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斌与欧阳予倩抗战戏剧活动之比较

在全面抗战期间,梁斌和欧阳予倩以戏剧家的身份从事抗战文艺活动,在不同的抗战环境中呈现出发展的多样性。在组织活动方面,梁斌在极端条件下组织戏剧游击战,积极贡献于抗战事业,而欧阳予倩则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倾向于上演高水准的多幕剧,强调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在创作方向上,抗战初期,两位戏剧家都投身于抗战宣传,但在后期,梁斌偏向为政治政策服务,而欧阳予倩则转向以人物为创作重点。民族化思潮之下,梁斌重视语言的大众化,而欧阳予倩更注重从戏曲传统中汲取资源。比较研究结果突显了两位戏剧家的独特艺术取向,同时反映了抗战时期戏剧发展的多样形态,为我们更深入理解抗战文化史提供了重要启示。

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测度及影响因素

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有利于巩固脱贫成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基于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脱贫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构建脱贫攻坚系统与乡村振兴系统耦合衔接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效果及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评价。研究发现: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系统发展指数为0.3418,乡村振兴系统发展指数为0.3253,四省市毗邻区脱贫攻坚系统的发展指数均高于乡村振兴系统发展指数。从准则层来看,收入水平和治理有效分别成为脱贫攻坚系统和乡村振兴系统的主要拉力。区域整体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为0.5661,四省市毗邻区的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小,均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耕地持有情况、贫困退出程度、家庭经济实力、教育投入水平、政府培训、政策满意度对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整体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焚船”“沉船”故事:《史记》战争记述的英雄主义主题

《史记》记述了战争史中有关大军渡河时表现决战决胜精神的情节,即秦穆公攻晋“渡河焚船”及项羽巨鹿之战“渡河”“沉船”。后者演化为影响广泛而长久的“破釜沉舟”成语。这两件战事,一在秦崛起强盛时,一在秦衰落覆亡时。其共同点,还在于都是引军“渡河”的军事交通行为。太史公笔力强健,以情感饱满的赞美之辞肯定了“渡河焚船”及“沉船”所表现的英雄主义气概,成就了《史记》战争史记述的精彩篇章。

论余潜士理学思想

余潜士是晚清著名理学家,致力研习宋儒理学,遗作《耕邨全集》15卷,流传于世。本文根据其著作内容,从三才观、仁政观、理欲观、知行观四方面,论述余潜士的理学思想。

从郑玄、虞翻《易》注之“宗统”观念看汉《易》之体

现行研究一般认为汉代是一宇宙论时代,本体论的突破则待王弼之注《易》《老》。但汉儒尤其是郑玄与虞翻在注《易》时实有一种“宗统”观念:重视卦爻与卦爻间之关系,更由对其关系之研究,而组织成种种卦爻集群,从而以种种象数系统去解释《易》之经文。如此,在解释卦爻时乃极尽其拓展与繁衍之能,而其中即同时蕴涵着收敛与凝聚。拓展与繁衍是宇宙论的解析,而收敛与凝聚即是由宇宙论的解析逐渐会归本体。其具体的表现分为两阶段:诸卦会归到乾坤;乾坤推极到乾元。

从论“以文为诗”看钱钟书的文体观念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以文为诗”破体现象的文献载录和文体批评最为代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态度倾向。他在极力称赏韩愈之以文为诗的基础上,追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二是《宋诗选注》所论宋人“以文为诗”。体现了钱钟书对于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瘦硬生新风格的肯定,这一宋诗风格的形成与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黄庭坚等继承陶渊明、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创作原则和破体理论息息相关。三是“同光体”与清代“以文为诗”。涉及“同光体”与清初宋诗派及其吕留良的渊源、论“同光体”成员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以及论“同光体”所谓“学人之诗”的特征及源流等。四是论“以文为诗”之“革故鼎新”和“演变之原”的发展规律。涉及钱钟书为何肯定“以文为诗”,其原因在“文体递变”的文体发展规律;《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所论“以文为诗”,可见他的文学史发展观念;称“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绝不仅是一大间敞厅”,体现了他的文体通变观等。

