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中国艺术家的海外境遇——以张大千与王济远的交流为例

1960年代是特殊的时段,是困境也是挑战。在中国美术谱系中,艺术家海外美术实践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面临着挑战与机遇。张大千与王济远的交流以举办展览、讲座、交流及收藏等活动,为身在海外的中国艺术家开辟新路。本文以张大千致王济远信札笺释为主线,梳理两人的交流路径中所溢出的美术相关问题,考察1960年代从美术事件到中国书画收藏热与两人交流中所映射的社交圈相关问题,探讨华笔书画学院与美国美术机构的合作所映射的影响,探析中国艺术家的海外境遇。

3个砂梨品种在荆州地区的主要生物学特性和适应性比较

以‘长梨一号’、‘翠冠’和‘圆黄’3个砂梨品种为试验材料,调查了其芽苗在湖北荆州地区定植后第1年和第3年的生长表现和适应性,结果表明,芽苗定植后第1年,‘圆黄’株高最高,达164.4 cm,‘翠冠’株高最低,为116.4 cm;‘长梨一号’叶片数量最少,为11.5片,‘翠冠’和‘圆黄’叶片数量相当;‘长梨一号’接芽成活率最高,接芽成活率为82.4%,而‘翠冠’和‘圆黄’的接芽成活率分别为64.9%和62.1%。定植后第3年,‘圆黄’株高最高,达3.46 m,‘翠冠’和‘长梨一号’株高相当,分别为2.72 m和2.65 m;‘圆黄’冠径最大,‘翠冠’和‘长梨一号’冠径相当;从一年生枝条数量来看,‘圆黄’不论是长枝、中枝还是短枝的枝条数量均为最多,而‘翠冠’和‘长梨一号’的长枝、中枝、短枝枝条数量相当;‘圆黄’单株花序数量最多,达81簇,‘翠冠’居中,达48簇,‘长梨一号’最少,只有28簇;‘长梨一号’花序花朵数最多,达9朵,而‘圆黄’和‘翠冠’相当,只有7朵;⑤‘翠冠’和‘长梨一号’物候期相近,‘圆黄’比‘翠冠’和‘长梨一号’晚5 d左右,果实成熟期相差10 d左右;从虫害来看,‘圆黄’最轻,‘翠冠’其次,‘长梨一号’表现最为严重。由此可见,‘圆黄’梨在荆州地区的适应性最强,‘长梨一号’在荆州地区的适应性最弱。

略论袁昶对陆游的评价和接受——兼谈日记对接受史研究的启发

晚清诗人袁昶的稿本日记中,有很多对陆游及其诗歌的评价。从中可以看出袁昶对陆游的接受侧重于人品修养与身体养生方面,但他对于陆游诗歌也很熟悉,并能化用到自己的创作中。袁昶稿本日记中的相关记载,可以部分改变晚清为陆游接受低谷之论,并对如何做接受史研究有所启发。

援赋入碑:夏侯湛《张平子碑》对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之承变

陆云言其兄陆机“碑文似赋”,实揭示出西晋碑文受赋融衍之情形。西晋夏侯湛与东汉张衡有相似之坎坷经历,故在出补南阳相途中,睹平子墓而兴感,援张衡为异代知己,在继承东汉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的基础上,一改崔作辨裁之风,援赋入碑,撰《张平子碑》,与纪行赋同一情致,在感叹平子命运时,寄寓自身情怀,以赋家常用的“若夫”“向若”“于是”等连接词串连全篇,层次分明,极力敷写、赞扬张衡才学之高深,兼具艺术性与思想性。夏侯湛援赋入碑与魏晋文学自觉相关,在彰显其所具有的“赋家之心”时,扩大了碑文的容纳能力,使碑文语言更具张力,增强了碑文的文学性、可读性和感染力,使得泛文学观念落到了实处。

《张协状元》对社会文明关系重构下人性异化的书写

南戏《张协状元》从社会外部思想文化环境与人性内里两方面入手,在揭示宋代婚变问题社会原因的同时,又就社会文明结构重构给人们思想上带来的震动和新兴贵族阶级被迫异化的“人性”予以关注。张协与王德用都在世俗世界的摸爬滚打中,在自我不断被“异化”的过程里,最终以主动纳受“利益婚”的形式完成了自己人格的置换。《张协状元》为“婚变剧”内蕴的表达扩展了空间和维度,张协“换汤不换药”的两次婚姻,既是异化的人性所致,也是他在世俗世界中被迫做出的无奈选择。

论金元时期北曲套曲之内涵——兼及“尾”在其生成中的意义

金元时期北方的散曲与杂剧总称北曲,在元代达到鼎盛期。至晚在金元初期散曲套数已然存活于民间阶段的具体实践中,就剧曲套数而言,元人虽注意到它与散套的差异,但更多是以文体作为二者区分的依据。“尾”从作为附加段落出现到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部分,对北曲套数的生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是探赜金元北曲套曲不可或缺的一环。

