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邢台对刘秉忠设置元大都中心台的影响初探

元大都设置“中心台”于都城四方之中,中心台规划一直以来是城市规划史上的一个谜题。通过文献解读和空间复原发现,金末元初邢州城中心有古邢台,处于山川测望线交汇点上,邢州城的台—城—山空间关系与元大都相似;元大都规划主持者刘秉忠对邢州有深厚的故乡情结,对邢州的台、城、山及其空间关系有充分的认知。推测元大都中心台设置很可能参考了邢州城的古邢台,实现了古代山川定位技术方法的传承与发展,相关历史遗存是重要的规划遗产。

元大都大明殿外檐斗复原研究

元代时北京老城的城市格局基本形成,其宫城位于大都城之中,是现今中轴线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关于元大都复原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是学者们大多以都城布局考证为主要研究方向,对宫殿建筑本体复原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大明殿是元大都宫殿建筑中最重要的建筑,其斗栱形制与构件细部变化体现着元代建筑的时代特征。尽管大明殿已经毁于明初,文献档案中的记载也并不详细,但是通过大明殿外檐斗栱的复原工作,依旧可以再现元代宫殿建筑斗栱形制,让人们更加了解元代建筑。

元朝大都梅朵热哇今地考

文章依据汉藏文资料,对藏文史书中记载的元朝大都梅朵热哇(me tog ra ba)今地做了考证,认为该地可能是位于今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路北妙应寺的故“大圣寿万安寺”。它既是帝师们撰写法旨、颁布命令、从事法事活动并最终圆寂之地,也是担任帝师的萨迦派高僧活动的中心,还是总制院所在地。汉文中的“活佛”一词,最早出现在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而非目前大家熟知的明正德年间。

元朝高丽进士李穑的“燕客录”——以李穑诗为中心的考察

李穑一生三次来到元朝都城大都:至正八年,他到国子学游学;至正十三年参加元朝科举考试;至正十五年,任职元朝翰林院经历,次年初弃官回到高丽。李穑在中国学习、工作期间,广交科举同年、大都官员和一般士人以及生活在大都的高丽僧人、出仕元朝的高丽官员。这种丰富的人际关系网络对他在大都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给予了支持。另外,李穑还融入崇尚诗文的大都士大夫群体,李穑的诗作成为其社会交往的媒介以及元朝与高丽政治、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元上都、大都与中都规划设计之比例、尺度与数术内涵探析(上)

结合考古实测数据、文献记载和几何作图分析,探讨元上都、大都与中都三座都城规划设计的构图比例、尺度规模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数术内涵。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发现并指出:元代三都在规划设计上皆存在着清晰的构图比例,集中体现在每座都城的外城、皇城与宫城的平面形状与比例关系上;三座都城的外城面积与宫城(有时包括皇城)面积皆存在整数倍关系,而大都与中都的宫城面积与宫中主体建筑(前朝或后寝的正殿)所占据矩形地块的面积也存在整数倍关系——若套用《周礼·考工记》中“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或者《营造法式》中“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等古代术语,可将上述规律归纳为“都度以宫”“宫度以正殿”或者“凡营都之制,皆以宫为祖”“凡营宫之制,皆以正殿为祖”。此外,上述比例关系中所涉及的数字,以及各都城三重城垣、宫中正殿(甚至包括街区、街道等)的尺度换算成元代尺、步、丈、里、亩等数值,皆呈现出丰富而博大的中国传统数术内涵,尤其表现为对《周易》思想以及中国古代天文、律历的象征,这也恰恰与历史文献中所记上都、大都的主要规划者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的知识结构与思想体系高度契合。

元上都、大都与中都规划设计之比例、尺度与数术内涵探析(下)

结合考古实测数据、文献记载和几何作图分析,探讨元上都、大都与中都三座都城规划设计的构图比例、尺度规模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数术内涵。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发现并指出:元代三都在规划设计上皆存在着清晰的构图比例,集中体现在每座都城的外城、皇城与宫城的平面形状与比例关系上;三座都城的外城面积与宫城(有时包括皇城)面积皆存在整数倍关系,而大都与中都的宫城面积与宫中主体建筑(前朝或后寝的正殿)所占据矩形地块的面积也存在整数倍关系——若套用《周礼·考工记》中“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或者《营造法式》中“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等古代术语,可将上述规律归纳为“都度以宫”“宫度以正殿”或者“凡营都之制,皆以宫为祖”“凡营宫之制,皆以正殿为祖”。此外,上述比例关系中所涉及的数字,以及各都城三重城垣、宫中正殿(甚至包括街区、街道等)的尺度换算成元代尺、步、丈、里、亩等数值,皆呈现出丰富而博大的中国传统数术内涵,尤其表现为对《周易》思想以及中国古代天文、律历的象征,这也恰恰与历史文献中所记上都、大都的主要规划者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的知识结构与思想体系高度契合。