湘鄂渝黔边区发展休闲旅游的思考

"老、少、边、穷"的湘鄂渝黔边区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地区经济发展对旅游业的依赖也较大。随着时代形势的变化,休闲旅游将是该地区今后旅游业发展的最好选择之一。分析了湘鄂渝黔边区休闲旅游发展的外在和内在条件,并结合湘鄂渝黔边区的特点,分别从民俗休闲旅游、山地休闲旅游、特色城镇休闲旅游和山寨农业休闲旅游阐述了该区域休闲旅游的发展路径。

基于AHP法的休闲型旅游地评价——以湘鄂渝黔边区为例

休闲旅游在现代旅游业中日益受到关注和青睐。提出了休闲型旅游地的概念,利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建立了休闲型旅游地的评价体系。根据评价得分可将旅游地分为典型的休闲型旅游地、潜在的休闲型旅游地和非典型的休闲型旅游地三类。以湘鄂渝黔边区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张家界、湘西自治州、黔江区都是典型的休闲型旅游地,恩施自治州和铜仁地区为潜在的休闲型旅游地。

湘鄂渝黔边区旅游业对经济发展贡献研究

湘鄂渝黔边区既是全国重点扶持和18个贫困区之一,又是拥有极其丰富旅游资源的"中华旅游第一走廊区",以旅游业促进经济发展是必然选择。本文以旅游基本部门为基准,以投入产出的关联性来分析旅游直接、间接和引致影响产业部门,再借助旅游卫星帐户,构筑旅游业对湘鄂渝黔边区经济发展贡献的指标体系,用以揭示湘鄂渝黔边区旅游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旅游业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度和旅游业对地方财政和居民收支及就业贡献等方面的数量关系。

中医治疗耳石症探源——从喻嘉言一则眩晕病案说起

耳石症即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BPPV),该病一线治疗方法是复位治疗。本文将考证与分析喻嘉言一则眩晕医案,阐述中医运用位置性试验及复位技术诊治耳石症的历史。1646年(顺治三年)喻嘉言为钱谦益(牧斋)诊治疾病是目前最早的位置性试验和中医手法复位治疗耳石症的记载,喻嘉言成功地应用复位方法使其痊愈。西医治疗耳石症应从1980年Epley介绍"手法复位"算起。治疗该病中医至少比西医早了334年,在医学界有着重要的意义,堪称中医的"喻氏复位法"。

中药“前愈”的药效学初步研究

[目的]探索中药“前愈”对慢性前列腺炎的疗效。[方法]角叉菜胶和标准大肠埃希氏菌分别形成大鼠非细菌性和细菌性前列腺炎模型,分组,灌胃给药,通过外观和组织学观察,及中药“前愈”体外抑菌实验,来进行慢性前列腺炎的药效学初步研究。[结果]形成典型的前列腺炎动物模型,“前愈”治疗组和模型对照组前列腺炎症有明显差别,抑菌实验显示“前愈”有明显的抑菌和杀菌效果。[结论]中药“前愈”对大鼠慢性非细菌性和细菌性前列腺炎有显著的疗效,“前愈”对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木糖葡萄球菌和克雷伯杆菌都有明显的抑菌和杀菌效果。

湘鄂渝黔边域定位:“中国绿心”游憩第一区——以大湘西北地区为例

湘鄂渝黔边界区域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资源与迷人的自然生态资源,且处在中国地理版图的心脏部位,故称之为"中国绿心"。整合该区域游憩文化资源,构建跨区域的游憩核心区,提升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培育以奇特自然生态体验、社会传统民俗欣赏与诗意栖居生活享受等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游憩第一区。其路径选择在于:制定新绿色战略,打造绿色品牌,保育绿色生态,发展绿色产业集群,营建绿色城镇,弘扬绿色文化,启动绿色机制。

湘鄂渝黔桂边区休闲旅游产品的开发

以湘鄂渝黔桂边区为例,分析了我国中西部民族地区发展休闲旅游的优势条件后,探讨了该区休闲旅游产品开发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该区开发休闲旅游产品的战略、精品开发的思路以及具体线路设计的思路,以实现边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于谦之死与景泰年间中央权力的再分配

