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晋宫怨文学情感主题的建构

司马相如《长门赋》、班婕妤《怨歌行》《自悼赋》以及左贵嫔《离思赋》四篇汉晋宫怨诗赋,向人们昭示了古代宫廷女性,尤其是宫妃几难避免的生命悲剧。四篇诗赋在古代宫怨文学的建构中提供了经典的范式,形成望幸、忧宠、自悼、思亲四个情感主题,在中国宫怨文学情感与主题史上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奠基作用和导向意义。

钟嵘《诗品》班婕妤条疏证

钟嵘在《诗品》中指出班婕妤"出于李陵"主要在于二人人生遭际相似,作品以怨情为主,均体现出重比兴和卒章显志的写作手法。另外,《汉书》不载《怨歌行》不能成为此诗为伪作的理由,因班固具有浓厚的忠君思想,多不选录怨君愤上之诗。

《醒世姻缘传》黄肃秋注几处释义商榷

《醒世姻缘传》是一部以鲁方言写成的白话小说,书中保存了大量的方言词语,是研究鲁方言尤其是鲁中方言的宝贵资料,但不少方言俗语不易理解。黄肃秋标点注释本是该书较好的版本,但黄先生本人不生活在鲁方言区,其注释中对一些方言词的训释不够确切甚至出现讹误。小说主要发生地山东武城,武城,地属德州,以德州方言对校黄注中个别误释的词语,可以得其确解。

元诗“四大家”歌行的主题内容与文化意蕴

元诗“四大家”歌行的题材取径多元丰富,又以酬友寄赠、忧念民生、题写书画等为其歌行体诗歌的主要生产方式。四人与道士羽流、多族身份诗人的多向互动,全面体现了元代开放包容的文化气度;对社会矛盾、林泉之思等内容的揭示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特有的时代情绪,具有一定的艺术张力。

颜元的“格物致知”思想

清初学者颜元在批判前人对"格物致知"解释的基础上,以"习动"、"日行践履"的求知观为出发点,认为"格物致知"就是亲自动手去做实际的事情,真切接触事物。同时提出"知以物为体"的观点,强调以"六德、六行、六艺"为内容的"三物"为实践对象方能得到真知,并有利于个人道德修养的提高以及社会价值的实现。

元诗“四大家”歌行的创作倾向与创新尝试

元代诸多歌行作家中,元诗“四大家”显得尤为突出.四人歌行创作主要以李、杜二人为取法对象,多表现为遣词造语、风格意境等明显的模拟和直接借鉴.同时,他们又能有所变通,将带有民族性的审美对象融会于写作之中,呈现出异代文化下的新变风貌.这种固本与求变的创作观点为其增添了众多不类唐宋的创作活力,助推了整个元代的歌行创作水平.

班婕妤生年及其《怨歌行》作年与真伪考辨

关于班婕妤的出生年代,大都据傅玄、李白《怨歌行》"十五"入宫,再据汉成帝竟宁元年(前33)即位,上推十五年,认为班婕妤当生于汉元帝初元二年(前47)。今据《汉书》与《资治通鉴》的有关资料,提出质疑。徐陵以为《怨歌行》作于班婕妤退居长信宫时,而郭茂倩《乐府诗集》亦持此种观点。长期以来不少学者以为《怨歌行》非班婕妤所作,是篇伪作。今据班婕妤生平事迹和有关史料加以辨析,考证《怨歌行》为班婕妤居增舍宫所作,并非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