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叶燮《原诗》中对沈约人品、诗品的评价

叶燮在《原诗》中批评沈约心胸狭窄,“闻人一善,如万箭攒心”,又对其诗歌极力贬低,“几无一首一语可取”,这样的“英雄欺人之语”过于片面。考察“万箭攒心”之说,最早来源于唐人李冗的《独异志》,其书专记神仙鬼怪,逸闻稗史,实不足信。至于沈约的诗品,也绝非叶燮所言,历代诗论家多有客观评价,且沈约提出的“四声八病”之说,为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可见叶燮对于沈约的评价,是有待商榷的。

《全元诗》诗人小传勘正及补充

杨镰主编的《全元诗》诗人小传中,部分诗人籍贯的古今地名对应不当或籍贯不详或简介有误。经考证,元代诗人白华为山西忻州河曲县人,宋远为江西吉安新干县人,张公直为山东邹平长山县人,姚楚山为湖北省广济人,并补充诗人周润祖籍贯为浙江临海人,黄异为江西九江都昌县人,小传对李淦的简介与元朝史实有一定出入。

关于叶燮《原诗》笺注的几个问题——《原诗笺注》前言

叶燮《原诗》作为古典诗学的重要文本,迄今虽已有两种评注本,但在还原其诗学语境,揭示其话语背景——大背景是明末到康熙前期的两次宋诗潮带来的唐宋之争,小背景则是吴中地区叶燮与汪琬两家讲学宗旨不同带来的诗学之争——方面,还有不少工作可做。文章就笔者笺注所及诸问题,对《原诗》整理的要点和体例作了说明,同时对学界关于《原诗》写作过程及理论渊源的新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普济消毒饮古代文献考证与分析

搜集有关普济消毒饮的中医古籍文献,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普济消毒饮的历史源流、药物组成、组方原理、剂量炮制、主治病证、用法等进行统计分析。经筛选得到普济消毒饮相关古籍文献235条,涉及中医古籍139部。普济消毒饮源于《东垣试效方》,由黄芩、黄连、人参、陈皮、玄参、甘草、连翘、牛蒡子、板蓝根、马勃、僵蚕、升麻、柴胡、桔梗14味中药组成,主要功效为清热解毒、疏风散邪,主治为上焦热盛所致的大头瘟等疾病。在涉及药味炮制的76条文献中,以甘草最多,多为生(44/45);其次为僵蚕,多为炒(38/44);黄连、黄芩多为酒炒(28/40、24/37);用法上以煮散剂为主,自明末剂型逐渐转变为汤剂。通过数据挖掘整理、系统分析记载普济消毒饮的中医古籍文献,为古代名方的临床应用和现代制剂研发提供参考。

论叶燮《原诗》的创新性

清代诗论家叶燮的《原诗》在中国古代诗学批评史上,影响深远。作者对《原诗》中诗论的创新性和局限性进行分析,并主要通过"理事情——才胆识力说","变而不失其正"的诗歌发展观,"定位——虚名"的法的认识三方面对《原诗》的创造性价值进行一定的揭示。

论叶燮《原诗》美学思想

从美学角度审视,叶燮是时下公认的大家,历来论述颇多。全面客观认识叶燮《原诗》的美学思想,须结合清初背景从"理、事、情","活法"等方面进行评述。叶燮的美学思想之所以不能影响乾嘉学人,与清初的文化大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再论“神农得茶解毒”

关于茶叶起源的“神农得茶解毒”说《本草》引文以往学者多将其溯源到清代的《格致镜原》,实则该说在明正统九年(1444)陈华刻本《事物纪原》中即已出现。在明代“废团兴散”饮茶方法改变的背景下,《事物纪原》的校正者赵弼删去宋代的茶类事条旧文,并重新撰写了“茶”条。该条下,作者结合《淮南子》与《茶经》中关于神农的记载创造了“神农得茶解毒”说《淮南子》引文。此后明代万历年间徐炬所撰《古今事物原始》一书中又将引文出处从《淮南子》改为《本草》。“《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这一引文至此正式诞生。

略论《元史》在朝鲜王朝的影响

明官修《元史》东传至朝鲜王朝,不仅成为明、鲜两国“宗藩体系”正式确立的重要象征,且朝鲜君臣大多自觉从中获取资治之道和理政经验。《元史》客观上对朝鲜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科技、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一定影响。通过反观朝鲜王朝对《元史》“受容”和“回应”的“过程”,有助于对中国典籍在朝鲜半岛传播的方式获得相对深入的理解。

陕西西安南郊隋施睿墓发掘简报

2021年3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配合基建中发现隋施睿墓。墓葬形制保存基本完整,随葬器物丰富,为研究关中地区隋代墓葬及随葬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文苑英华》选录杜诗底本溯源--以异文为中心

宋初官修总集《文苑英华》所选录的杜诗与通行杜集间存在诸多异文,包括字序调换、语词改易、诗句变更等。大量异文显映出其所据杜诗底本的独特性。经比勘可知,《文苑英华》与九家本、分门本、百家本等北宋诸种杜集非出同源,而二王本较特殊,王洙搜罗的文献中可能存在与《文苑英华》底本相同或近似的杜集。同时可排除蜀本杜集、樊晃《杜工部小集》、孙仅《杜甫集》、杂编杜集以及吴若本所参杜集为《文苑英华》底本的可能。若从文献编纂的过程来看,《文苑英华》编修时曾采辑前代类书,顾陶《唐诗类选》可能为其重要参本之一。《文苑英华》成书早于杜集祖本二王本,在杜诗结集过程中占据关键地位,对其底本的追索有助于寻绎早期杜集文本的原貌。

