洛九星”。“河洛九星”应即“河图”实物,是帝王身份的象征,也是易代帝王已被授予“天命”的证据,故“河洛古国”是黄帝历史后期河洛割据势力之一的都邑。同时在史前巫教文化中,“北斗九星”标识着“有熊国”,还是“帝车”,故豫中“有熊国”群雄,因其“北斗九星”标识又被俗称为“轩辕”。轩辕们不是黄帝,而是黄帝历史后期打着“黄帝”旗号的豫中地方割据势力诸首领。从嫘祖神话看,“河洛古国”即作为河洛群雄之一的青阳所建“金天氏”古国都邑,该古国建于距今5275年,设立北斗九星图案的具体时间,是距今5225年的“七月庚申”。该古国亡于距今4975年,时逢涿鹿大战。“河洛九星”出土和被识别,表现着目前黄帝历史研究的学术分歧正在趋向互补融合。

浅论熊崇拜对中国医学文化的影响

学界对《黄帝内经》的研究很多,但是从神话及大传统角度考察《内经》成篇背后的驱动力,以及神话思维在中国医学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力的角度还较为少见。文章通过四重证据法,以黄帝作为有熊氏的神圣身份为主线,结合经典文献中对熊崇拜的描述,楚帛书中呈现的熊与帝王的联系,养生体操中"熊经鸟伸",人类学仪式中的"熊节",以及出土的展现了"圣熊"的器物,论述"熊崇拜"在医学文化发展中的角色。

人文始祖黄帝其名初探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一统部落而开国的伟大圣人。古今炎黄子孙对始祖黄帝顶礼膜拜,虔诚至信,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奋发图强的纽带。然而,黄帝其名古今史家众说纷纭。最为有据的当与阴阳五行学说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