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瘀接骨散对骨折愈合相关血生化指标的影响

本实验用健康雄性家兔１５只，以直接撞击法造成左胫骨中段闭合性骨折，并将动物随机均分为三组：实验组外敷消瘀接骨散；药物对照组外敷七厘散；空白对照组不用任何药物。骨折后１、２、３、４周，分别经耳缘静脉或股外侧静脉抽血，行血碱性磷酸酶（ＡＫＰ）活性及血钙、磷含量检查，观察消瘀接骨散对骨折愈合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消瘀接骨散能够增加血ＡＫＰ活性、降低血钙、升高血磷和钙磷乘积，从而说明消瘀接骨散具有促进骨折愈合的作用，而且作用强于七厘散。

禹铸九鼎传说谫论

《逸周书.度邑篇》有"九鼎"的记载,说明至迟在周初便有九鼎的流传。考古发现证明夏代已经进入铜器时代,"禹铸九鼎"传说是对这一时代的反映,古史辨派对这一传说所持的"近于神话"的态度不可取。九鼎所刻图案可能是螭龙一类的动物,夏民族尚九,从古文字字形分析,"九"当是"虯龙"形,这些可能都源于夏民族的龙蛇崇拜。《逸周书》中有两条关于商周之际九鼎变迁的资料,具有可信性。

豫北气象条件对优质夏谷新品种生产的影响

利用河南省安阳市夏谷产量和相应的气象资料,分析了2003～2012年降水量对豫北优质夏谷新品种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5～7月份降水量对夏谷产量影响最大,相关系数为R=0.982 04(R2=0.964 4),达极显著水平,相关回归方程Y=0.738 8X+159.991 0,该研究结果为充分利用当地气象条件、选育优质夏谷品种及其优质丰产提供科学依据。

“禹是一条虫”再研究

1923年,顾颉刚先生根据《说文》"禹,虫也",猜测"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引起轩然大波,有人将作为动物之名的"虫"偷换为蠕虫加以讽刺。其实虫为动物总名,顾先生的假说已触及到了用图腾解释族系祖先。1937年,古史辨派健将之一童书业先生提出的"禹为句龙"是朝顾氏假说的正确发展,顾先生晚年也仍然坚持"禹为动物"。从金文字形来看,"禹"就是蛇的象形,确属"虫"。禹父"鲧",又作"鮌",实为"玄鱼"二字的合写,"玄鱼"等于"天鱼",意谓神圣的鱼族。甲骨文中存在没有释读出的"天鱼"、"大鱼"合文,意思等于"玄鱼"。早在仰韶文化大量出现的"蒙面人"神秘主义纹饰,其中"蒙面人"和鱼的组合,寓意即"天鱼"。受崇拜的鱼、龙、龟,长期被先民视为一物。当前学术界寄希望于从豫西或晋南寻找最早的夏文化,而夏文化的渊源可能在西部渭水流域。

“余予古今字”考辨

"古今字"观念形成于东汉时期,指的是不同时代记录同一词语而用字不同的现象。但郑玄"余予古今字"的注释存在疑问,后世学者常把余、予有意无意地看成古今语而排除在古今字之外。本文联系余、予的实际使用情况,结合郑玄注释的体例,对颜师古、孔颖达、段玉裁等人的有关看法进行考辨,认为郑玄的文献举例虽有失误,但"余予古今字"从总体上反映了"我"义代词古今用字的差异,应该属于"古今字"关系,后人把余、予当作"古今语"既不符合语言事实,也不符合郑玄本意。

玙姑与逸云:新旧裂变时代的女性——兼论刘鹗的女性观

刘鹗在《老残游记》中着力塑造了玙姑与逸云两位女性。要充分研究《老残游记》的思想内容,探讨其艺术特色,必须研究玙姑与逸云这两位女性在作品中的地位及其作用。

“玉山文人”心态研究——以于立、顾瑛、袁华为例

"玉山文人"作为元明之际吴中文人最大的雅集群体,把文人的"旁观者心态"演绎到了极致。但文人身处动荡的鼎革之际,"旁观者心态"体现了连续性与阶段性、矛盾性与复杂性、整体性与差异性等特点,具体表现为:"旷达"与"颓废"的统一、"纵欲"与"恐惧"的统一、"悲哀"与"忆旧"的统一。以于立、顾瑛、袁华为例,可以看出"玉山文人"整体的心态演变,以及在某一阶段心态的主导特点。

