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虞之道》的政治哲学理路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唐虞之道》对禅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构建,但因为是对尧舜传说的哲学解读,这使得对政治的哲学思考与对历史的政治叙事结合在一起,其中有一些问题需要厘清。如禅让是否可以包含传子,制度维度的“位”和美德维度的“德”之间是什么关系;禅让和内圣外王是什么关系;血缘原则的“亲”和德行原则的“贤”之间是什么关系;禅让是否被理解为必然的;等等。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推动《唐虞之道》以及先秦禅让思想研究的深入开展是有意义的。

从“英雄之旅”解读山东民间故事《舜耕历山下》

该文以故事原型“英雄之旅”为框架解读了山东民间故事《舜耕历山下》,从英雄之旅的启程、启蒙和回归三个阶段分析了舜的故事背后的心理和文化含义,探讨了舜如何从一个不受父母待见的“流浪者”,经历各种挫折和考验,成为受人爱戴的国君。在孔孟之乡山东,舜的故事被民众所喜爱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舜的人物形象与当地文化非常契合,反映了当地人所推崇的价值观,如“内圣外王”;另一方面,舜的故事包含了人类心灵成长的共同模式,例如,超越局限获得成长,成为自己的“国君”。英雄之旅,既可以看作是人与外部达成和谐,也可以看作人突破内心的阻碍获得心灵的自由。“英雄之旅”让我们看到生命具有相似性,我们可以向英雄学习如何应对逆境,并从英雄身上获取强大的精神力量,勇敢地迎接人生的挑战,发掘属于自己的“英雄之旅”。

论孟子“孝”之意涵及其实现

“孝”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之一,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日常人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伦理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孟子认为“孝”处于道之近端,其孝道思想具有守身、养亲、顺意、尊亲、善后、继志、忠君的丰富内涵,以悦亲而无所愧怍为终极目的。在孟子的“孝”伦理构设当中,虞舜之孝得到了充分阐发。虞舜由孝而行,深谙行孝之权变智慧,以至诚之“孝”感化其父,成为孟子之“孝”的顶点。性善论为孝道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托,“人性本善”使每个人都具有了为“孝”的可能,并且指出了修“孝”之形上方法。但在马克思主义人性论的视角下,性善论存在先天缺陷,难以在今天继续为孟子之“孝”提供支撑,孟子之“孝”的吸收与借鉴还需寻找新的形上依据。

虞舜传说与吴越文化

浙江境内有不少以舜命名的地名和与此相关的文化纪念物 ,民间则流传着一批虞舜传说。着重分析这些口头传说的形成过程和传播特征 ,并指出它们与典籍中虞舜传说的传承关系及其史料价值。与此同时 ,就史学界历来对虞舜传说的种种看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尧舜大洪水与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兼论从“满天星斗”到黄河中游文明中心的转变

尧舜时代是一个社会转折的重要时代,由于史前大洪水,处于黄河下游及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氏族部落都集中到黄河中游的豫西、晋南及陕东一带。由于公共事务的繁多,各种官员的设立便越来越多。到禹的时代,兵器的使用与战争的出现也增多了,刑法及管理刑法的官员便出现了;这样派往各方诸侯视察监督的使官也出现了,特别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赋税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了,于是早期国家的政治组织形态便形成了。同时也出现了由新石器晚期各区域文化“满天星斗”的格局向黄河中游文明中心转变的特点。

春秋及其以前舜帝传说新考

考察孔子同时或以前的人物的言论,可以看出春秋以前的舜帝传说情况,主要是:至迟在西周穆王时已有人谈论舜帝,而舜帝传说其实在周武王时已经兴盛,而且此前还隐约可考,它与舜裔的势力兴衰和世系的详略成正比关系;虞幕是有虞氏之祖,应是颛顼之后,舜帝后裔自认黄帝为高祖的铭文可作确证;舜帝已是明德圣君形象,受三代王朝尊崇,禅让说和逼篡说都未出现,但禅让说更符合传说的原貌;九疑山舜陵在春秋时已经存在,其形制为楚章华台所仿照,与《山海经》和马王堆地图相合。

