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文明论、殖民论及其批判之声——甲午战争130周年祭

在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政学两界人士效仿欧美列强,把“文明”作为一个重要的对中国开战的理由,用“文明”来文饰、掩盖、美化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真实意图,甚至将“文明”作为一种政治叙事,来描述战前的中日关系。作为一个肇始于近代西方的词汇,“文明”(civilization)这一旨在描述理想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生产方式、道德准则、个人特质的词汇与近代日本的殖民扩张活动之间有何关联,日本的意识形态家们是如何将文明与殖民扩张勾连起来的?在近代日本,有无检讨、批判这一做法的声音,其理论基础又是什么?凡此种种,值得展开讨论,此乃理解甲午战争以来东亚局势的重要内容。

福泽谕吉与“脱亚论”的理论与实践

福泽谕吉既是一位近代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个征韩侵华论的积极倡导者。这种“矛盾”性，取决于他要着力完成的两大任务：一是建立主权独立的近代化国家；二是以武威“大东亚秩序”来取代札教“华夷秩序”。前者诱因于西方“条约体系”下的“民族国家”理念；后者催生于颠覆东亚“朝贡体系”进而取中国而代之的百年夙愿。两大任务的显隐交替和互为前提，解释了《文明论之概略》与《脱亚论》之间的表层矛盾和内在关联。

日本现代文学偶像的反战先声——读芥川龙之介小说《将军》

芥川龙之介后期反战系列小说之首篇的《将军》,着力描写了日军敢死队精神上的盲目、无奈和疯狂,对照表现出中国抗日志士的镇定从容、大义凛然和视死如归,辛辣讽刺了侵华日军“持枪盗贼”的本质,矛头直刺日军偶像乃木希典,而这一切是在日本军国主义方兴未艾之时发出,是在日本本土中心发出,是由身为日本作家的芥川龙之介发出。其中的反战意识与被称为日本“近代思想之父”福泽谕吉之颂战思想针锋相对。仅此一篇足以评断,芥川龙之介可谓敏锐、真诚、勇于抗争军国主义的作家。他之被奉为日本现当代文学的偶像,从中国读者的立场观之也值得欣慰。

荀子、福泽谕吉、张之洞同名作《劝学篇》之学习观论析

在荀子、福泽谕吉、张之洞的同名著作《劝学篇》中,其学习观既有共同之处,如均论述了为什么学习、应当学习什么、应该怎样学习等问题,但又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荀子《劝学篇》主张学以成人,注重对传统经典的学习;福泽谕吉《劝学篇》强调学习是为了培养独立人格,重在传播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张之洞《劝学篇》提倡学习要以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以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张之洞的《劝学篇》与福泽谕吉的《劝学篇》之比较

张之洞和福泽谕吉分别是中国和日本近代的思想家,他们各自的著作《劝学篇》在中日两国的社会转型时期都起了重要作用。通过两部书的比较研究,探讨了二者思想之异同。

论福泽谕吉对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否定

明治维新后,日本为了实现侵略朝鲜的目的,在中朝宗藩关系问题上试图通过与中朝两国签订近代条约的方式,利用国际法与宗藩观念在属国、主权等问题上的分歧,来否定中朝两国之间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的宗藩关系。朝鲜壬午兵变时期,福泽谕吉为了支持日本政府的对朝政策,从中朝宗藩关系形成的历史上和实质上以及与近代条约的矛盾上,分两次对中朝宗藩关系进行了否定,其目的就是为日本政府排除中国在朝势力,进而侵略朝鲜寻找借口。

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思想轨迹

"脱亚入欧"是被称为日本近代之父的福泽谕吉为近代日本设计的国家道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正是在这条道路的指引下,快速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这条道路同时也给亚洲人民带来不可磨灭的伤痛。文章通过福泽谕吉早年的经历和各个时期的相关作品及言论,解读其当时的亚洲观和西洋观以及两者的内在逻辑关系,并结合当时日本国内外形势分析福泽谕吉"脱亚入欧"思想的形成轨迹。

福泽谕吉的近代观在日本近代公共图书馆事业中的体现

福泽谕吉的近代观对日本近代的发展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在公共图书馆事业中也不例外。在福泽谕吉的近代观中,对教育的重视与民族主义的观念成为他接受与宣传西方"文库"的基础。福泽的西方"文库"见闻通过《西洋事情》传播于日本,形成了日本近代最初的"文库"印象。此后,岩仓使节团的出访记录为福泽传播于日本的"文库"印象加入了更多的细节,强化了福泽的"文库"印象。福泽谕吉所主张的公共图书馆的教育功能、政府职责,以及日本近代中后期的民族主义演变为国粹主义后要求公共图书馆所具备的思想善导功能,都在日本近代公共图书馆事业中得到体现。

福泽谕吉的国际秩序观及其东亚史意义

福泽谕吉的国际秩序观既追随近代日本的对外政策,同时又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提供理论支撑,其形成和变化是他对日本自我定位及与世界关系的认识产生变化的产物。福泽谕吉在不同时期构建的国际秩序观所表达的价值取向皆以"欧洲一元文明论"为思想基础,强调"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学逻辑,并效仿欧洲近代国际秩序的双重原理,具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在相当程度上导引了近代日本蔑视型亚洲观的形成,对日本政府的东亚政策具有理论导向作用,使近代日本的东亚国际秩序构想更具功利性。在将中国和朝鲜强行卷入到危机四伏的东亚国际关系重构的纷争中,福泽谕吉的国际秩序观对东亚国际关系史产生了影响。