郭守敬“实学”文化窥略

蒙元统治者重视天文、水利、医药等实学,轻视儒学,中断科举八十年之久。元代知识分子“顺应天时”,专注于“实学”。北方地区以刘秉忠为首的“邢州术数家群”因“实学”成就非凡而备受器重,郭守敬可谓“实学”集大成者。在酌古宜今的利国利民思维、水利综合治理、亲身实践、重器物及轻说教等方面,郭守敬都有“实学”文化体现。随着元代中后期继续开科取士及明清科举盛行,实学日趋式微,郭守敬不被推崇。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背景下,社会上大力推崇科学技术,“实学”文化大行其道,郭守敬再次声名鹊起。长时段考察郭守敬“实学”的文化影响力,有助于认知中国近世的文化变迁。

元代和买法律制度考论

和买,泛指官府向民间购买物品的行为。其核心便是“和”,即蕴含着自愿交易、买卖的官民双方地位平等、官府购买民间物品应以货币的形式支付对价等含义。为了规范和买行为和保障和买秩序,元继于宋,确立起了一整套包括均平摊派、时估、法定程序、和买钱货两清的支付原则、税课管理制度等在内的和买法律制度体系。然而,和买法律制度在“商品化/赋税化”“和/不和”的博弈中,最终滑向了政府主导、赋税化的境地,而随意的摊派与吏治的败坏在其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和买法律制度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减缓其由“和”向“不和”的赋税化性质蜕化的作用。

元代高昌进士偰玉立的河东宦迹与文学书写考论

偰玉立在河东山西为官六年,今存七首河东山西记游诗词,学界对此尚未有专门的研究。偰玉立河东宦游与文学书写的文化意义在于:参与了当地文士诗歌唱和、同题集咏,构筑了多民族、多层次的士人交游圈;同时,其“林泉之好”成为少数民族士人化的象征,代表了少数民族士人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显现。以偰玉立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士人群体对儒家文化的接受、认同与传播,是多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融过程中的一个缩影。在这个过程中带来的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文化的扩散和社会教化的推动,为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历史借鉴。

元代戏曲中的屠夫书写

我国现存七部涉及屠夫形象的元代戏曲,从性格、品质、思想三个方面呈现了元代市井屠夫的真实面貌。相较于前代,元代文人在刻画“屠夫”一类人物形象时,不仅展现出去传奇化而近世俗化的新特点,还摆脱了杀生有罪观,注重表现屠夫的正面品质。同时,元代戏曲中的屠夫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人的精神世界,即他们对儒家政治理想的坚守和对道家超脱世俗的向往。元代戏曲中的屠夫书写为人们了解元代社会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生动的材料。

“耿吾既得此中正”——论屈原对《周易》中正思想的接受

《周易》以卜筮为表、哲学为里,是一部重要的源头性著作。“中”与“正”是《周易》中有关爻位的一组概念,出现频率极高,使全书具有浓厚的中正思想。儒家孔子曾到访楚地,推动了《周易》与中正思想在楚地的传播。屈原对《周易》中正思想有所接受,其追求“美政”的政治理想符合“中正之道”,其处世原则是“正道直行”,其道德追求是中正之德。

元代中书省户部官员额问题考析

元至元十三年之前户部官员额与户部机构的不断析分、合并相伴而行,且变化比较频繁。主要原因在于立国之初各项制度和官制并不完善,处于探索阶段;至元十三年之后户部官员额比前一阶段整体增加,尤其是户部尚书向多员制的转变,是元代各族参用的用人政策、户部尚书内部分工、“圆坐署事”制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相对而言,至元十三年之前的户部官员额,有助于户部更好、更高效地发挥其职能。而至元十三年后的户部冗官日益增多,内部多有扯皮,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元代政治制度中蒙古传统与中原“汉法”二元混合体制存在的难以调和的矛盾,为户部官员额曲折的发展历程奠定了基调。这也是元代户部官员额与其它朝代户部官员额最大的不同之处。

圆明园遗址公园保护利用现状调查与研究

圆明三园(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高峰和典范,这座历史园林遗产的保护是中国历史园林遗产保护的重要问题。基于对圆明三园各个景区现状进行的全面详细的实地调查,从山水体系、景点遗址、植物景观等角度与全盛时期进行对比,探寻发生的变化。分析圆明三园作为遗址公园在保护与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对其保护和利用提出意见和建议。

长圆针治疗心脏神经官能症的临床研究

目的观察长圆针治疗心脏神经官能症疗效。方法将89例心脏神经官能症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44例依据经筋理论,采用长圆针治疗,对照组45例采用西药治疗,观察治疗组和对照组疗效。结果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治疗组经治疗后显效率为88.64%,对照组显效率为35.56%,治疗组显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经治疗后总有效率为100%,而对照组治疗后总有效率仅为68.89%,总有效率治疗组显著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病例精神状态评价:治疗后,治疗组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良反应比较:治疗组治疗期间,没有发生不良反应,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2.22%(10/45),治疗组不良反应发生率(0)明显低于对照组(22.22%),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长圆针治疗心脏神经官能症效果显著,值得推广。