“夺门之变”及于谦之死是明代历史上一个重大政治事件。然而,学界对于谦之死的深层原因———明代罢相后中央权力的结构却鲜有研究。通过对史书的文本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可以看出,“夺门之变”前后中央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加之于谦本人的忠君思想导致的不愿作为,最终使于谦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从于谦的人际关系论其人生悲剧的成因

前人往往将于谦之死归咎于"南宫复辟"。笔者以为,于谦的悲剧结局固然与明英宗朱祁镇复辟有直接的关系,根源却是于谦独特的人格特征和性情气质。于谦是一个人格高尚的人,他将国家和百姓利益放在首位,纠错惩恶,兴利除弊,刚正严明。他从来不计个人私利,为官争理不争利,更不会阿谀奉承权贵或搞阴谋诡计;不拉帮结派,没有自己的小团体;他疾恶如仇,处世方式直来直去,不加任何掩饰。他的这种品性和处世方式使他四方树敌,陷于孤立无援之境地,也终于酿成了人生悲剧。本文从于谦的人际关系着手,论述于谦的人格特征和性情气质及其和悲剧结局之间的逻辑关系。

论湘渝黔边区民族文化旅游区的建立

湘渝黔边区是指以传统的"武陵山区"为核心区域的3省邻近地区,大致包括湖南境内的张家界市、湘西州、怀化市,重庆的黔江区,贵州的铜仁地区和黔东南州等6个地州市,是苗族、土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集中聚居区,也是全国典型的老、少、边、穷山区,归属于国家"西部地区"。区域文化上的趋同性、区域旅游资源上的互补性、区域脱贫任务的紧迫性和区域旅游开发的无序性,使湘渝黔边区民族文化旅游区的建立显得十分必要。同时,具备一定基础的旅游开发现状、逐步形成的区域旅游交通网络、各地政府关于旅游业发展认识上的渐趋统一以及区域旅游中心的初步形成,使湘渝黔边区民族文化旅游区的发展成为可能。湘渝黔边区民族文化旅游区的形成,必须着手进行以下工作:迅速编制总体规划,完善旅游交通网络,建立旅游环线,推出区际旅游联合体和共同市场,多渠道吸纳资金,建立特色文化保护区等。

张謇创办的伶工学社及其现代美学意义

南通伶工学社是中国美育史上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型戏剧艺术学校,于1919年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创办。时值中国整体社会经历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伶工学社在美学上则反映为以和谐为主要特征的古典美学形态向以对立崇高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美学形态转型。南通伶工学社的诞生,体现出现代美学赋予传统艺术教育领域塑造符合时代需求的艺术人才的革新要求。它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办学宗旨、培养目标、体系建构、课程设置等均属首创,正式开启了中国艺术教育的现代之门。虽然7年后南通伶工学社即行解散,但是它所展现出的现代美学意义却有值得珍视的历史价值。

论于谦晋豫两省的民本思想实践——兼以诗文为证

明代民族英雄、诗人于谦,除了成功抵御外族入侵、捍卫国家统一的光辉业绩外,他的民本思想实践也同样值得后世铭记。他一生心忧天下、关心民瘼、问民疾苦、为民请命,始终践行着"民为邦本"、"民为贵"的民本思想,他巡抚河南、山西十八年间(1430—1447)的作为以及这时期创作的诗文即是最好的见证。

《互校记》与《先秦诸子系年》之史源发覆

围绕着钱穆诸子学研究的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曾经引发过一场风波。风波缘起于钱穆弟子余英时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回顾这一场风波,探讨余英时对郭沫若的批评,并反观《先秦诸子系年》的部分史源构成,对于端正当下学风,应当有所裨益。

论于谦的政治抉择

于谦是明代历史和杭州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于谦在国家与君主间以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原则 ,在君国与身家中牺牲自己的小家保全国家 ,在日常行政中不避个人的恩怨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