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万古新:元好问五言诗的审美取向

元好问是金元政权更迭时期最为耀眼的一位作家,其诗歌主要以沉郁苍凉的七言丧乱诗著称。与其丧乱诗相较,元好问的五言诗审美风格又有明显不同。其五言诗在审美取向上更为清新质朴,崇尚自然,主要体现为诗歌内容上对山水田园的亲近、诗歌风格上强调天然淳朴的性情,以及诗歌境界上流露出的达观淡泊。元好问这种追求质朴浑成的五言诗审美取向,为唐以后的五言诗史作出新的审美贡献。

“粹然一正”与郝经的“风雅”诗学——从《遗山墓铭》对元好问诗作的评价说起

“粹然一正”是元代批评家郝经诗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既是对元好问诗作的一种评价,也潜含于郝经其他诸篇诗论中,与风雅、雅正相关联,共同构成其对“风雅”诗学的传承与弘扬。面对金元战乱冲击和传统文化的断裂,文化救世是当时士人群体的选择,郝经以宗经为本力倡“性情风雅”说,批评萎坠浮艳“尽有作为之工”的诗风,突出体现了元初北方之学以及诗文审美的变革。

刘勰与元好问创作观的相似性析微——以《文心雕龙》和《论诗三十首》为考察中心

刘勰与元好问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文心雕龙》与《论诗三十首》亦震古烁今。生逢朝代更迭之际,二人皆有匡正文风之心,创作观亦存在相似之处。一则刘勰“修辞立其诚”观与元好问“以诚为本”观皆对创作者的道德、情感作出要求;二则刘勰重道和宗经,元好问明辨正体和伪体,二人皆推崇合乎中庸的“雅正”风尚;三则刘勰与元好问皆力主骨峻风清、刚劲健直的“风骨”之美。使用联系与比较的方法探讨跨文体、跨时代的文论观,对刘勰研究、元好问研究及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皆有参考意义。

元好问《东平府新学记》解析

元好问《东平府新学记》一文是金国灭亡后儒家文化在北方世侯的保护下逐渐恢复的时代大背景下写就的。元好问在《东平府新学记》中首先指出了东平府学在唐宋金历史上一脉相承,在金国时有过辉煌的办学成绩,东平府“不替问学,尊师重道”的地方风俗强大。将风俗提升到国家元气的高度,体现了元好问独特的文化历史观。在当时,东平府学既是州学,也是孔府家塾,还暂时扮演了太常寺的功能。东平府学培养了元朝第一批重要的文人官僚,并使东平率先成为了大蒙古国及元朝的文化高地。文章最后讨论杀身之学与异端杂学的种种表现。总之,该文是体现元好问文化立场的重要文章,值得认真研究。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被曲解的“曲学”

历来对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曲学虚荒小说欺”一句的“曲学”释义有二,一是乡曲之学,二是曲艺之学。前者更贴合词义语境和元好问的文学观。产生曲解原因有二:从内部文体特征看,曲体存在“虚荒”“俳谐怒骂”等美学特性;从外部社会条件看,金元之际曲唱艺术发达,不少文人采曲入诗,致使诗歌由雅变俗。为了解开误读,可从“曲学”词义衍变与元好问的曲学成就两方面考察。首先,“曲学”词义突变始自明代曲话,金元时期该词并无指代剧曲、散曲的相关用法,元诗属孤证。其次,元好问不仅首度变词为曲,有元曲开创之功,又善于自制曲,其本人不太可能有为张目诗学而贬低曲学之举。

借鉴中求超越:在唐宋诗之外求出路——元好问关于诗歌发展之路的思考

金元之际的诗学大家元好问,生当唐宋之后,探索诗歌继续发展之路,力图借鉴唐宋,折中唐宋,超越唐宋,创造沿自唐宋而不同于唐宋的具有新的时代风貌和美学特色的诗风,在唐宋诗之外,开辟诗歌发展的新路。要认识元好问这一诗学思想,需要清理和辨明一些问题,如:《论诗三十首》不代表元好问的诗学思想;元好问论诗宗旨之"诚",其概念源于理学,归趣宋学;元好问论诗所谓的"以唐人为指归",反映的却是宋诗精神等等。

元好问、严羽宋诗持论考察

金与南宋对峙,其文艺思想、诗学批评差异很大。作为当时南北诗学的代表人物,元好问和严羽对宋诗持论同中有异。其相同处表现在两人都对宋诗持批评态度,不同之处在于元好问论诗无门户之见,对宋诗的评价侧重于思想内容且较为客观中肯。严羽则门户之见森严,对宋诗批评过甚。探究两人宋诗持论差异之成因,可见其主要受文化思潮、国情时势以及自身素养等多方面的影响。

瓯北推重元遗山原因探考

"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赵翼,在其遴选严苛的《瓯北诗话》中,将少数民族诗人元好问纳入其中,体现出集史家、学者、文人于一身的作者独到的美学眼光,在元好问诗歌传播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瓯北推重元好问的原因,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客观上:一是一直受到正统文派排斥的辽金诗文,在清代得到前所未有的普遍重视,甚至封建帝王亦厕身其中;二是交往圈的影响,瓯北朋友翁方纲对遗山诗艺术风格把握独到,恩师汪由敦亦倾心遗山诗。主观上:一是元、赵二人,对史学研究有着共同的喜好;二是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们都能避开前人套路,吸收历代诗家之长,成就个人之风格,并自觉承担起诗家之责;三是瓯北在诗歌创作主张与取材方面,与遗山颇多相似之处,且他们都有学杜之倾向。