“巡狩”：文明初期的交通史记忆

炎黄传说体现交通发明对文明进步的影响。先古圣王"巡狩"的传说记录,也保留了交通史的宝贵信息。舜、禹及周天子"巡狩"故事反映了交通实践与执政能力的关系。秦汉时期经儒学学者经典化了的"巡狩"传说,其实可能部分反映了远古交通进步的真实历史。秦始皇的出巡经历,有人也以古帝王"巡狩"相比拟。考古发现的早期交通遗迹虽保留信息有限,但是文化意义十分重要。今后考古工作的收获,将推进早期交通史和早期文明史的研究。

中国最早的爱情故事——《古列女传·有虞二妃》的文本结构

湘妃和虞舜的感情传说是中国最早的爱情故事,反映在《尚书》《山海经》《孟子》《楚辞》《史记》《列女传》等六大系文献中。在西汉时期汇编的《列女传》中,它被列在105篇传记的首位,称为"元始二妃",在发生的时间和编载的时间上都是最早的。从最初的记录开始,湘妃故事就包含曲折复杂的多层情节,具有明显的爱情因素,列为两性关系的正面典范,在中国文化观念中占据正统的地位。

评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尧舜禹”传说的价值判定

作为"抹杀论"与"古史辨"的创始人,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在评判尧舜禹传说的价值时,都严格区分传说与史实,重视传说的历史性、宗教性价值,将传说视为考察民族宗教历史的重要依据,且都认为时间越晚,传说的体系越丰富。然而,在对待尧舜禹传说传递出的时代性与历史性信息以及传说背后反映出的宗教性和政治性特征上,二者的观点存在明显区别。对于《禹贡》是否存在地理学价值,二者亦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

清华简《虞夏殷周之治》六题

将清华简《虞夏殷周之治》作注解、白话译文,在此基础上分析其作者、性质、主旨以及夏商周三代"冠""祭器""乐"的象征意义,认为:清华简《虞夏殷周之治》以极简练的文字总结了虞夏殷周之治天下之道的"变"与"不变";其乃周敬王二年孔子赴周问礼于老子时老子对孔子所言;从内容上看,清华简《虞夏殷周之治》和清华简《系年》可构成上下篇的关系。

前现代国际体系与尧舜禹时代

多元一体是早期中国区域文明发展的重要特征。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看,尧舜禹时期以黄河及长江流域为中心,包括北起辽河流域,南至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各早期文明实体及正在向文明社会迈进的各原始部落或部族,在社会—文化、经济、政治与军事互动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已经构成为一个区域性的前现代国际体系。尧舜禹政治集团,则是建立在方国联盟基础上的一种国际次体系。

舜禹禅让新考

对于舜禹之间的权力更替,学界有禅让、篡夺、禅让与篡夺并存等几种观点。这几种观点的得出,大都建立在尧舜"禅让"研究的基础上,少有单独审视舜禹之间权力继承的特殊性。先秦文献中并无舜禹之间"禅让"、"篡夺"、"禅让与篡夺并存"的可靠证据,舜禹之间并没有经过权力交接的仪式,舜"道死苍梧"造成部落联合体的首领空缺,使得《尚书》所记载的禅让的程序没有完成。从大禹治水、禹出自黄帝及对三苗的战争等历史背景来看,舜禹之间存在权力和平更迭的可能性,但已经与舜没有关系。

虞舜治国简论

虞舜,五帝之一,4000多年前,建立和完善了各种规章制度,并认真执行,坚持德主刑辅,在治理国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和衷心爱戴,不愧为一位圣君。