“平阴渔鼓”的艺术特色与传承

渔鼓是山东省流传较为广泛的曲艺种类之一,它源于道教的说唱音乐——道情。平阴渔鼓在平阴大地上发展近七百年,伴随着历史的沿革、传承,世代相传经久不衰。本文以平阴渔鼓作为研究对象,了解平阴渔鼓这一古老曲艺的历史渊源、艺术形式、发展历程等文化积淀,通过对平阴渔鼓传承人—朱世年的调查,了解更多的关于平阴渔鼓的情况及现状。期望为这朴实、沧桑、平民化的说唱曲艺艺术得以更好的传承于后世提供帮助。

《古愚老人消夏录》著者汪汲里籍考辨

《古愚老人消夏录》十七种六十卷,清汪汲撰。该书研治经史词曲,内容丰富,各家书目多有著录,是流传颇广较为重要的一部丛书。然而关于其作者汪汲。各书记栽多语焉不详,特别是汪氏里籍,各目所署竞多至七种。论文从原书及各地方志入手.对其里籍作了考辨。

评《肇域志》

《肇域志》是顾炎武的地理名著 ,但流传甚稀 ,一般人很难见到。本文从四个方面对该书进行全面评价。一、从《肇域志》引录的资料 ,探讨该书的资料来源。二、通过《肇域志》与《读史方舆纪要》的比较 ,说明它们都是以历史军事地理为特点的巨著。三、《肇域志》虽经顾氏多次补充和修改 ,留待处理的痕迹仍随处可见。该书是一部未定稿。四、《肇域志》版本的流传线索及保存情况。

杨慎古音学源流考辨

吴棫《韵补》大体上是为"古音"而作,不过没有形成明确的"古音"概念。《韵补》综合运用押韵、谐声、异文、古读等方法考订古音,这也是他的开创,并被后来的古音学家所继承。杨慎古韵学出自吴棫,他的功绩在于,明确提出了"古音"概念,注意到了古今音变的复杂性,改进了考订古音的方法。陈第古音学在杨慎的基础上做出了更大的突破:完全抛弃了"叶音说",注重阐明古今语音演变之轨迹,采用穷举法等。至此,明代学术,在古音学方面,完成了同清代朴学的对接。

一个柔性的形式化过程建模语言(英文)

提出了一个柔性的形式化过程建模语言FLEX.它具有丰富的语义、易用性、灵活性、可扩充性、可重用性和分布性,是一个可分析、可执行、演化的过程建模语言.建模语言不仅提供了高度抽象的描述方法以便于一般用户使用,还允许用户通过重用的方式自定义多种抽象级别的语言元素来扩充语言的描述能力.因此,FLEX语言可以支持不同层次和需求的过程建模.

骨愈灵胶囊对去卵巢致大鼠骨质疏松模型的影响

目的观察骨愈灵胶囊对去卵巢致大鼠骨质疏松模型的治疗作用。方法采用对去卵巢致大鼠骨质疏松模型,观察骨愈灵胶囊对该模型的治疗作用。结果骨愈灵各组对去卵巢致大鼠骨质疏松模型血清Ca、P影响不大,但骨愈灵大、小剂量组血清ALP明显低于模型组,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骨愈灵各组对股骨重量、骨力度的影响与模型组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骨愈灵各组能明显增加股骨长度和骨密度,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或P<0.01)。骨愈灵胶囊各剂量组骨小梁密度分布比较均匀,梁髓比基本恢复,镜下可见成骨细胞。结论骨愈灵胶囊对去卵巢致大鼠骨质疏松模型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能明显增加骨密度,降低血清ALP,增加骨小梁数目。

