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仙:庆历风韵与《世说新语》的对话

《世说新语》注重统合儒、道思想,形成儒仙观念,而儒仙以儒士的人格操守为底色。《世说新语》有意记录刚毅谅直的魏晋士子。宋仁宗朝士人青睐《世说新语》,与《世说新语》对话主要围绕风操与渊静两个层面,如独击鹘般立朝大节,探索诗意居世的具体方式。这种对话并非单纯的效仿,而是在继承基础上有所新发展。酒隐、地仙体现宋型人格的鲜明特征。庆历风韵作为宋型美学的初成样态,《世说新语》对其发挥了一定的启发、引导作用。

朱载堉新法密率的科学抽象和逻辑证明研究

朱载 土育(公元 15 36年 - 16 11年 )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他通过总结科学理论以及音乐理论的实践经验 ,运用高明的数学手段 ,发明了新法密率 (即十二平均律 )。其新法密率的发明解决了长期以来黄钟律经过一个循环以后不能还原的科学美学之遗憾。此发明不仅是中国 ,也是世界乐律学史上的发展与进步。新法密率使乐律适用于任何曲调 ,且转调自如 ,使用极为方便 ;同时 ,它又具有很高的科学美学价值 ,是数学知识、声学知识和音乐知识的密切结合之产物。有鉴于此 ,本文以朱氏新法密率为研究中心 ,揭示其科学发明的深层缘由 ,细析促使其理论从孕育走向成熟的科学方法 。

二十世纪以来庾信研究综论

庾信研究是20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从时间上来看,可以1949年、1978年为界分为较为明显的三期,经历了由承传新创到曲折演进再到深入拓展的嬗变历程。从表征来看,庾信研究形成了相对集中的几个热点:庾信年谱考订、作品系年校正和文集整理评介;以《哀江南赋》为焦点的庾信赋文研究及争鸣;以《拟咏怀诗》为核心的庾信诗歌研究及论争;以"文风"为主导的庾信文学作品艺术成就研究;庾信"人格"评价、文学史地位及影响史研究等。

《世说新语·方正》及“方正”观研究

《世说新语·方正》的取材与传统方正观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前人已屡有提及,但大多只是着眼于某一具体事例。本文在此基础上指出《方正》中"方正"的背景已经朝廷政事拓展到了私人交往的环境,《方正》的重心在于强调士人维护其个人和家族尊严的心态,并分析了这种心态产生的历史原因。进而通过对《方正》总体上的考察,阐述了《方正》中"方正"寓意的特质。同时,对《世说新语》研究中门类与具体事例的关系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论杨慎对庾信诗赋的接受

明代著名文学家、大学者杨慎崇法六朝,他对庾信诗赋的接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杨慎"推源辨体",在编纂《五言律祖》等选集时发现了"庾信体"诗文的审美价值,接续杜甫重新阐释了庾信诗赋"清新"、"老成"的内涵。二、杨慎接受庾信"缘情绮靡"写作观念,以性情为诗,主张诗文"新变",肯定"民间文艺"的价值,并且模仿庾信诗赋进行写作,故其诗文呈现出"绮靡"风格。三、杨慎作为学者,进行"知识考古",他在音韵、训诂、考据等方面对庾信诗赋词句、典实出处等多有辨析,对庾信写作技艺及后世对庾信意象、技法的接受也作了细致爬梳。

士族佛学与魏晋士人人格美

《世说新语》展示的士人人格美至今令人仰慕,这与士族佛学有很大关系。士族佛学是佛学与中国士人精神相结合的产物。士族佛学的诞生既使佛学得以在中国士人间流传,同时也解决了魏晋士人们的精神困惑,使他们展示出宁静从容的人格美。

《世说新语》中女性扮演的家庭角色探析

《世说新语》中女性扮演的家庭角色主要有母亲、妻子和女儿等。作为母亲,她们要照料、关心、保护和教育子女,决定子女的婚姻等。作为妻子,她们要关心丈夫,对丈夫的情感保持忠贞,帮助丈夫从政,保护家人等。作为女儿,她们要接受父母的教育,顺从父母,尊敬父母,维护娘家的尊严等。这些和以往的女性相比没有区别。不同于以往女性的是,她们的思想更开放一些,对情爱的追求更大胆奔放;她们具有远见卓识,屡屡帮助家人渡过难关;她们具备很高的文化素质,能言善辩。魏晋女性的神情风范与品格才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世说新语·容止》看魏晋间人对形容的审美追求

魏晋时期,人们自我觉醒,开始思考一些跟"人"相关的问题,讲求个人的才能风貌并开始对美的追求。生活中对服饰、形貌和精神状态等外在的形容审美成为他们审美的主要形式。以《世说新语·容止》为依据,从魏晋人对形容审美的对象、内容、方式及意义影响四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期揭示魏晋人形容之审美的特点及一般规律。

