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粹然一正”与郝经的“风雅”诗学——从《遗山墓铭》对元好问诗作的评价说起

“粹然一正”是元代批评家郝经诗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既是对元好问诗作的一种评价,也潜含于郝经其他诸篇诗论中,与风雅、雅正相关联,共同构成其对“风雅”诗学的传承与弘扬。面对金元战乱冲击和传统文化的断裂,文化救世是当时士人群体的选择,郝经以宗经为本力倡“性情风雅”说,批评萎坠浮艳“尽有作为之工”的诗风,突出体现了元初北方之学以及诗文审美的变革。

一语万古新:元好问五言诗的审美取向

元好问是金元政权更迭时期最为耀眼的一位作家,其诗歌主要以沉郁苍凉的七言丧乱诗著称。与其丧乱诗相较,元好问的五言诗审美风格又有明显不同。其五言诗在审美取向上更为清新质朴,崇尚自然,主要体现为诗歌内容上对山水田园的亲近、诗歌风格上强调天然淳朴的性情,以及诗歌境界上流露出的达观淡泊。元好问这种追求质朴浑成的五言诗审美取向,为唐以后的五言诗史作出新的审美贡献。

刘勰与元好问创作观的相似性析微——以《文心雕龙》和《论诗三十首》为考察中心

刘勰与元好问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文心雕龙》与《论诗三十首》亦震古烁今。生逢朝代更迭之际,二人皆有匡正文风之心,创作观亦存在相似之处。一则刘勰“修辞立其诚”观与元好问“以诚为本”观皆对创作者的道德、情感作出要求;二则刘勰重道和宗经,元好问明辨正体和伪体,二人皆推崇合乎中庸的“雅正”风尚;三则刘勰与元好问皆力主骨峻风清、刚劲健直的“风骨”之美。使用联系与比较的方法探讨跨文体、跨时代的文论观,对刘勰研究、元好问研究及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皆有参考意义。

元好问《东平府新学记》解析

元好问《东平府新学记》一文是金国灭亡后儒家文化在北方世侯的保护下逐渐恢复的时代大背景下写就的。元好问在《东平府新学记》中首先指出了东平府学在唐宋金历史上一脉相承,在金国时有过辉煌的办学成绩,东平府“不替问学,尊师重道”的地方风俗强大。将风俗提升到国家元气的高度,体现了元好问独特的文化历史观。在当时,东平府学既是州学,也是孔府家塾,还暂时扮演了太常寺的功能。东平府学培养了元朝第一批重要的文人官僚,并使东平率先成为了大蒙古国及元朝的文化高地。文章最后讨论杀身之学与异端杂学的种种表现。总之,该文是体现元好问文化立场的重要文章,值得认真研究。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被曲解的“曲学”

历来对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曲学虚荒小说欺”一句的“曲学”释义有二,一是乡曲之学,二是曲艺之学。前者更贴合词义语境和元好问的文学观。产生曲解原因有二:从内部文体特征看,曲体存在“虚荒”“俳谐怒骂”等美学特性;从外部社会条件看,金元之际曲唱艺术发达,不少文人采曲入诗,致使诗歌由雅变俗。为了解开误读,可从“曲学”词义衍变与元好问的曲学成就两方面考察。首先,“曲学”词义突变始自明代曲话,金元时期该词并无指代剧曲、散曲的相关用法,元诗属孤证。其次,元好问不仅首度变词为曲,有元曲开创之功,又善于自制曲,其本人不太可能有为张目诗学而贬低曲学之举。

小说、典故与诗歌——从元好问“曲学虚荒小说欺”谈起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是古代文论的名作,第23首中“曲学虚荒小说欺”一句,过去学者大多不予注释和讨论,中国文学批评史论著对此也大多跳过不讲。实际上此句所论是苏黄等宋代诗人在诗歌中使用小说和曲学典故的问题。宋人在博学风尚下大量阅读小说,与此同时,宋人作诗又好用僻典,于是小说和曲学成为诗歌用典和取材的重要来源。苏轼、黄庭坚等人诗中使用小说典故表现突出,并开启了一时的风气,而到南宋和金代,元好问等人则对这种诗风和诗学进行了批评。