林语堂对辜鸿铭的文化认知与借鉴

一个是中外闻名的文学大师和文化巨擘 ,另一个是罕见的语言天才、文化怪杰和保守主义文化宗师。林语堂与辜鸿铭 ,他们不仅是两位极富神韵的近现代文化名流 ,同时也代表着近代化进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特类型。本文从“林语堂对辜鸿铭的文化认知与借鉴”这一独特的视角 ,探讨两者之间错综交织的相似与互异关系。

《老残游记》中王与姑形象之原型考论

《老残游记》中王与姑这一形象的原型,除了太谷学派的女弟子李素心外,还有《江石芸传》中的江石芸。江石芸是古典奇女、才女的典范,而李素心是现代知性女子的典范。刘鹗把她们相融合,塑造出了王与姑这一古典与现代完美结合的、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

刘古愚的女学思想及实践——纪念刘古愚诞辰一百七十周年

刘古愚是近代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著名的经世大儒、爱国教育家。他在教育实践中对女学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提出了女学非起于外洋乃中国固有、女学关乎时务、女学关乎幼童教育、男女并教及修女教以戒缠足等女学思想;对女学创设之女师人选、教学内容、女学费用及教育次第等均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他的女学实践虽终归夭折,但其欲使中国人人识字的理想却至死不渝。他对女学重要性的多层次阐发、为创设女学所做的种种努力,为近代陕西女学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堪称陕西近代女学探索的先行者。

基于灰色关联度的开采沉陷关键影响因子分析

根据陕西榆神府矿区15个典型矿点的煤炭地质赋存条件和开采设计方案以及地表岩移观测数据,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了地表最大下沉系数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按照灰色关联度大于或等于0.70的原则,确定覆岩综合普氏硬度、扰动系数、深厚比、采高、覆岩岩层厚度、覆岩土层厚度为榆神府矿区开采沉陷关键影响因子,为该矿区的开采沉陷损害控制和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以沿革地理学重构边疆:顾颉刚及《禹贡》半月刊对边疆问题的研究

近年来,围绕《禹贡》半月刊进行研究的学者们普遍认为,该刊在创办过程中,随着时势的变化,在内容上做了一些调整,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出现了由沿革地理向边疆史地转向的态势。至于两者在半月刊中的总体地位及其内在关系,则鲜有人研究。文章认为,顾颉刚等人在研究视域上的确有所改变,但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前后则有着明显的连贯性。这一结果的形成,除受这一派学人自身专业知识领域的影响外,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文化本位主义思潮的抬头及当时知识界对西方科学和科学方法的理解亦有着密切的关系。

刘古愚家谱及其世系考证

刘古愚家谱目前可见的有两种,但对刘古愚的世系反映的都不太清楚,且有多处讹误,作者通过《陕西乡试硃卷》中刘古愚自己提供的家族世系与家谱进行比对,更正了有关讹误。

“司马谈作史”说质疑

司马谈作史,初唐时提起,之前并无此说。此后直到清代以前,学者只凭想当然,予以断定。清人方苞、俞正燮等根据对《太史公自序》的理解,从《史记》中寻找司马谈遗文,开考证之先河。王国维根据《刺客列传》等三篇的赞中提到公孙季功、董生、他广、平原君子俱与“余”有交往,而此数人行辈“远在司马迁之前”,推测文中的“余”是司马谈。以顾颉刚为代表,后世学者据此认定司马谈作史,并不断推衍,持论也更加肯定。其实,此说立论的文献依据有问题:其一,《太史公自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其中的“先人”所指并非司马谈,而是世为史官的司马氏先祖和孔子。其二,“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只能是司马氏先祖和孔子“所次旧闻”,并非司马谈作史之断限,更非《史记》著述的目标。其三,即使《刺客列传》等赞中的“余”就是司马谈,也不能证实司马谈作史,而只能说明司马迁引父语入赞,班固著《汉书》即依此例。总之,“司马谈作史”说,因文献不足征,只可存疑,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