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买办政权还是资产阶级政府？--1912～1915年北京政府性质新议

1912-1915年间的北京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而不是封建买办政权。第一，北京政府虽然实行总统独裁制度，但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政体的一种形式，只不过更趋保守而已。第二，不少资产阶级的著名人物参加了北京政府，在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北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措施和法令法规，这些政策、法令、法规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因为北京政府的政策、法规、法令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得到了资产阶级的拥护。第四，执政的北洋集团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属于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

挽救共和之道——1914-1916年间张东荪政治思想论析

"二次革命"后,共和前途岌岌可危。进步党国会派与国民党温和派积极寻求遏制政局倒退的办法。期间,为联络各派力量,共同致力于反袁专制、挽救共和,张东荪到处奔走,穿梭于两党之间,成为政论界的活跃人物。他参与创办了多份杂志报刊,激烈抨击袁世凯的独裁专制与复辟帝制,同时从学理角度检讨国民、进步两党的政治立场与主张,探讨共和政治建设之路。张东荪所倡导的"有形对抗力"论及"第三者"的联合,成为温和共和派联合维护共和的理论根据;他对"地方分权"及联邦制的论述,在当时也颇受注目,集中反映了共和温和派对挽救共和途径的思考与努力,也由此确立了他在政论界"政学泰斗"的地位。在反袁帝制运动中,张东荪毅然放弃和平改造的立场,以更激烈的态度与袁氏对抗,并成为武力反袁的旗手之一。

熊希龄与热河行宫国宝失窃案关系论析

1913年底,民国各报纸刊登的热河行宫国宝失窃案轰动一时,学界关于该案,多认为是袁世凯借此设计逼迫熊希龄在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和解散国会上副署,从而达到以党杀党的目的。但事实证明,熊任热河都统期间存在私自挪用部分宝物等失职行为,但未参与盗宝并据为己有。1914年报纸热议此事并非受袁世凯指使。郑延玺的回忆录在时间点上不具备说服力证明盗宝案受袁操控。熊内阁垮台是民初复杂的政治形势所致。

袁世凯政府对中华革命党的侦缉与策反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等人流亡海外组建中华革命党,举起革命低潮下的讨袁旗帜。以革命的对手方为着眼点,此时袁世凯政府采取的侦缉与策反的政治策略,是孙中山实现革命理想的障碍之一。袁世凯政府针对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的相关行动呈现着武力镇压、刑事侦缉、策反与招抚等阶段性特点,反映出彼时国内外政治波谲云诡的剧变,以及袁世凯政府与中华革命党之间因时因势而变的政治较量。这对重新认识孙中山等党人的革命活动和中华革命党的真实面相具有重要意义。

严复与袁世凯关系释论

关于严复和袁世凯的关系,学界关注很少。事实上,严复和袁世凯交往的二十多年,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民初政坛风云的起伏,严袁之间的友谊和纷争,深刻反映了那时社会文化的变迁,也透视出严复的政治追求及其对袁世凯的整体认识。严复倾心袁世凯,既是个人好恶,更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

试论晚清时期袁世凯幕府的特色

与晚清时期其他幕府相比,袁世凯幕府具有如下几个重要特色:人员来源广泛,极强的实践创新能力,娴熟的社会交际能力,对幕主的绝对效忠。之所以形成这些特色,是由于清末变革的时代给幕府人员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同时也由于袁世凯的政治需要和幕府人员的积极主动意识。

王锡彤与袁世凯父子

王锡彤与袁克定为结拜弟兄,袁世凯与王锡彤也亲如家人。王锡彤参与袁家机要,出谋划策,深得袁氏父子的信任。王锡彤以他几十年连续不断的日记,为我们记录了很多历史细节,对于研究袁世凯及其家族,相当重要;对于研究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也相当重要。

袁世凯治蒙政策刍议

民国初期 ,蒙古地区处于严重危急局面。袁世凯当政之后 ,采取种种羁縻笼络和软硬兼施手段 ,初步稳定了内蒙古局势。又通过谈判等手段 ,至少在形式上恢复了中国在外蒙古和呼伦贝尔的主权。随着内外局势的缓和、稳定 ,他又开始推行放垦、改省 (设特别区 )等政策 。

袁世凯与清末留学热潮

袁世凯在清末力主废除科举,倡导留学,选派和资助学生出国留学,重用归国之士,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末留学热潮的出现及近代留学教育的发展。

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诸问题

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三年是晚清史上的重大事件,但由于后来的一系列政治变化,袁世凯"开缺"的真实原因逐渐被遮蔽,"回籍"、"养疴"的真相也越来越模糊。其实,如果仔细排比新旧史料,重现当年历史场景,很容易发现传统说法具有很强的政治暗示,属于政敌或不明真相者有意无意的歪曲、抹黑。而袁世凯及其部属、友朋后来又因为"帝制自为"等因素,也不便为其辩诬,将错就错,铸就了人们所熟知的袁世凯形象。其实,袁世凯"开缺"没有那么多阴谋,他离开北京返回故里的故事更没有传统描述的那样扣人心弦。"养疴"期间,袁世凯并不是被禁锢,他一方面安心养病,操持实业,另一方面与朝野各界保持着必要的联系,这也为他后来的再度出山埋下了伏笔。