至性、至情、至真——魏晋风度的审美本质

在我国文化史上,魏晋名士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智慧演绎的魏晋风度,即使今天也深入人心。但只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探究其审美本质,对人文的发展才有意义。文章拟从审美的角度,试就《世说新语》中人物的至性、至情和至真三个方面做以分析,力求揭示魏晋风度的审美本质所在。

《世说新语》之于魏晋文学史研究的“原生态”视角

文学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尴尬:"史"的序列性、规定性解释系统反过来会破坏作品原初存在的"活性"成分。为此,我们不得不用"原生态"的理论来回溯作品的历史情境,以期减少必定存在的文学性的散失。《世说新语》之于魏晋文学研究,恰是一个难得的"原生态"视角。这个视角对于研究魏晋文学的重情色彩、玄言诗在东晋的繁荣、山水诗歌的萌动等文学现象都有启示意义。

从《世说新语》夫妻称谓的零距离看中国古代女性意识的觉醒

《世说新语》之"卿卿我我"的出现,体现了夫妻称谓的零距离。梳理古代社会女性对男子的称呼可以发现,由先秦两汉时普遍使用的"君、郎、伯"等尊称,到魏晋南北朝时开始使用的"卿、老奴"等爱称、戏称,再到宋元明清时广泛使用的"养家人、老公"等俗称的变化过程,正是古代女性由严格遵守尊卑秩序,到试图突破尊卑界限、表达自身诉求,再到愈加重视自身表达的转变过程;也是古代女性意识由被压抑下的微弱流露,到开始觉醒,再到逐渐发展的过程。"卿卿我我"的出现正是夫妻称谓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反映出魏晋女性对尊卑观念的打破、对自身情感的审视和诉求,反映出魏晋女性意识的觉醒。

“林下风气”与“闺房之秀”——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的女性观

儒家男尊女卑的女性观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女性观中占主导地位,但是从《世说新语》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在中国古代女性史上独树一帜的群体,这一群体的产生正是魏晋时期儒学衰微而玄学盛行,以及其崇尚才智的审美风尚和品藻人物的社会风气的反映。

文体规范下的艳情文学观──《玉台新咏序》和《花间集序》的选本批评

从《玉台新咏序》与《花间集序》观之,《玉台新咏》与《花间集》的产生,既有"诗道不出乎变复"的历时性原因,二者以艳情主题、女性形象、情采诉求之"变"实现对正统文学的悖逆;也有"群体的选择与互动"的共时性时空背景,二者都产生于衰世乱局的宫廷与贵族文人的文艺沙龙里,相对于胡夷里巷歌谣或敦煌民间曲子词,是雅文学。《玉台新咏》与《花间集》娱乐、抒情、审美和重视读者的价值取向,丰富和发展了文学的功能。《花间集》对《玉台新咏》的接受,是艳情话语在特定时空中的影响效应,完成了对《玉台新咏》的反思和超越。《玉台新咏》和《花间集》文体本身的社会期许与历史定势,尤其是作品对审美愉悦和情感思想内涵追求的差异,是导致二序文学史地位及评价差异的主要原因。

浅论《世说新语》中曹操的形象

曹操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形象,他的雄才伟略为世人称道,然而他作为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雄,却被历代文学家所诟病。本文将以《世说新语》为蓝本,通过对曹操这一人物的形象分析,从多层面、多角度进行分析和探讨,力求还原一个历史上真实的曹操。

《世说新语》中“墓”与“楼”的建筑情境美

建筑在物质性之外也有精神性的一面。以《世说新语》中的"墓"和"楼"为例,在此背景之下的言说表现颇具建筑情境美:所"见"之墓葬建筑具有"纪念碑性"特质,故能在生者与亡者之交游往来的基础上,触发强烈的对"不见"之人的怀念;楼阁建筑所具有的高度,提升言说者的视野,加之中国人固有之时空关联之思维,故能在所"见"之阔大空间与古往今来之时间维度之间转换,生发出忆古讽今之情。这种建筑情境美和诗赋书写中呈现出的美感颇为类似。

试论《世说新语》中的陶侃形象

从《世说新语》中数条记载陶侃的资料里可看到他的许多高尚品质:运筹帷幄、机敏过人、珍惜光阴、勤奋好学、勤俭节约、为官廉洁,而这些品质对今天的社会风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世说新语补》在日本江户时期的传播与接受考论

晚明时期出现的“世说体”小说《世说新语补》在日本江户时期广为传播,江户士人对其展开大量的注解、抄补、音译等研究工作,并掀起了日本“世说体”小说的创作热潮,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通过对《世说新语补》渡日版本内容的比勘,发现其书基本承袭了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一贯风格,但在内容上又根据作者的价值旨趣进行了删减或增补,增加了大量符合儒家思想观念之内容。《世说新语补》在江户时期的风行,以及其后在日本产生的“世说热”的现象,折射出江户时期士人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