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洪武时期胥吏任官状况论述

朱元璋对官府中的胥吏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见,但因为开国初期科举人才的缺乏,也由于朱元璋不拘一格的用人路径,使他从胥吏中选拔了很多人才,这在明朝其他时期是不曾有的现象,这些人官居要职且有惠政,对明初经济恢复发展、政局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朱元璋在任用胥吏的同时,十分注重对他们的教育和制度约束,然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这些措施收效甚微,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胥吏的贪腐问题。

辽太祖与元太祖侍卫亲军比较分析

辽太祖的腹心部(皮室军)和元太祖的怯薛军在契丹政权和蒙古政权形成及其帝国发展中的重要性是草原侍卫亲军所共有的特质。由于职掌差异、侍卫高官与君主不同的主仆从属关系导致两者于君于国的重要性渐有不同,职能亦异;在帝国形成和发展中的不同作用直接影响到皮室军和怯薛军的发展道路和吸纳精英能力。最终皮室军逐渐退出权力核心成为比较纯粹的军事组织,怯薛成为政治活动中的中枢组织。

蒙古部祖元皇帝与太祖元明皇帝考

12世纪出现了蒙古部首领祖元皇帝与太祖元明皇帝,祖元皇帝即合不勒汗,“元明”即屯必乃汗之名,是古代突厥语tun(元)bilga(明)转入蒙古语中后的讹化音。蒙古部改元“天兴”,是指他们在蒙古部内部称汗,或为宣称脱离辽朝和金朝统治的一种表达方式,但绝非汉语语境下的“改元”。天兴即蒙元皇帝圣旨套语mongke tngri-yin kücün-dür, yeke suu J ali-yin ibegen-dür(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的简略译法。为区别于12世纪前中期的“蒙古国”(Mongγol Ulus),成吉思汗名其创建的国家为“大蒙古国”(Yeke Mongγol Ulus)。

明太祖“易名史”考——兼议明朝开国史料的使用问题

明朝国史仅记明太祖“讳元璋”,而太祖旧撰之《朱氏世德碑》,透露了他“重八”的初名。但在各种明清典籍中,重八之名从未与太祖直接挂钩,也不知他何时更改雅讳。然而“元璋”的御名定于明朝建国前夕,是可以考知的。明代后期出现了几个太祖的“曾用名”,从其出现的时代以及相关记载的史源关系上考察,可知:“兴宗”之名当存疑,“元龍”之名不可信;这些名字可能皆出自民间想象,是民众参与明太祖形象构建的产物。对明太祖“易名史”的考察,引出了明初史料的可信性问题,对于较为特殊的明朝开国史料,应放在相关的史料系统中,梳理其源流关系,以断其真伪,不可不加考辨地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