元好问《中州集》和楚辞

元好问编写的《中州集》是第一部金朝的诗词选集,共辑录了251位作家的2062首作品,意义重大。收录了宋代使者5人的84首诗词作品,还收了由辽入金的作家,和由金入元的作家作品。我们习惯上称为金代诗歌总集,不够确切。元好问在编写选集的时候,出于安全等方面考虑,尽量不收关于《楚辞》的作品。但对屈原的评价、对《离骚》的评价、《楚辞》的意象分析,以及金代人对屈原和楚辞的评价,《中州集》给出了答案。

论有偿写作的困境与纾解——以元好问散文创作为中心

有偿写作是指作家受人请托撰文,并收受物质回馈的一种特殊创作形式。有偿写作涉及请托者与作者两方意愿的表达,并需接受其他读者对文章公正性的评判。物质的介入,往往给作者带来道德与技术的多重困境。金元之际,特殊的社会环境与个人身份、经历促成了元好问大量的有偿写作。对不同类型的请托者,元好问运用不同的写作策略维持有偿写作的公平性、独立性,也尽力平衡请托者、作者与其他读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优秀作家协调物质、人情与文学三者关系的深厚能力。有偿写作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有较大促动作用。

元好问的“情志观”——以《论诗三十首》为中心

元好问的论诗诗体现的“情志”观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守诚,以“诚”为诗之本,反对伪饰,提倡真情;二是求真,强调主体真体验、真感受下的“自然天成”,批驳声律的过分雕饰;三是尚雅,提倡体正风清、朴质枯淡,反对语辞俳谐、险怪晦涩;四是重气,推崇清新刚健、蓬勃恣肆的淋漓元气。

元好问海棠诗的审美特质

元好问为金元时期著名诗人,其海棠诗虽然数量不多,但却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以我手写我心,极具个人特色,给人以独特的审美感受。总的来说,元好问海棠诗的审美特质主要表现在诗人对海棠花蕾的偏爱及对海棠花叶形色的描绘,借海棠意象表达亡国之痛,抒发飘零之苦,歌咏女性之美,并将人生哲理融入诗中,发掘咏花诗的理趣之美。

元好问“野史亭”文化意蕴考论

“野史亭”是元好问存放史料之处、撰修史书之所,是元好问修史、著书的见证。这一词语在元好问诗中三出,经元代郝经写入元好问墓志、脱脱引入《金史》本传后,频繁出现在明清文人的诗歌中。在历代文人的不断吟咏中,这一意象被赋予多种意蕴,逐渐演化成修史著书、保存文化、选诗论人、评品诗文的文化符号;最后上升为一种精神,一个象征,成为以保存传承人类文化为己任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责无旁贷、忍辱负重、坚持不懈的代名词,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意象,进入中国古典诗歌的话语体系中。

元好问的家山诗与其读书信仰

元好问家乡的系舟山,在他诗中有不同称谓:小时候居住山下,就称作系舟山。避乱离乡,漂泊数十年,思念家乡,系舟山成为家乡的标志,于是称之为“家山”。山上东岩,是元好问父亲读书处,一代文宗赵秉文因而写诗称系舟山为“元子读书山”,此山就成为元氏家族文化承传的象征,“读书”也由此转化为元好问的一种信仰。

元好问对金元书法的传承作用

元好问在金亡之后对金代书法发展的成果进行了汇集与总述,其继承了金末以来发端的书法评论回归理性与书法“复古”的思想,并在其之后的讲学、交游、鉴藏等文化活动中将其“复古”“崇尚魏晋”的书法观与鉴藏观传递给其后辈书家如郝经、商挺、王恽等人,并最终对元代书法“复古”的潮流产生了影响。可以说元好问对金元两代书法的传承起到了承上启下,使之相互连接的“桥梁”作用。

从端午节诗词阙如管窥元好问的人生价值取向

端午节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历代吟咏端午节的诗歌不胜枚举,元好问亦创作了大量节日诗词,不过缺少端午节诗词。甚至在他诗论里,对伟大诗人屈原几无论及。仔细审视元好问在金元鼎革之际的人生道路,会发现其人生价值取向迥异于屈原,这应当是解答上述问题的关键。文章分析了元好问与屈原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特别是元好问的使命意识与文化信仰,并进一步探究了中国传统文学创作中不写之写的艺术魅力。