幕末、明治时代日本侵华思想检证

幕末、明治时代 ,日本已经开始侵略中国 ,各种各样的侵华思想不断问世 ,成为其侵略行动的战略指导和精神支柱。这时的侵华思想以大陆政策为核心和主线 ,以“神国”理念和民族优越论为特征 ,是封建扩张主义、殖民主义和民族狂妄主义的混合物 。

论福泽谕吉对巨文岛事件的认识

巨文岛事件发生前,面对英俄在东北亚的争夺,福泽谕吉在对日本所面临的国际局势表现出危机感的同时,将朝鲜喻为夹在日本和外国间之"蒲团"。事后,他认为朝鲜应"联英防俄",将俄国看作是朝鲜、中国以及日本的最大威胁。并且,他还认为朝鲜的灭亡难以避免,表达了为了朝鲜人民可以"祝贺朝鲜之灭亡"的观点。

试析甲午战争前福泽谕吉的朝鲜政略论

朝鲜问题一直是福泽谕吉关注的焦点之一。甲午战争前,福泽所阐述的朝鲜政略论与日本政府所制定的朝鲜政策大体上不谋而合,认为朝鲜是日本国防上的"防卫线",且实施朝鲜政略能消除日本国内的矛盾,但其前提是要废除《天津条约》对日本的"束缚"。其朝鲜政略论的实质是,在其具有西方殖民主义特点的文明观的掩盖下,希望以所谓亚洲"文明之先导者"的身份"促进"朝鲜的"文明开化",并以此来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

“脱亚论”与“兴亚论”——福泽谕吉与冈仓天心亚细亚主义思想的比较

日本近代的亚细亚主义思想内容繁杂,派别众多,其中以"兴亚派"与"脱亚派"最具代表性。本文从文明观、国家观的角度比较"脱亚论"与"兴亚论"思想的异同。这两种看似相反的理论实际上具有共性,"脱亚论"与"兴亚论"都是从日本特殊论出发,试图确立日本在亚洲统治地位的思想。他们互为表里、相互呼应,不仅在近代日本的不同时期里左右着当时日本的社会意识,而且成为不同时期的日本政府对外策略的方向。

福泽谕吉实学思想对我国高职教育的启示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在日本近代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他提倡通过实学来培育独立自尊的新型日本国民,实现日本的文明开化。实学思想构成了福泽谕吉启蒙思想的核心内容,对日本近代教育的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对我国高职教育加强内涵建设、提高育人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黄遵宪与明治思想界的渊源关系

黄遵宪在任中国首届驻日本公使馆参赞期间,深受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与明治思想界的重要启蒙思想家加藤弘之、福泽谕吉、中村正直有着较深的渊源关系,这种经历成为其形成渐进式立宪思想的重要因素。

颇值一读的劝学三篇——《中外劝学名篇系列》总序

荀子、张之洞和福泽谕吉,不仅是中外教育史上的三大名家,而且是中外思想史上的三大名家。他们三人都留下了一部赫赫有名的《劝学篇》,并且都可视为他们各自的代表作。这类著作就是我反复提倡一定要阅读的"经典"。读这种书,可以益人智德,能从根本上使人进步,并从而促成社会的发展,所以我劝青年人不妨一读。

福泽谕吉思想的日本主义特征

对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学界一直有文明启蒙和侵略启蒙两种评价。这一状况需要从对福泽思想全盘分析加以统合。在福泽思想的深处，由于接受西方国家条约体系，所以形成了其作为后进国启蒙主义特征的思想体系。为了完成国家“独立”，即日本国家的最高利益，在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明的同时，蔑视亚洲文化传统并强调模仿西欧的亚洲政策，是其自然的归宿。

关于明治思想中武士道的一个考察——以井上哲次郎的《武士道的本质》为重点

明治政府的建立标志着日本封建社会体制的终结,伴随着支撑武家统治的武士阶层的解体,武士的社会身份和思想都发生了变化。作为武士之实践伦理的武士道在明治思想史上主要表现为士魂的武士道、皇道的武士道和基督教徒的武士道,井上哲次郎则是皇道主义武士道的典型代表,他通过建构近代日本的国民道德使武士道重新发挥了作用。

福泽谕吉关于铸造近代日本国民的构想及其特点

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关于铸造日本国民的构想在近代日本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强调"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的天赋人权观;指出人的"独立自尊"是文明精神的根本,"一身独立,才能一国独立",学实学、长智德是个人获得独立的途径;提出国民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士族应当成为铸造国民的先锋和主体。福泽谕吉的思想显示了敏锐性、系统性和启蒙性特点,且路径明确,即主张从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着手来铸就国民,以私立立场亲身实践。但其思想前后矛盾,即由提倡民权转为压制民权,并大力鼓吹对外扩张。

《文明论概略》与东洋史学的文明论思维

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以文明的视角为历史认知与书写提供了一种框架模式,通过对文明内涵的解读拓展了历史观照及实践的范畴,在历史研究“人民性”的讨论中呼唤不一样的历史书写主体。在批评其自我消解的概念体系、自相矛盾的解读标的、自圆其说的讨论逻辑和自言自语的话语方式同时,还应看到其对日本东洋史学“文明论”在方式方法及内容上的影响。明治时期日本的考据史学与文明史学在“东洋”这一地域研究处汇流,是政治决定学术走向的注脚,决定了日本东洋史学的根本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