高分辨率洞穴石笋中稳定同位素应用——北京元大都建立后对森林资源的破坏—δ^(13)C记录

对采自北京西山石花洞内的石笋进行了δ^(18)O,δ^(13)C和Mg/Sr分析,获得分辨率为25a的北京地区3000a以来的古气候和古环境信息。以δ^(18)O和D_(Mg/Ca)作为气候变化信息,证实石笋δ^(13)C反映了古气候变化对植被的影响。当石笋δ^(13)C值增大时,表示C_3/C_4植物比值降低,气候变干热;当石笋δ^(13)C值减小时,表示C_3/C_4植物比值升高,气候变湿冷。同时,笔者也发现了北京元大都建立以来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在650B P至360B P,从元大都建立到明代晚期北京外城的增筑,北京西山林木被砍伐用于建筑和烧制木炭,使得这一地区的植被遭受重大改变。C_3/C_4植物的比值大幅度降低,石笋的δ^(13)C值增大3‰。尽管在此之后的气候条件有利于C_3植物的发育,但这一地区的植被没有恢复到受人类破坏前的水平。通过与历史资料对比,证明石笋中的δ^(13)C记录的确能反映C_3/C_4植物比值的分配变化,从而可以间接地反演古气候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元大都城市中轴线研究--兼论中心台与独树将军的位置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要求保护"传统中轴线",结合申遗工作,加强钟鼓楼、玉河、景山、天桥等重点地区综合整治,保护中轴线传统风貌特色。保护传统中轴线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元大都城市中轴线何在?与大内轴线是什么关系?与明清北京城市中轴线是什么关系?研究注意到,元大都设置了"中心台"作为都城规划设计的一个基本控制点,中心台是全城的中心点,位于都城中轴线上,因此可以通过确定中心台的位置来探索城市中轴线。根据文献记载发现中心台位于今鼓楼(元代齐政楼)之东,运用"参望"之法复原刘秉忠基于地理形势确定中心台的过程,限定了中心台的分布区间,并结合实地探勘与古图比对,基本锁定了元大都中心台的具体位置,确定了城市中轴线的方向,揭示了元大都城市中轴线与大内轴线并不重合,因而也不与明清北京城市中轴线重合的真相。对于元大都城市中轴线及中心台的研究,为积极推进中轴线申遗工作及保护传统中轴线和加强老城整体保护,提供了历史的、科学的基础。

元大都宫殿营建及功能略述

早在七百多年前,中国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朝代——元朝,而北京出现了一座壮丽的城市——大都城,这里开始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随着元朝的灭亡和都城的迁移,曾经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美的皇城之一的元大都皇城被拆毁了。所幸元代以来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献为这座消失的皇城记录了一些珍贵的资料。这些资料反映出元大都宫殿营建的过程和宫殿中主要建筑的功能。

佛教在元大都传布的历史考察

元朝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幅员辽阔而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蒙元统治者在宗教信仰上实行"兼容并包"和承认现状的政策,对中原地区已有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信仰都予以承认,故在元朝形成了多种宗教与文化并存、共同发展的局面。由于蒙、藏的特殊关系,元朝统治者对藏传佛教尤为尊崇,并且将藏传佛教的"领袖由国师提为帝师,建立起元代特有的帝师制度,使藏传佛教及其领袖具有了崇高的社会地位"[1]696。由于元朝统治者对佛教特殊的关爱,作为蒙元帝国的大都(即北京地区),无论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在元朝统治时期都颇为兴盛。元朝政府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总制院为宣政院,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国佛教的管理。元大都遂成为佛教发展的中心。

元大都城市文化与杂剧作家气质

元大都在当时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举世瞩目的世界城市,也是元曲鼎盛时期全国杂剧中心。这里活跃着一大批最优秀的杂剧作家,他们绝大多数是本籍人士,在人生追求、艺术禀赋和文化素养等方面,都表现出与传统诗文作家迥然相异的特征。独特的城市生活和特殊的文化环境,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适宜成长和发展的环境。大都城市文化与杂剧作家以及创作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得以凸显。

《稼亭集》所见元至正五年大都灾荒事

高丽文人李榖所著《稼亭集》及其他史料记载,对元至正五年发生在大都的灾荒情况进行了探讨。元廷对此次灾荒的救济不尽理想,其中粮食供应不足、赈济制度弊端以及官府弊政是救荒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