基于数据挖掘方法分析袁长津教授治疗咳嗽用药规律研究

目的:应用中医传承辅助系统软件分析袁长津教授治疗咳嗽的用药及组方规律。方法:收集袁长津教授2015年9月至2016年5月治疗咳嗽的病历,录入"中医传承辅助平台(V2.5)"系统,采用系统中的关联规则、改进互信息法、复杂系统熵聚类等无监督数据挖掘方法,总结袁长津教授治疗咳嗽的常用药物及分析方剂的组方规律。结果:纳入141例患者,共326首处方,确定处方中药物的使用频次、药物间的关联,挖掘袁长津教授治疗咳嗽基本方及10首新处方。结论:袁长津教授治疗咳嗽习用透邪止咳为主,辅以对证之法;宣降相随、攻补兼施、寒温同用。

基于膝痹病的中医针推特色疗法研究进展

基于膝痹病的针灸疗法、推拿疗法及相关特色疗法对膝痹病的治疗方法研究,发现大部分以临床疗效观察为主而鲜有病机、生理病理形态学变化相关研究。为此提出新的研究方向和思路,并且思考长圆针配合整脊手法治疗相结合应具有潜在的价值,以期提供一种更加快速、有效的临床治疗手段,丰富膝痹病的临床诊疗方案,缩短治疗周期、提高临床疗效。

张爱玲《金锁记》与《窦娥冤》的互文关系

张爱玲小说《金锁记》的题名来源于明代袁于令的传奇戏剧《金锁记》,而传奇戏剧《金锁记》则是对关汉卿《窦娥冤》的改编。张爱玲的"以戏为名"和"借题发挥"透露出其小说与《窦娥冤》之间存在着互文关系。这一互文关系特别地体现在人物形象、主题思想和叙事结构这三个层面。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悲剧的《窦娥冤》和"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夏志清语)的《金锁记》,二者之间的互文性生动地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的演变关联。

蒙元时期陕甘宁交界地区干湿变化特征

从官修正史、方志和历朝纪事本末、区域气象灾害年鉴等历史文献资料中提取关于陕甘宁交界地区(元前期陕西四川行省的西北部以及元后期的陕西行省和甘肃行省的交界地区,主要包括宁夏府路、河州路、巩昌路、奉元路和延安路之间的部分)的水涝、干旱等气候信息共240余条,利用湿润指数法、旱涝灾害定级法对其干湿变化特点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208-1369年期间,陕甘宁交界地区气候总体以干旱为主。旱涝灾害发生频率的比例为85/38。按照旱涝变化类型可将研究区旱涝变化过程分为三个时段,1208-1240年是以干旱为主要特征,局部时段偶发水涝灾害的时期;1240-1320年,基本持续干旱,而且极端干旱事件频发;1320-1369年,旱灾略有好转,但是旱涝交并发生。蒙元时期陕甘宁交界地区的干湿变化具有明显的转折性和周期性。转折主要发生在1230年和1325年前后,以此两点为界,前后气候变化类型有比较明显的差异。蒙元时期的干湿变化具有10年和23年的准周期,均与太阳活动周期吻合,说明蒙元时期区域干湿变化受太阳活动影响较大。

袁昶的仕隐困境与“玄又玄”诗歌风貌

在诗歌审美分化愈益明朗的背景下,袁昶首次从历史文化资源中发掘出"惊四筵"和"适独坐"的文学观念,并通过自己的诗歌创作去实现"适独坐"的文学审美。"适独坐"在袁昶的诗中最起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乱世文人仕与隐的矛盾。袁昶一生徘徊于其中不能抉择,于是他通过各种途径营造"市隐"、"朝隐"、"吏隐"的境界,为自己安排一片休憩缓冲的家园。其二是仕隐的思想意蕴。袁昶的诗中山水与老庄并具,写景与玄理兼有,"玄又玄"是又一突出的特点。但是他的"玄又玄"不仅是老庄,而是老庄、理学、佛学甚至神仙思想兼而有之,又佐之考据学,从而呈现出驳杂深刻的状态。

开封地区宋元时期洪涝灾害与气候变化

整理分析历史文献资料，提取出北宋和元代开封地区的洪涝灾害信息，对比探讨两个时期洪涝灾害发生特征及其反映的气候变化。结果表明，宋元开封地区洪灾频发，平均2．75～2．89a发生1次，北宋以中度雨涝为主，元代以河流决溢大灾为主。北宋前70a洪灾频发，元代则两头少中间多。宋元洪灾主要集中于夏秋季节，夏季风降水增多或集中是其主要驱动力。北宋洪灾空间差异较小，元代则因距离黄河改道远近而差异较大。北宋前期约40a气候偏干，之后干湿波动频繁，元代相对湿润并延续至后期；宋元洪灾均具有共同的准3、7a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