论元好问《续夷坚志》中的诗歌功能

《续夷坚志》是元好问创作的唯一一部小说。元好问在这部小说中借用诗歌编造谶言,将谶言的政治用途转向诗学理论方面。其主张诗境要奇伟壮观、明朗开阔,绝不学李贺等人的穷愁悲泣与幽冷怪异,这是谶言功能的一大转移。除此,元好问不仅依据诗歌阐明自己以道为主、多元并宗的宗教信仰,还借助诗歌真切的语言来表达内心向往的童真与天真。这就是《续夷坚志》中诗歌的三大功能,它们共同反映了元好问以诗为专门之学的人生追求。

借鉴中求超越:在唐宋诗之外求出路——元好问关于诗歌发展之路的思考

金元之际的诗学大家元好问,生当唐宋之后,探索诗歌继续发展之路,力图借鉴唐宋,折中唐宋,超越唐宋,创造沿自唐宋而不同于唐宋的具有新的时代风貌和美学特色的诗风,在唐宋诗之外,开辟诗歌发展的新路。要认识元好问这一诗学思想,需要清理和辨明一些问题,如:《论诗三十首》不代表元好问的诗学思想;元好问论诗宗旨之"诚",其概念源于理学,归趣宋学;元好问论诗所谓的"以唐人为指归",反映的却是宋诗精神等等。

元好问、严羽宋诗持论考察

金与南宋对峙,其文艺思想、诗学批评差异很大。作为当时南北诗学的代表人物,元好问和严羽对宋诗持论同中有异。其相同处表现在两人都对宋诗持批评态度,不同之处在于元好问论诗无门户之见,对宋诗的评价侧重于思想内容且较为客观中肯。严羽则门户之见森严,对宋诗批评过甚。探究两人宋诗持论差异之成因,可见其主要受文化思潮、国情时势以及自身素养等多方面的影响。

瓯北推重元遗山原因探考

"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赵翼,在其遴选严苛的《瓯北诗话》中,将少数民族诗人元好问纳入其中,体现出集史家、学者、文人于一身的作者独到的美学眼光,在元好问诗歌传播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瓯北推重元好问的原因,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客观上:一是一直受到正统文派排斥的辽金诗文,在清代得到前所未有的普遍重视,甚至封建帝王亦厕身其中;二是交往圈的影响,瓯北朋友翁方纲对遗山诗艺术风格把握独到,恩师汪由敦亦倾心遗山诗。主观上:一是元、赵二人,对史学研究有着共同的喜好;二是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们都能避开前人套路,吸收历代诗家之长,成就个人之风格,并自觉承担起诗家之责;三是瓯北在诗歌创作主张与取材方面,与遗山颇多相似之处,且他们都有学杜之倾向。

对宋词“有偏斜度的超越”:从遗山词看金词

作为金词之集大成,遗山词继承了宋词之言情传统,然又不为宋词所囿,其抒情豪迈苍凉,慷慨率直,情辞恳切,具有元氏自我面目。在体制上,元好问推尊"东坡体"而成金词之"正体",改造"宫体"而为新体宫词。在风格上,元氏既有本于苏、辛的"遗山壮词",又"不尽为苏氏余波"。究其成因,多民族文化融合不仅是金词发生的背景,更是其发展的动力,遗山词充分体现了金词对宋词"有偏斜度的超越"。

金代士人的遭遇与元好问的悲剧意识

元好问的前半生生活在金末士人群体比较活跃的时期,金亡前他已处在士人群体的中心位置。蒙古族军队的入侵给金代社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士人群体也难逃厄运,大量的士人在战争中死亡。元好问侥幸存活,但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亲友的离去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灵伤痛,而他超人的精神境界决定了他的痛苦没有停留在这一层面上,他要把整个士人群体的悲剧展示给世人。在他的《中州集》作家小传、碑记铭文、诗歌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强烈的悲剧意识,同时也可以看到他内心的孤寂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