元大都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几点思考

元大都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元代开始,大都城(今北京)取代了汉唐长安(今西安)、洛阳,两宋开封、临安(今杭州),成为全国唯一的政治中心,有其必然的内在发展规律。程朱理学被定为"官学",体现了北方学者文化影响的权威性。大都新城的建设,充分体现了设计者的文化思考。而大都与上都的长期并存,体现了民族融合的时代特征。

元代大都城南花卉文化的兴起

北京丰台花卉文化的源头可以上溯到金、元时期,元代是其蓬勃兴起的重要阶段。在国家统一和城市建设的影响下,大都城南地区别墅众多、文人雅集,带动了花卉种植业的兴起与赏花风尚的形成;永定河主河道的移出,为花卉种植提供了水脉、土壤以及交通等适宜的自然条件。社会变动与环境变迁,共同促进了北京城南部这一特色地域文化的发展。

元末大都城市的粮食供应

元代前中期,大都城市粮食供应稳定,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但14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大都的粮食供应出现了严重危机。对此,元朝政府采取了"兴京畿水利、行畿内屯田","籴粟催漕、济屯粮不足","资遣流民、汰减冗官"三方面的措施,以缓解城市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这些措施取得了有限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元朝末年的统治危局。

佛教在元大都传布的历史考察

元朝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幅员辽阔而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元统治者在宗教信仰上实行"兼容并包"和承认现状的政策,对中原地区已有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信仰都予以承认,故在元朝形成了多种宗教与文化并存、共同发展的局面。由于蒙、藏的特殊关系,元朝统治者对藏传佛教尤为尊崇,并且将藏传佛教的"领袖由国师提为帝师,建立起元代特有的帝师制度,使藏传佛教及其领袖具有了崇高的社会地位["1]696。由于元朝统治者对佛教特殊的关爱,在元帝国大都,即北京地区,无论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都颇为兴盛。元朝政府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总制院为宣政院,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国佛教的管理。元大都遂成为佛教发展的中心。

从权力边缘到话语中心:元代南士北游及诗坛图景演进

以求仕、扩大视野、增长学识为主要目的的元代南士北游,在将南方儒学与诗文观念传布北方的同时,其自身也得江山之助,一改宋以来诗坛狭窄委琐之气。在南北交流的过程中,南士逐渐成为元代诗坛的主导力量,掌握了诗歌话语权和理论阐释权,复古最终成为一种潮流。他们在北游过程中不仅强化了南士在文学创作格局中的影响力,而且将宋型文化延续光大,最终形成了多元文化融合下南北诗文风气的大一统局面和以大都文化圈为核心的元代诗坛。但其与北方文士在"雅正"理论和效果上的不同,实则暗含着文化权力秩序的差异与矛盾。

元曲语音非大都语音辨正

元曲包括元代的散曲和杂剧剧曲。在今人的著作中,一般认为元曲所用之音韵为当时的大都语音。其实,结合元曲产生的实际和元曲作者使用音韵准绳的《中原音韵》声韵系统,元曲音韵属中州汴洛语音系统,而非大都语音。

元、明宫城平面规模研究--基于元大都宫城规模及象征意义分析

通过分析元大都宫城规模的规划设计理念对《易经》乾卦“九五”爻辞“飞龙在天”的附会发现:一方面明中都的皇城以及北京紫禁城的平面形状与元大都宫城相似,并且分析得出这一相似背后均隐藏着元、明宫城通过周长和面积的比例关系达到象征意义的方法和元大都宫城规划理念对明朝皇城、宫城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分析考古发现的北宋西京宫城规模,分析其中包含的这一象征意义以及在早期宫城设计中实现这一象征的设计方法。元宫城的尺度对《易经》表达的象征意义的附会表明蒙元统治者在追求其权威的象征性时采纳了中原儒家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其自身对作为中原王朝正统继承者身份的认可。希望这一研究能为与元大都宫城周长具有相似数值的其他古代宫城的平面规模研究提供新的观察角度。

元大都城墙遗址公园浅析

元大都城墙遗址公园建成于2003年,城墙遗址为元代遗址。对元大都城墙遗址公园的研究,在元代城墙历史研究、元明清三代城墙演变以及城市内部的遗址公园模式探讨等方面有很强的价值意义。文章通过对元大都城墙和元大都城墙遗址公园的发展历程进行考证,并对城墙遗址公园的现状进行实地走访调研,对元大都城墙遗址的价值进行分析,从而发现元大都城墙遗址公园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提出自己的建议,希望能够对处于城市建设区内部的元大都城墙遗址公园的建设上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