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复古求新变:张说碑志文新探

受唐代文体革新的时代风气的影响,针对六朝碑志文写作的弊端,张说开始了以复古求新变的碑志文变革实践。他引史传写法入碑志,淡化宗族世系、重视人物性习,语体形式上骈散交融,风格上追求典雅,这些变革既体现了向蔡邕开创的碑文写作范式的复归,又为碑志文写作范式的变革开启了法门。张说的碑志文中交织着新旧范式变革阶段旧中有新,新中有旧的阶段性特点,成为从“蔡邕体”走向“韩愈体”的津梁,是碑志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环。

古代越族若干问题新探

结合有关越族的文献记载和研究成果,文章提出了一些与传统看法不同的结论。认为“越”、“于越”之称均来自中原华夏族,而非源于越族本身。春秋后期,越族的活动区域北至今江苏北部,西至安徽中南部和江西东北部,南至浙江西南部,东至大海;战国前期,扩大到今山东南部和福建中部;到战国中后期,进而向南迁徙至今广东东部一带。

《国语·越语下》作时献疑

此文针对《越语》不为《史记》所取,故作于其后的说法,指出《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对《越语下》主要部分几乎全文照引,说明至少司马迁时代《越语下》已经成篇;针对"《越语下》记年与《左传》不合"的说法,此文对王引之的观点进行了细致考辨,认为王氏对韦昭注的理解有偏差;针对《越语下》文体风格及思想流派与《国语》不类的说法,此文指出这不能作为《越语下》晚出的根据。总之,《越语下》当是战国前期的作品。

越族先民和于越服饰文化

浙东地区是越文化的发源地,在公元前137年东瓯国除以前,5000年的浙江上古史是越族及其先民的历史。自“乃服衣裳”进入文明门槛,它就有自己的服饰文化:早期的手工纺织,最早的羽绒制作,因此被称为“羽人”之国;精细的葛布进贡吴王,换取了被侵占的国土;作为饰物和武器的越剑,风靡千古,成为中华文物的瑰宝。越亡后,有些服饰仍然长期流传。

于越族源问题及“越为禹后”说新论

关于于越的族源问题,学界大致有"越为土著""越为禹后""楚越同祖""三苗后裔""非洲古猿"五说。从现有文献及考古发现看,"越为土著"应是代表观点。"楚越同祖"说与"三苗后裔"说是后人对史书记载的误读和讹传,"非洲古猿"说则存在明显悖论。"越为禹后"应理解为越国建立初期越王无余为夏禹后裔,但自无壬之后,越王之族属已转为越地土著,时间约在夏商易代之际或稍后,故越王勾践为夏禹后裔的论断是错误的。

从《东瀛诗选》的编选看汉诗对俞樾的逆向反馈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汉诗整体西传回归中国视野的表现即为《东瀛诗选》的编纂。俞樾的诗学源流观念在《东瀛诗选》的编纂中一目了然,《东瀛诗选》撰辑过程中的文艺批评亦使俞樾的文学认知思维体系得到延展和补充。文章此为切入点,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俞樾对《东瀛诗选》的编撰,探究日本汉诗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逆向反馈作用。

郁达夫与吴越文化

郁达夫是一个典型的以委婉柔美风格见长的浙西作家,他浪漫多情的性格气质,柔性的审美情趣,水性的艺术思维方式以及其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阴柔伤感的美学风格,细腻纤巧的表现方法,都鲜明地显现出吴越文化(主要是吴文化)对他产生的不可忽视的深刻影响。试图从郁达夫的创作中寻找吴越文化的深深印痕。

俄罗斯国立图书馆藏俞樾佚札考论

俄罗斯国立图书馆东方文献中心藏《明清名家书札诗稿》中有俞樾致其弟子徐琪信札一则,以往相关书信集均未刊布过,可与俞樾其他书札及诗文呼应对读。经考证,此札作于1891年12月21日,内容主要涉及俞樾与弟子徐琪之间的诗词唱和、著作刊刻及日常家事,反映了俞樾深厚的学术涵养、矛盾的著述思想、晚年的生活情趣及平和的人生态度,也体现了晚清特殊文化背景下一代儒林宗硕与弟子的浓厚情谊。此札为研究俞樾的文学观、俞樾著作的刊刻情况及晚清士人生活等相关问题提供了新史料。

俞樾基于平衡对称观念的训诂得失举隅

平衡对称是一种深植于汉民族文化心理的审美观念,中国古代文人的思维结构和语言结构都呈现出讲求平衡对称的特点。晚清学者俞樾将这一规律运用到训诂实践中。他常常从篇章文句结构的平衡对称角度出发,进行释词辨义,解决了一些前人未能很好解释的问题。不过,俞樾有时会夸大这种对称性对文本的制约,也造成了部分说解的牵强附会。

罗周《世说新语》题材戏曲创作的书写路径

对魏晋文化的痴迷促成了青年编剧罗周的《世说新语》题材系列创作,包括2014年创作的扬剧《衣冠风流》,2018年创作的越剧《乌衣巷》,以及2019年开始创作的昆曲《世说新语》折子戏系列。《衣冠风流》和《乌衣巷》是她在这个题材的探索和起步之作,两部作品分别从政治和情感出发,完成了对魏晋风度的精神建构,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元明清以降同类题材书写存在的困境,建立起了同类题材书写的写作范式,却仍未及圆满。而随后的昆曲《世说新语》折子戏系列则是罗周为《世说新语》题材戏曲创作寻找到的最适配、最完满的形式,并通过她独特的写作技巧,使《世说新语》中的诗性瞬间在舞台上迸发出了最大的生命能量和戏剧能量。