对宋词“有偏斜度的超越”:从遗山词看金词

作为金词之集大成,遗山词继承了宋词之言情传统,然又不为宋词所囿,其抒情豪迈苍凉,慷慨率直,情辞恳切,具有元氏自我面目。在体制上,元好问推尊"东坡体"而成金词之"正体",改造"宫体"而为新体宫词。在风格上,元氏既有本于苏、辛的"遗山壮词",又"不尽为苏氏余波"。究其成因,多民族文化融合不仅是金词发生的背景,更是其发展的动力,遗山词充分体现了金词对宋词"有偏斜度的超越"。

金代士人的遭遇与元好问的悲剧意识

元好问的前半生生活在金末士人群体比较活跃的时期,金亡前他已处在士人群体的中心位置。蒙古族军队的入侵给金代社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士人群体也难逃厄运,大量的士人在战争中死亡。元好问侥幸存活,但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亲友的离去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灵伤痛,而他超人的精神境界决定了他的痛苦没有停留在这一层面上,他要把整个士人群体的悲剧展示给世人。在他的《中州集》作家小传、碑记铭文、诗歌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强烈的悲剧意识,同时也可以看到他内心的孤寂和痛苦。

论诚斋体在金代的际遇

诚斋体传入金源是南北文学交流的重要现象。入金后 ,诚斋体经历了由受人喜爱到受人冷落的转变 。

论韩愈对元好问的影响

元好问论诗推崇"中州英雄气",追慕韩诗雄健高古的风格。其五古、七古多追摹韩愈,并善于烹炼百家,能融汇李白、杜甫、苏轼等人的优长于一炉,形成他清雄顿挫、奇崛而不雕镂、巧缛而去绮靡的诗歌新境界。

元好问与严羽弃宋宗唐诗学比较

对宋诗的批评,元氏从"风雅正体"着眼;严氏从"别材别趣"着眼。关于纠正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弊端的措施,元氏主张开阔视野,写真景,咏真情;严氏主张学习盛唐诗歌,重在"兴趣"。在宗唐方面,元氏不分时段,继承面广,侧重于表达的内容,对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多选中、晚唐诗也予肯定,对韩愈诗推奖甚力;严氏划分时段,独推盛唐,侧重于内容的表达,对王安石诗选、韩愈诗作极为不满。

元好问的文艺思想与金元之交的文坛

元好问是金末伟大的诗人 ,元初文坛上一代宗师 ,他追求真诚自然 ,文、道合一的儒家诗教理论 ,形成“以诚为本”理论体系。这一理论的形成是民族文化交融 ,南北文学交汇的结晶 。

稼轩词的北归及其走向——兼论元好问在其中的作用

金代后期,部分稼轩词作通过非公开途径传回北国,被元好问推举为北方词坛的新高标。元好问侧重继承稼轩以诗为词、借词留连光景、感慨时事等取向,于稼轩抗金报国情怀不予置评,于稼轩豪放词风亦少有继承。此后,白朴得遗山衣钵,耶律铸侧重借鉴稼轩词咏物、留连光景,失之片面,至王恽始能大力表彰其忠义大节,北方才有了完整意义上的稼轩词。

元好问在东平的活动及对文化的贡献

元好问在东平的交游、执教活动 ,不仅推动了雅俗文学的交融 ,开启了元明清俗文学发展的新风 ,而且培育了大批的元初栋梁之材 ,推动了以儒治国的进程 ,推动了元蒙上层建筑的发展。元好问在东平的活动对金末元初的文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唐诗鼓吹》选者辨析

《唐诗鼓吹》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唐代七言律诗选本,关于其选者,至今却无定论。一般认为是金末元初大诗人元好问所选,但明杨慎、清沈德潜、罗汝怀等认为选诗不佳,故否定选者为元好问;清施国祁则认为是元好问之师郝天挺所选;《四库全书总目》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认为“不著编辑者姓名,据赵孟序称为金元好问所编,其门人中书左丞郝天挺所注”。笔者对这些说法加以辨析,基本论定《唐诗鼓吹》为元好问晚年所选。

再谈《敕勒歌》和斛律金无关

学界近千年来的看法是:《敕勒歌》同斛律金有关。区别在于。在古代,或认为是他“作”,或认为是他“唱”;在现当代,绝大多数人认为是他所“唱”,只有个别的才认为是他“作”的。上述看法无不出于对史书原文的误解、曲解或盲从。以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七作为旁证,证明“本天然”的北朝民歌《敕勒歌》同斛律金所唱“慷慨歌谣”无关。

从《诗文自警》看元好问的散文审美理论

《诗文自警》辑佚十五则,系统地反映了元好问的散文审美理论。儒家的"中和"思想是元好问散文审美理论的基石,"不随人后,自成一家"是元好问散文审美的创新追求。在立意与遣辞的关系上,元好问凸显"意"的表达。同时他运用辩证的思维方法,处理散文写作艺术技巧问题,提出许多精辟见解,表达独到的散文审美接受理论。

元好问碑志文分类研究

元好问的碑志文,收入《元好问全集》的共99篇,以传主身份为标准,可以将其分为名臣、名将、良吏、名士、僧道、其他等6类。在碑志文的创作中,元好问结合传主的身份,撷取人物生平行状事迹的主要方面详细描摹刻画,突出了人物值得颂扬的品行才学和成就建树,蕴含了作者丰富的情感和独特的审美追求,具有极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