袁世凯与清末官制改革

官制改革是清末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为敏感的部分。因为它既涉及到权利再分配问题,也关系到所有在职官吏的切身利益,同时又受到传统文化和传统政治制度、理论观念的深固影响,因此改革必然会引发各种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和对立。袁世凯在清末政局中的特殊地位,使其在官制改革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他的态度随着既得利益的损益而前后有所变化。同样,袁世凯的举动也引起了清廷的猜疑和担心,双方矛盾日趋激烈。而这一切又直接影响了改革的进程和面貌,甚至王朝之前途与命运。

袁世凯与周学熙关系考因

袁世凯与周学熙关系一度十分密切 ,相互信赖 ,探析其原因主要从两个方面 :一是客观原因 ,传统的世交和姻亲关系 ;二是主观原因 ,两人的思想相通 ,经济利益相关 ,以及周学熙的个人素质 ,袁世凯的知人善用。正是这些原因构成两人紧密关系的基础 ,成就了袁世凯———周学熙集团的形成发展。

袁世凯与山东义和团

袁世凯履任山东巡抚之后,基于对强敌构衅侵权、时艰方殷的认识,怀着遵守约章、避免列强借口出兵入境以保全自有之权的想法,震慑弹压义和团,劝谕教民反教,押护洋人出境,使山东义和团的活动渐趋平静。作为肩负守土之责的封疆大吏,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袁世凯对形势的认识和应对举措,稳妥适当,尽职尽责,应该说是晚清中国社会救国保国的正确选择。

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教育思想初探

从袁世凯教育改革思想的产生及其废除旧科举、倡导新教育等内容进行较全面的论述 。

严修与袁世凯家族的友谊

袁世凯对严修非常敬重,请严总理直隶学校司。严开拓进取,使直隶教育为各省之冠。清廷新设学部,袁荐严任侍郎。袁任总统,复请严为教育总长。袁氏诸子拜严为师。筹安会起,严进行了忠告。袁世凯死后,严与袁家仍长期保持友好往来。

袁世凯、张之洞与北洋、湖北新军异化比较研究

清末新军以北洋新军和湖北新军实力最为雄厚。但后者中的革命士兵倒戈打响了辛亥首义的枪声,前者成为袁世凯威逼清室、胁迫革命的私人工具。从袁世凯、张之洞的个人因素来看,袁、张不同的练兵动机导致了迥异的治军之道,进而形成两军相去甚远的内在素质,最终决定了两军不同的政治取向。

论袁世凯的官为商助思想

在袁世凯的经济思想中 ,官商合作即官为商助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表现有二 ,一是扶持周学熙近代工业企业集团以为示范 ,二是扶持近代民族资本蓬勃发展以增强国力。晚清中国饱受外国资本的侵略与冲击 ,在这种困难情形下 ,脆弱的民族资本单枪匹马地发展 ,其困难可想而知。因此 ,具有近代意识、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过程中的开明官僚的帮助 ,是十分必要的。官为商助 。

洪宪帝制前袁世凯与部属的关系——兼论袁世凯的用人术

袁世凯知人善用,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地提拔和笼络了一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人才,使之成为自己的部属,辅佐其统治。但实质上他用人是以利益关系为转移的,靠金钱利诱和个人交情等手段来笼络,一旦其部属与其利益不一致或危及到他的利益,就对部属行排挤和猜忌之术,而不管以前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密切和融洽。袁世凯的用人术有开明的一面,同时又有浓厚的狭隘性。由此还可以透视出袁世凯集团的团结是基于一种纯利益关系,袁世凯集团最终分裂亦肇因于此。

吴长庆与袁世凯关系述论

吴长庆是淮军名将、儒将,是1882年中国军队成功平定朝鲜壬午兵变、稳定朝鲜社会秩序的军事统帅。吴长庆与袁世凯叔祖袁甲三、嗣父袁保庆及袁世凯本人有着三代世交关系。青年袁世凯投军吴长庆部,受到吴长庆的特别关照和精心培养,脱颖而出,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青年将领。吴长庆与袁世凯关系密切,袁世凯对吴长庆的恩情铭记在心。

袁世凯与清末政治近代化

在清末政治近代化过程中,袁世凯积极投身其中,与张之洞、周馥联衔上奏立宪,支持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参与官制改革,推动资政院设立,在直隶搞地方自治。其活动客观上推动了清末政治近代化,在中国近代产生了重要影响。