地域总集视域下的女性书写价值——以清代女诗人路凌波为例

女诗人路凌波的一生可划分为四个时期:少年时悠闲无忧,青年时相思哀愁,中年时困苦悲痛,老年时洒脱淡然。具有艺文志性质的清代陕西三原地域诗歌总集《原献诗录》收录其诗作50首,借此现象可以观察地域总集中女性书写的文化价值:既是明清时期主流话语对女性评价标准渐趋多元化的标志,也意味着女性历史书写的个体化趋势正在逐渐增强。路凌波能够以女塾师的身份教授男性弟子,亦象征着清代关中地区女性生存空间的拓宽。在书写方式层面,路凌波的诗歌创作则展现出地域总集中女性书写的文学价值:纯正的旨趣与音韵的美感。

从《醒世姻缘传》看明代男子巾子作用及特性

巾子是首服的最初形态,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演变;明代是中国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通过《醒世姻缘传》这本小说对明代男子巾子的作用及特性有一个直观地了解,能够从侧面明白明代社会风貌与风俗,对汉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具有一定意义。通过文献研究法、图像法,结合明代著名世情小说进行研究,发现巾子是明代男子必备的装饰物、象征之物、实用性社交礼仪之物等,有美好寓意、创新和僭越等特性。通过研究明代男子巾子的作用及特性来研究明代当时的社会风貌,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首服文化制度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论袁宏道《潇碧堂集》对苏轼的接受

在明代轻视宋诗的大背景下,袁宏道推崇苏轼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袁宏道《瓶花斋集》《潇碧堂集》等文集都可以反映出袁宏道对苏轼的接受。《潇碧堂集》作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是袁宏道柳浪乡居时期的诗文结集。柳浪乡居期间,袁宏道与苏轼产生了更深的精神联系,这段时间也是袁宏道接纳和学习苏轼最重要的时期。袁宏道对苏轼的接受影响到了苏轼诗文在晚明文坛的流行,进一步又影响到了明末清初宋诗风气的兴起。

浅析叶燮《原诗》的“变”

叶燮《原诗》在对各代诗歌创作的兴衰、正变的叙述中力主"变","变"凝聚了叶燮对中国诗歌发展的总体性认识和哲理性思辨。

模仿说还是表现论——西方文论视角下的《原诗》诗学内核

清朝学者叶燮的《原诗》是一部有理论体系、思想价值与时代特点的诗歌理论著作。在进入西方文论视域中研究者的接受视野的时候,针对其抽象的诗学理念,应当以古希腊"模仿说"还是以艾伯拉姆斯倡导的"表现论"为视角进行解读,亦或是通过两者理论的融合,来把握叶燮诗学体系中视本体论与创作论并重的内核。如何通过"理、事、情"的英译来考察不同研究者对其含义的理解?通过研究上述问题,能够体现出在他者的文论视角中,中国古代文论在传播过程所携带的广阔的解读空间及其对中西文化交流对话的启示。

从“清夏斋”到“清夏堂”——圆明园工字殿装修与室内格局的转变

清夏斋是嘉庆时期圆明园绮春园重要的建筑之一。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保留了其道光时期工字殿清夏斋和同治时期前后殿清夏堂的建筑图样、装修图样和略节等营造史档,支持对建筑形制和室内格局的探讨。本文通过综合解读相关营造史档,梳理前后两时期建筑和装修的特征及相关工程,依据清代匠作则例解读装修布局及室内空间格局,探讨两时期装修构建的空间特征及其背后的原因。

从“碧瓦初寒外”看宇文所安解读《原诗》之不足

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一书中对叶燮《原诗》所引杜诗"碧瓦初寒外"的解读有不妥之处,具体表现在:对《原诗》中相关问句的理解有误;没能把握"碧瓦"一词的指代用法;未能揭示出此句的"理"之所在;部分论述有断章取义之嫌,做出了不当的引申与发挥。

论叶爕的《原诗》及其诗歌理论

清初诗学理论著作汗牛充栋,但真正称得上系统性的则凤毛麟角,大多数理论围绕一两个关键词转,而叶爕的诗学著作《原诗》则不同,它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大体可以分为本原论、正变论和创作论三个部分。本文主要就是论述叶爕《原诗》的诗歌理论体系。

论叶燮《原诗》对梅尧臣诗歌的评点

叶燮对于宋诗的评价,诗史视野开阔,论辩意识独特,可见宋诗在明清时期的接受研究。在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中,宋诗研究牵涉到的赞誉与批驳,引起了学者格外的关注和研究,以致使之成为与唐诗研究并分对立的文坛盛藻。宋诗发展之初的弊端廓清,实则始于梅尧臣有意为之的诗体革新,梅尧臣与宋诗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梅尧臣的诗歌意识,使得宋诗更为宋音,奠定了宋诗近千年的艺术魅力。从宋诗研究的境域,以叶燮《原诗》的评点为基础,管窥梅诗的艺术价值,予以恰当的认可。

譬喻论诗——论叶燮《原诗》的说诗方式

叶燮《原诗》多采用譬喻论诗。凡山川动植,人事万象,都被纳入其批评话语之中,造成其论诗"词胜于意"、"纵横博辨"之特色。其以喻说诗,抓住了本体与喻体之间的微妙关联,使其诗学理论在得以充分表达的同时,还具有诗意言说的意味。诗学批评传统及对话体的论说方式保证了其以喻论诗的可能与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