越族“贝丘”今犹在 濮人石墓千古存——渝东南酉水流域“螺蛳揭顶”墓葬研究

渝东南酉水流域保存了古代越人等民族文化与风俗习惯,其"螺蛳揭顶"墓葬更是古代越人的墓葬习俗,在中国水乡蚌壳仙女等民间文学中有体现,是水乡稻作民族葬俗模式在山区的遗留,与历史上的移民文化相关,是中国南方民族丧葬文化的精品,今渝东南民众应当是古代濮人和越人文化的保存者、传承者与创新者。

《史记》《国语》叙史风格之异探究——以吴、越国事的记载为例

《史记》《国语》在记载吴、越国事时,采用了大致相同的线索和文本,但在具体的叙述风格和特点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史记》之文简,《国语》之文繁;《史记》详时地,《国语》略时地;《史记》写轶事,《国语》记正事;《史记》贯古今,《国语》叙当时;《史记》文深情,《国语》文平白;《史记》尊儒术,《国语》信百家。

也谈越王勾践的“忍辱负重”

越王勾践"忍辱负重"的形象从先秦至两汉是不断变化的。在先秦有代表性的文献中,《左传》并没有提到勾践的"忍辱负重",《国语》反映了勾践能忍辱负重,但表现不够具体。经过《史记》和《吴越春秋》的描绘,越王勾践"忍辱负重"的形象更为鲜明,也更真实可感。勾践"忍辱负重"的形象变化与上述著作的成书有关。

于越是我国最早面向海洋走向世界的民族

于越是百越民族中文化最发达的一支,于越又是一个极具开拓精神的民族,它素以善于航海和习于水性的族群而著称,是我国最早面向海洋走向世界的民族,于越文化在世界上曾经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越南阮廌《舆地志》对“越地”的空间想象与诠释

越南早期形成的各类神话、传说蕴含着诸多有关“越地”的想象性描述。15世纪初,越南精英阶层在构建国家谱系过程中,对“越地”的空间想象及概念和内涵进行再诠释,其核心有两点,一则延续中国历史文献的记载,以体现其历史悠久性;二则意欲将春秋吴越对抗的历史嫁接到后黎朝政权与明朝之间的关系上,以体现自身的正统性。通过对“越地”的空间想象与文本诠释,后黎朝构建了一个符合当时理念所秉承的“正统性”历史发展脉络。

吴越文化的分野

吴与越互为近邻，语言相通，舟楫相同；但二次南下的夏文化与会稽地区鸟图腾族文化相结合，形成越文化；东下的周文化与太湖平原的鱼族文化相结合，形成吴文化。他们由于种族血统、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的差异，以及对待中原文化的态度不同，吸收华夏文化的程度不同。使吴文化和越文化各具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

余嘉锡《越绝书》成书问题辨证之辨证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一书对《越绝书》的作者及年代、书名篇目进行了考证与辨析。其继承了陈振孙的观点,对《四库总目提要》所倡杨慎“隐语”之说进行了批评,并得出《越绝书》“成非一时一人”的结论。《辨证》其说有得有失,但总体而言对后世研究提供了重要启发。

论俞樾《庄子平议》中“理训”的生成——以俞樾《庄子平议》对二王《庄子杂志》的继承为中心

俞樾《庄子平议》对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庄子杂志》的考据形式与考据结论均有吸收。俞樾《庄子平议》的一大特色,是在对二王《庄子杂志》继承的基础上,一方面发展了二王“相对为文”的考据形式,使“相对为文”成为可以不依赖任何考据质料的考据形式;一方面提高了以庄解庄考据质料的地位,使《庄子》文句的结构和语义成为可以支撑结论的唯一考据质料。两方面的相互结合、共同作用造成了“理训”的必然生成。“理训”既是文献考据学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又在一定程度上对文献考据学的基本精神有所偏离。

俞樾《諸子平議·管子》補正

德清俞樾(1821—1907),^(①)字蔭甫,號曲園,晚清樸學大家,徐世昌(1855—1939)《清儒學案·曲園學案》曰:“曲園之學,以高郵王氏爲宗。發明故訓,是正文字而務爲廣博,旁及百家,著述閎富,同、光之間,蔚然爲東南大師。”^(②)《諸子平議》一書,是俞樾的代表作,可説是子學訓釋的鉅著。此書仿效王念孫(1744—1832)《讀書雜志》而補其未及,識力之精,涉獵之廣,爲《雜志》之後,從事子學者不可或缺的典籍。然而,智者千慮,容或有失,今就俞氏《諸子平議·管子》十四則,詳加探討,審視俞説之瑕瑜,並作補正,祈能爲其中問題提供較爲清晰的解説。

俞樾《十二月花神议》考论

在中国民间文化中,“花神”极具魅力与影响力。在明代就有“百花神”之说,清代杨柳青“花神”组画以唐宋传奇及历史人物确定花神名称,《聊斋志异》编有花妖花神的故事,《红楼梦》中有祭祀花神的情节,《镜花缘》中刻画了“百花仙子”的群体形象,“花神”进入大众视野愈加清晰。在晚清俞樾所著的《曲园杂纂》中有一卷《十二月花神议》,此卷与花神也相关,虽篇幅不长,但其中论及了俞樾与友人对十二个月份花神的删选之由,以文人视角去定义花神,对文人交际、生活环境、审美情趣的考察也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