《舜典》用五及其文化区域

《舜典》存在着不少用五现象,它与其他文献共同反映了虞舜用五的文化现象,这种用五的文化地理区域应该在上古海岱东夷文化圈内。由此也找到了我国古代尚五的文化渊源并据此进一步肯定《舜典》的文献历史价值。

《日本灵异记》对中国文学的接受——以儒学典故“尧云舜雨”出典的考释为中心

《日本灵异记》是日本文学史上佛教说话集的嚆矢,该书在编撰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中国文学元素,考察其中中国文学因子的渊源是出典研究的内容之一。本文以儒学典故"尧云舜雨"的出典考察为中心,在此基础上分析作者将儒学因素向佛教世界转化的过程,揭示《日本灵异记》对中国文学接受的某些特征。

对舜帝形象的返观与重构——读《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

在中国文化中,舜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形象。他的本来面目虽然模糊不清,但却是无数国人崇拜与仿效的对象;有关他的史料记载虽然十分有限,但其影响却无比宽泛;他虽然生活在史前时代,但至今却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今天,学界推进舜文化研究,改造和重构舜这一文化符号,既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众多新的困难与挑战。《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的辑录出版对于研究者把握机遇,赢得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上海当代三官神话的地方话语及其变迁研究——以上海青浦区A村为例

当代信仰民俗是民间神话与民间信仰相结合的产物。上海青浦区A村女三官神话向尧舜禹三官神话的转变,是地方话语对国家话语从博弈到协调的结果。传统女三官叙事是民众通过对于侠义精神的崇拜以达到自我保障的行为。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地方民众通过传播"附身神话"等行为,坚持其女三官传统。从2008年起,当地构建了具有帝王背景的与官方信仰相一致的神话,从而形成尧舜禹三官崇拜与女三官信仰并存的局面。借助三官庙的重建,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仪式展演,强化人们对尧舜禹三官的记忆。女三官神话与信仰的失落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应该通过重新讲述,让传统的地方文化回归人们的生活之中。

刍议牛郎家族与舜帝国库之兴衰

帝舜时代,禹为舜的大臣。他受命治水,为丰盈虞舜所建帝国的"国库",开辟了著名的九条赋税航道和一些陆路交通线,并改革贡赋之法,使国库财粮足,仓廪实。牛郎的先祖在尧舜时代曾因担任国库的"保安",所以有缘与舜的孙女(织女)相识相爱终成夫妻,而使家族一度兴旺。但国库与牛郎家族却随着舜帝退位而受禹的排挤相继衰落。舜裔与牛郎家族,大量从晋南外迁,流落他乡。

钓鱼岛记载始出文献之研究综述

对最早记载钓鱼岛文献的研究结果,目前主要有"《山海经》说"、"《隋书》说"、"宋元针本说"、"《顺风相送》说"及"《三十六姓所传针本》说"等几种。其中,"《山海经》说"和"《隋书》说"争议较大,缺乏力证。"宋元针本说"虽合乎逻辑,但尚需物证来确认。"《顺风相送》说"是目前最大的共识,尤其是得到了官方认可之后,几乎成为定说,但因其成书年代扑朔,因而尚存商榷余地。而"《三十六姓所传针本》说"因原书散佚,看似可信度高,但有待实物来补正。

晚清至民国初期的实验性书写——易顺鼎对七古文体的突破与革新

晚清民国诗人易顺鼎通过对诗歌语言的丰富探索,最大程度地变革了传统诗歌的外在语言形式,突破和发展了七古诗体。他以韩愈、卢仝为参照,依靠文体迁移,移植散文、辞赋中非诗的文体特征入诗,大量增入长句和四六句,建构出全新的音步节奏,具有流畅雄肆、痛快淋漓的美学特征。这次文体革新是由文学风格和语言形式的小幅变化积累而成的,其创新动力既来自诗坛代际交替过程中的集体选择,也来自易顺鼎本人强调创作主体个性的诗学观念和不安于正统意识的性格特征。王闿运、陈三立等师友对易顺鼎的探索过程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